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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ASTERN FORUM—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No. 3, 2022
关 爱 和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摘□要：后五四时代，中国大学的学术发展日新月异，大学成为民族精神培养和新知识、新学术生产传播 的重要载体。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陈寅恪希望中国学术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从而把谋求本国学术独立，变为清华乃至全国大学的共同责任。他个人的学术发展，经历了由“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向隋唐政治制度史，再向元白诗及明清弹词诗歌的文学研究的转换。陈寅恪的大部分著述，完成在抗战流亡时期和双目失明之后。陈寅恪用顽强的生命意志和巨大的学术贡献，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关键词：陈寅恪；学术取向；学术精神死猪江葬
中图分类号：I206.6；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2）03-0030-31
阵容称盛一时。但好景不长，随着1927年王国维、1929年梁启超相继去世，陈寅恪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略显孤独的掮旗人与担纲者。1929年下半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撤销，陈寅恪改就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撤销，主要与清华升格为大学后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有关，也与中国现代学术由“疑古时代”转向“释古时代”的发展进程有关。1931年，陈寅恪在《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上发文《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明确提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陈寅恪认为：吾国学术独立，需要新发明之学理，新出版之图籍，更需要新人才之培养。大学的史学教育，在中国史料发见渐多的时代，需要可胜任本国通史、一代专史的讲授者；大学的文学教育，需要在以创造文学为旨归外，产生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文化的精品力作。陈文最后强调：吾国学术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a。陈寅恪谋求国家学术独立的学术自觉，在1930年代的中国，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它赋予大学以更强烈的学术使命感，成为疑古时代走向释古时代的思想旗帜，影响着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从国学研究走向历史学、文学研究的陈寅恪，在清华度过了十年最心无旁骛的教书与研究生涯，而渐次步入学术的高峰时期。1937年的日军侵华战争，打破了陈寅恪安稳与平静的大学生活。父亲陈三立的突然去世与清华的逃亡办学，使陈寅恪没有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学术现代化进程研究”(21＆ZD26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关爱和，男，河南汝南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网络数据库
a 陈美延编：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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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学术取向与文学研究（上）乙酸正丁酯
间医治因视网膜脱落而引起的右眼失明。之后在长沙、昆明、成都等地流离失所、缺医少药的逃亡生活，又导致1944年12月其左眼失明。处于学术巅峰，刚刚55岁的个体生命，从此进入无法自主阅读，无法生活自理的人生困境。陈寅恪在双目失明后生命存续的25年间，虽屡屡有“旧学渐荒新不进”a 的懊恼，有“身世真同失水船”b的嗟叹，但始终执着于自由独立理念，教书著述不辍，以生命燃烧的方式，为师道垂范，为学术续命，创造了现代学术史上的学术奇迹。
上篇：学术取向
家族家世与晚清记忆
1965年夏至1966年春，陈寅恪撰写平生最后之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记述三代家世家学及个人对晚清同、光、宣政局的记忆与理解。其叙先祖陈宝箴、先君陈三立事云： 先祖仅中乙科，以家贫养亲，不得已而就末职。其仕清朝，不甚通显，中更挫跌，罢废八稔。
