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天下
【作者】秦锋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男性形象历史文化背景意义
【指导老师】张江元
【专业】中文
【正文】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最为彻底的唯美主义者，提到她总有说不尽的话题。目前对张爱玲的研究领域涉及很广，有研究她的小说的；有研究她的散文的；也有研究她的下作风格的；还有很多学者研究张爱玲的生平和创作的等等。其中前人对张爱玲的研究如：傅雷、夏志清等人比较深入，傅雷主要研究她的小说，夏志清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高度评价张爱玲的创作及创作风格。当前对张爱玲的研究更是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关于她的论文数不胜数，就专写她的专著的也多如牛毛。仅写张爱玲个人传记的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在这些论文或是专著中，他们对张爱玲的生平创作以及思想等方面都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特别是对张爱玲的小说研究更是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我之所以选择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是因为从前人的研究中看到，当前对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研究很多，而对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探索很少，因此就留下了更大的发掘空间；其次，张爱玲擅长写旧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世界，她为了写女性而写男性，她笔下的男性，大多是丑陋、自私、堕落、甚至病态的。所以只有对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有了更多的认识，才能真正走进她笔下的女性世界，去体会她笔下女性世界的丰富内涵；再者，以前对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形象的研究，大多都是直接论述这些男性在其小说中起到的作用，而很少有结合当时时代背景来论述男性的。所以本文就试图将她笔下的男性放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进行研究，从而进一步了解张爱铃、了解这一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
张爱玲的家世和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不同，她出身阀阅门第，她家既有前朝的豪华，又很早接受了西洋文化。其曾外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皆为清末重臣，其父是个
典型的遗少。他对于西洋文化也略有认识。她的母亲曾留学欧洲，接受的是西式教育，沐浴的是西方文明，是追求经济独立、人格自立的新式女性，在当时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
张爱玲虽出生于一个显赫的门族，但她对她的显贵的身世总小心地保持着某种距离。但她也并不是没受到家世姻亲的影响，相反，家世给她的影响是巨大的，无处不在的。直到她后来摆脱家庭而独立。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如故。也正因为张爱玲的显贵家世和这样的家庭氛围，使得张爱玲对封建家族的腐朽、衰败有超乎常人的捕捉意识。世态人情的炎凉，生存的无奈与哀伤对她的性格和创作风格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张爱玲在她的笔下表现出了人性底处的冷漠，残酷和欲望。这种苍凉的基凋、荒诞的生活、传奇的故事、变态的人物就是张爱玲前期小说中的主要内容。 [1]在她的作品中基本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基本空间范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都市洋场。小说中人物具体生活场景主要是公馆、舞厅、旅馆。 张爱玲的小说具有明显的言情特征。“饮食男女”是她热衷于表现的题材，而她正是以两性关系来审视
人性，传达对人生的理解与认识。作为专事描写黑暗时空和心狱下的女性世界的女作家，张爱玲最擅长于刻画洋场女性形象。然而在她的小说世界中，也塑造了很多性格、年龄不同，身份职业各异的各种男性。这些男性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张爱玲用文学探测人性深度不可或缺的方面，也特别能向人们展示出一个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转换时期的真实处境。张爱玲为了写女人而写男人，因此“即使是作为故事头号人物出现的男性形象，只要他在某种程度上负荷着所谓传统的分量。张爱玲的笔立时就显得沉稳有力，不浮不乱。”[2] 2010感动中国颁奖词二
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的男性，他们世故、虚荣、自私、丑陋、无能堕落，他们寡情陋质、趋利薄义。林柏燕曾在《细说半生缘》中这样评价张爱玲说：“张氏对于男性普遍地缺乏赋予较好的楷模与个性典型的创作诚意。”[3]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以旧式家庭为基本生存环境的遗老遗少；新派或新旧兼杂的男性；沪港洋场社会的浮浪子弟；卑琐、丑陋、庸俗的都市男性。下面就这几种类型的男性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旧式家族的遗老遗少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正在死亡的国度，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在这个濒临死亡的国度里生活着一形体残缺、精神残障、一无所能、靠吃祖宗遗产，并沉溺于醇酒妇人和中的旧文化背景下的遗老
遗少。他们有《金锁记》里毫无人气的软骨病人姜二爷，吃喝嫖赌一应俱全的姜三爷，孱弱无能的姜长白；《怨女》里生骨痨的姚二爷，狂嫖滥赌的姚三爷，与姚三爷品性上一脉相承、惟妙惟肖的侄子姚玉熹，封建老朽九老爷；《十八春》里玩、娶姨太太却充当旧道德判官的遗老沈啸桐；《倾城之恋》里狂嫖滥赌，玩出一身病来的白三爷，白四爷，以及未曾出场就已死去，把白家带想破落户境地的打赌徒白老太爷；《创世纪》里一辈子靠女人养活的昏庸无能的匡家父子匡霆谷、匡仰彝；《小艾》里蓄娼养小、骗太太钱财，做无耻汉奸的席五老爷；《花凋》里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的“孩尸”般的郑先生；《茉莉香片》里暴戾冷酷、抽烟的聂介臣，以及敏感变态暮气沉沉的聂传庆等。
《金锁记》里的姜家，曾经是名门望族，如今家道败落，全靠遗产过日子。如果说姜家二爷是“没有生命的肉体”，那么三爷姜季泽则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
肉”。尽管有英俊的外表，健康的身体，却终日东游西荡，不务正业。沉溺于声犬马，变卖祖宗家业的荒唐生活中。对姜季泽来说与七巧的调情，是他擅演的风流戏之一。而曹七巧只有整天守着骨痨残废“没有人气”的姜二爷，因此，财欲和情欲就成了她生命里的两大重心。这种畸形的婚姻导致了七巧畸形的夫妻生活，使她对男女两性间的事情特别敏感。当她把这种两性感情转移到当时唯一可能接触的男性姜季泽身上，而姜季泽碍于叔嫂之防，势利冷漠地拒绝了七巧，深深地刺伤了她。但拒绝七巧爱情的姜季泽却拒绝不了黄金的诱惑。当苦等与煎熬之后的七巧成为一家之主、能够当家理财的时候，
纽卡斯尔 西塞“满面春风”的姜季泽来向七巧倾吐他的“爱情”，他叫她“七巧”而不是“二嫂”，说自己和妻子合不来，拼命在外面玩都是为了七巧。过去只是碍着家里人多眼杂，不得不管着自己等等。可最终在七巧“金钱`”的试探下，姜季泽露出了形：他是为金钱而原来的，不是为爱情而来。震怒中的曹七巧用扇子打走了这个曾让他无限“痛苦的爱着”的男人，也打走了作为女人的七巧最后一点温情和期盼。从此，有灵魂的七巧死了，作为女人的七巧死了。变态的七巧用黄金的枷锁劈杀着儿女的幸福，没死也送了半条命---“炼狱的一端紧紧接着地狱，殉葬者不肯忘记把最亲近的人带进去的”。[4]作者在这里直逼姜季泽的内心，把他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表现同时展现给读者，将其丑恶性和虚伪性暴露无遗。《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他厌恶烟雾笼罩下的家庭，没日没夜的牌局和成天躺在烟榻上的父亲，向往和追求新生活，但是在暮气沉沉的家庭中，他对一切人都感到自卑、渺小，整天自怨自艾。他幻想言教授成为自己的父亲，实际上是他潜意识中渴望言家所代表的新生活，新的父子关系的外化表现。但言教授对他的呵斥，又把他推向了精神变态的深渊。他企图逃避父亲的阴影，却又无可奈何不断在自己身上发现父亲的影子。他永远也逃不掉遗少堕落腐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