年过六十，始得巡抚湖南小省。在位不逾三载，竟获严谴。先君虽中甲科，不数月即告终养。戊戌，一并革职。后虽复官，迄清之末，未尝一出。然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c 道，1883年在浙江按察使任上时，因在河南处理过的王树汶案案情有反复，获咎降职，1890年复出任湖北按察使。陈文中“罢废八稔”即记此事。陈宝箴后任湖北布政使，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得以共事多年，深得张之洞信任。辗转任职多处后，1895年9月，升任湖南巡抚。陈寅恪之父陈三立1889年成进士，授吏部主事，随即请假回籍侍亲武昌，后转至长沙辅佐陈宝箴湖南新政，办报纸，开学堂，兴实业。湖南新政因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物的参与，一度成为地方维新的典范。1898年9月21日，戊戌发生，六君子被杀，陈宝箴以“滥保匪人”被革职，永不叙用。陈三立以“招引奸邪”罪名被一并革职。湖南成为戊戌唯一受到惩处与清算的省份。陈宝箴携全家及夫人灵柩乘船归至南昌，将夫人灵柩埋葬于西山，陈宝箴于墓旁筑室而居，曰“崝庐”。陈三立则率全家到南京居住。次年陈宝箴在西山以微恙去世。南昌西山《水经注》作散原山，陈三立遂以散原为号，从事诗文写作，有《散原精舍诗文集》行世，成为晚清民国诗坛的代表性诗人，后虽获复官，而终不复出。
陈宝箴去世的1900年，陈寅恪11岁。陈寅恪祖辈、父辈所经历的生命曲折与党锢之祸，给后来治史学文学的陈寅恪以巨大的影响。陈寅恪对晚清历史的理解感受，自然与他人不同。这些特殊的经验，潜移默化于他对政治生活与学术认知中。
《陈寅恪集·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0页。
a 陈美延编：
《陈寅恪集·诗集》，第72页。
b 陈美延编：
《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87—188页。
c 陈美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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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情感参与历史研究所可能带来的不客观，陈寅恪有足够的警惕。1945年陈寅恪双目失明在成都医院时，燕京大学研究生轮流值班，其中一位叫刘适（石泉）的学生，因为值夜班时听陈寅恪讲授家
世家风，加之对中国近代史的兴趣，成为陈寅恪唯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生。陈寅恪告诉刘适：“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a陈寅恪不研究晚清，是怕情感参与影响历史客观。但对晚清历史中与陈宝箴、陈三立命运的有关记忆，却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同样是在1945年，陈寅恪因读吴其昌《梁启超传》，而触发了藏在心底的风暴。其《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提出与戊戌有关的三个重要话题：
一是戊戌之记述，有待考证澄清。梁启超弟子、武汉大学教授吴其昌在抗战逃亡途中坚持写《梁启超传》，未及完成，呕血而死，甚为可惜。而吴其昌写作《梁启超传》所据材料，主要来自梁启超《戊戌记》，《戊戌记》写于梁启超匆忙逃亡时期，史料难免有失真不确之处：此记先生（梁启超）作于情感激愤之时，所言不尽实录。子馨（吴其昌）撰此传时，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故此传中关于戊戌之记述，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b
陈寅恪根据自己的经验，善意提醒治史与写作传记者，关于戊戌研究，仅依靠当事人的叙述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充分地甄别史料，还原真实，不为情感动荡所左右。
二是提出著名的戊戌变法理论两个来源之说。一个来源是湖南郭嵩焘（字筠仙），其历验实务，
节，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被人诋毁后黯然回国，称病在湖南老家隐匿不出。与陈宝箴、陈三立过往交流甚多，成为陈氏父子两代询政问计、诗酒文会的朋友。郭嵩焘1891年去世。湖南新政实施时期，陈氏父子常以筠仙不在引为遗憾。陈寅恪举郭嵩焘为湖南维新的思想根源虽稍显牵强，但如果引申一步，把曾国藩、李鸿章等湖湘集团兴办洋务的思想与实践，与郭嵩焘合为一体，也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陈寅恪此处的指向，主要在于把湖南新政与康有为公羊说划分开来。
三是根据陈三立的讲述，完善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的历史细节，实为陈氏父子舍康而聘梁的结果。陈三立“聘梁” 获“招引奸邪”罪。如是依黄遵宪说言聘康，则后果更不堪想象：
先君因言聘新会至长沙主讲时务学堂本末。先是嘉应黄公度丈遵宪，力荐南海先生于先祖，请聘其主讲时务学堂。先祖以此询之先君，先君对以曾见新会之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许之。因聘新会至长沙。新会主讲时务学堂不久，多患发热病，其所评学生文卷，辞意未甚偏激，不过有开议会等说而已。惟随来助教韩君之评语，颇涉民族革命之意。加权平均值
诸生家属中有与长沙王益吾祭酒先谦相与往还者。葵园先生见之，因得挟以诋訾新政。韩君因是解职。未几新会亦去长沙。此新会主讲时务学堂之本末，而其所以至长沙者，实由先君之特荐。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6页。
a 卞僧慧：
《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6页。
b 陈美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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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学术取向与文学研究（上）
其后先君坐“招引奸邪”镌职，亦有由也。a
梁启超离开湖南后，历经风波，但一直与陈家保持着良好的交往。陈寅恪在清华又与梁启超共执讲席。陈寅恪文中对于梁启超殁后二十余年，“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的议论，深感惋惜，并表达个人对当下政治腐恶越演越甚的深恶痛绝：