真正的罪魁是谁？只能是他们父辈所代表的那种生活方式。这些没落的世家子弟，早已丧失了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精神，更不具备现代意识的道德风貌。他们保留的是旧时代的糟粕，吮吸的是现代文明的溃脓。不务正业、寡廉鲜耻、崇尚金钱、不讲人格，不仅是肉体上，更是精神上的“软体动物”。他们的父辈本是没落文化的殉葬品，现在又成了罩在他们头上摆脱不掉的阴影。而这种环境对他们的毒
化表现在：他们即使对环境不满，充满憎恶之情，也无力摆脱它，他们成了废人，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只有绝望、苍凉地延续生命。鲁迅早已呐喊过：封建礼教是吃人的，遗老遗少们赖以生存的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是吃人的，吞噬了上一代，腐蚀了下一一代，他们全都封闭于这颓丧的背景中。
（二）新派或新旧兼杂的男性
这些男性，大都曾留洋或受过高等教育，或从事着上等体面的工作。《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挣扎在“好人”与“真人”双重人格间的佟振保，《留情》里“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艳福”的米晶尧，经常不归家的杨先生；《鸿鸾禧》里新发迹的惯在人前扮演“好丈夫”和“开明父亲”的娄嚣伯；《封锁》里曾在有形封锁中一度真情流露，但最后还是在恒常的无形封锁中归于虚伪常态的吕宗桢；《多少恨》里药厂老板夏宗豫；《十八春》里与顾曼桢真挚相爱的沈世均，善良的许叔惠，重情的张慕瑾；《花凋》里的医生章云藩；《金锁记》里给过长安惟一一次出嫁机会的童世舫：《沉香屑?第一炉香》里沦为梁太太掌中玩物的大学生卢兆麟；《五四遗事》里为追求自由恋爱而再度离婚，但最后还是实行着多妻制的罗先生等等。
佟振保是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着力刻画的男性主角形象，他侍奉母亲周到，提拔兄弟精心，对待朋友热心、义气、客气；另一方面，他出身微寒，留学英国。靠自己的本事赤手空拳打下一片天地，成为上海一家老牌外国商社的高级职
员。他的成功是两方面的。既有事业上的得意与腾达，又有生活上的如意与圆满——有身家不错，大学文化的美丽贤惠的妻子与可爱的女儿。他表面上是个大家公认的好人：敬业、克己，不仅是孝子仁兄益友，还是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同时他想要改变社会地位，追求名利，又使他时时矫饰自己、约束自己，努力做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在社会中社会与传统的两端，振保可以说是左右逢源，因此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
可是，佟振保没有想到，他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认同和调和却时常孕育着巨大的心理危机。留洋的经历使他拥有了一种更贴近人性的实质，更贴近本能欲望的现代意识。而这种意识无疑是以自我为主体的。佟振保的理想是“下决心要创造一个卢新
‘对’的世界而在这个对的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5] 可他错了，真正的主人其实是他赖以生存的传统社会。它赋予他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并且与现代交锋的过程中时时占上风。
在他的价值观中，红玫瑰与白玫瑰，圣洁的妻子与热烈的，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红玫瑰是他的性爱理想，而白玫瑰则是他的婚姻理想，同时也是他双重人格的外在对应物。王矫蕊的出现使他第一次背叛了自己的“道德标准”。他无法抵御情欲的诱惑，露出本相，获得了朋友之妻的感情。然而他与王矫蕊由偷情到相爱的过程同时也是其功名自保心与情欲作斗争的过程。他一面陶醉在得了便宜的无耻快乐中，一面又怀着深深的恐惧。“他喜欢的是热的女人，放荡一点的、娶不得的女人”。然而“
在许多唧唧喳喳的肉的喜悦突然静下来，只剩下一种苍凉的安宁，几乎没有感情的满足”。社会是不由得他的，“他所有的安全，他的前途，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得不到任何的社会保障，于是，传统力量向他发出了警告：“人家越是看得起你，越得好好往上做”。振保终于醒悟：“社会是决不肯原谅我的”。于是当娇蕊要离开士洪跟他结婚时，他“以超人的铁一般的决定，舍弃了她，回到自己‘对’的世界来”。
但是，佟振保不得不为他现代式的反叛付出代价，传统的枷锁收得更紧了---他娶了白玫瑰孟烟鹂。烟鹂出身清白，是个标准的传统女子，是个“好人”，可振保这个搞好人对于她，在潜意识里却总是厌恶着。振保想做“好人”，是和现实的物质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没有财产，自食其力的人，惟有在社会上做了“好人”，才能保住一个较为满意的职业，维持他的生存。做“好人”，对他而言是一种手段，是带着几分不得已的。而烟鹂这个“好人”，无疑为他本已沉重的传统生活的担子又加上一只包袱，他无法喜欢她。