kones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b
自戊戌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自新会殁，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飙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因读此传，略书数语，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当知乃翁此时悲往事，思来者，其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已也。c
戊戌家族两代所遭遇的党锢之祸，在陈寅恪的心灵中留下无法抹去的记忆。戊戌以来五十年，全社会人心、民生之每况愈下，自己的心态也由“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临川指王安石，涑水指司马光）。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使其产生社会“退化”的判断。
1940年代之后，关于戊戌的研究有很大进展。但重要历史叙述，大都倚重梁启超《戊戌记》与康有为《我史》的局面，没有彻底改变。有感于此，陈寅恪在衰病之年，效仿宋贤司马光《涑水记闻》及陆游《老学庵笔记》二书，作笔记体《寒柳堂记梦》，意在“因就咸同光宣以来之朝局，与寒家先世直接或间接有关者，证诸史料，参以平生耳目见闻，以阐明之。并附载文艺琐事，以供谈助。庶几不贤者识小之义。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d。
在《寒柳堂记梦》中，陈寅恪认为宋陆游之家世与晚清义宁陈氏家世有相似之处。陆游之祖陆佃为王
安石门人，后又列名元祐党籍。陆游与王安石、司马光两党俱有关联，其论两党得失最为公允。“清代季年，士大夫实有清流浊流之分。寅恪本人或以世交之谊，或以姻娅之亲，于此清浊两党，皆有关联，故能通知两党之情状并其所以分合错综之原委。”e
《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7—168页。
a 陈美延编：
《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6页。
b 陈美延编：
《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8页。
c 陈美延编：
《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86页。
d 陈美延编：
《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87页。
e 陈美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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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陈文的划分，自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奕沂、李鸿藻、翁同龢、陈宝琛、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等为浊流。至光绪末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但其间关系错综复杂，先后互易。
陈文认为：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但其所言，实中孝钦后之所忌，卒黜之、杀之而后已。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其中固有例外，但以此原则衡清季数十年人事世变，虽不中亦不远也。辛酉后的五十年间政治中心，在那拉氏一人。其重用淮军，以牵制湘军，遂其北洋军阀一派，涂炭生灵二十年。又在汉人的清、浊两派中，扬浊抑清，终激起汉人排满复仇之观念等作为，最终导致清王朝的覆灭。
陈文叙述先祖先君与戊戌有关的事情两件。一是游走于清浊两党之间的陈宝箴对维新变法大势的判断及获谴后免于发往新疆的过程。二是陈三立是否得荣禄推荐及拒绝仕袁，不附和立宪等事。关于陈宝箴，文中记曰：
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
系，则不相同也。当后，都中盛传先祖必受发往新疆之严谴，如李端棻奏保康有为及谭嗣同之例。
然止于革职永不叙用之薄惩，实由荣禄及王仁和（王文韶）碰头乞请所致也。a
因为陈宝箴与荣禄旧交，加上军机大臣王文韶的“碰头乞请”，陈宝箴才得免于发往新疆。
关于陈三立事，文中记曰：
又闻（荣禄）曾保举先君。……寅恪昔举以询先君，先君答言不知。……先君苟入京者，当与四章京同及于难，可谓不幸中之幸矣。
先祖先君革职，归寓南昌，不久，先祖逝世，先君移居金陵，以诗歌自遣。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以次年为慈禧七十寿辰，戊戌党人除康梁外，皆复原官，但先君始终无意仕进。未几袁世凯入军机，其意以为废光绪之举既不能成，若慈禧先逝，而光绪尚存者，身将及祸。故一方面赞成君主立宪，欲他日自任内阁首相，而光绪帝仅如英君主之止有空名。一方面欲先修好戊戌党人之旧怨。职是之故，立宪之说兴，当日盛流如张謇郑孝胥皆赞佐其说，独先君窥见袁氏之隐，不附和立宪之说。b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寒柳堂记梦》是残本。其中《吾家与丰润之关系》《孝钦后最恶清流》等处均《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203—204页。
a 陈美延编：
《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203—204页。
b 陈美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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