失去了红玫瑰，振保的内心得不到宣泄。他开始宿娼，穷凶极恶地堕入肉的深渊中---又一次地对“对”的世界的背叛。这次背叛来势汹汹，因为他想要报复，他企图用一种“丰肥的屈辱报复白玫瑰和王娇蕊”，可是他没有意识到，他报复的实际是他赖以生存的社会价值体系。这种报复充满了毁灭感，在传统与现代的撞击中，他与红白玫瑰不知不觉地成为了祭品。
整个文本以佟振保的视角为基点。在描写振保时通常使用赋予男人的修辞——“理性”、“努力”、“铁一般的”等词汇；对女人的描写则借用“玫瑰”这一陈腐比喻；并用“白”象征“贞”；“红”象征“淫”。张爱铃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用男性的语言，颠覆了男性的霸权地位。
（三）洋场社会的浮浪子弟
落日牛仔
张爱玲的小说反映的是沪港两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畸形文明社会。她笔下的洋场男性是病态的、自私的、是空虚的。这些男性有《倾城之恋》里“把婚姻看着是长期的”、“对女人说惯了谎”的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靠寄生贵妇、
吃软饭、善调情的“”乔琪乔，花钱买爵位，要有二十房姨太太的乔琪乔的父亲乔成爵士以及上流社会的情场老手，用钻石镯子“铐住”葛微龙的司徒协等。范柳原生活在殖民地气氛浓郁的香港，和佟振保等人相比，他及他的同类不那么虚伪和矛盾。作为洋场社会的花花公子和风月高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享受主义和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范柳原原为一富商之子，一场不负责任的海外之恋有了他的存在。落地伊始便受到西洋文明的熏陶和教化，等到父亲去世，他远涉重洋赶回来继承财产，才发现自己在这个家族中的尴尬处境：庶出的他难于成为家族的正宗继承人。为此，他吃了不少苦，终于获得继承权，拥有了大把的金钱。然而，身在异国的无根漂泊，不到自己的根和认同感；回到祖国，有“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种迷失在中西文化空白带的边缘人身份和对父母之邦故土情结的寻
求认同使他很快被“善于低头”具有“真正中国女性美”的旧式闺秀白流苏吸引。期冀从这位具有传统风韵的“真正的中国女人”身上到自我，明晰自己暧昧的中国人身份。
混迹洋场“装惯了假”“对女人说惯了谎”的范柳原，也偶尔会有“说句把真话”真情流露，真心期待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灭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根底下遇见了，也许你会对我有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并绝望而衰垦地要流苏懂得他”。[6] 然而，只要文明存在，权力与财富就不会平等，横压在他们之间的这堵“心墙”就永远坍塌不了，“真心”就永远无法浮现。如果说，贫穷和家庭的压力使流苏对范柳原用尽心机，以期获得一张婚书，为了谋生而谋爱，那么，过分的奢华富贵也使范柳原想通过“真正的中国女人”白流苏来确立自己暧昧的中国人身份；他们男挑女逗、各怀心计、权衡利弊、互相利用，顶文雅的调情，这就是他们“恋爱”的全部过程。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着一场无爱的较量。后来以处于绝对弱势的白流苏全面屈服而成交。范柳原把“真正的中国女性美”一握在手中，当作私有财产贮藏起来；把作为的流苏当留在香港，而自己则去英国一年半载。在这场爱情游戏的较量中，范柳原虽然也有偶尔的“真心”，但很快就被“人生无常，不由我们支配”的半是油滑搪塞，半是悲观宿命的态度所否定。在整个恋爱过程中，即使偶尔的这点“真心”也表现得极为有限可怜。为了使流苏自动投入他的怀抱，而自己不用负任何诱奸名门闺秀与婚姻承诺的责任，他煞费苦心地用印度公主来刺激流苏；他送流苏回家，目的是想利用可怕的舆论压力迫她就范；成为人夫后的范柳原，不再跟流苏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流苏虽然成为范柳原名正言顺的妻子，可“还是有点怅惘”。
特别响 非常近《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成为职业作家之后的开篇之作。这篇作品的立意在于写出女学生葛微龙一步步走向深渊的自觉与无奈，审视人性的弱点，揭示物欲的及时行乐思想对人的强大诱惑力。在这一环境中，人与社会都形成了非驴非马的中西合璧，西方的物质享乐，与晚清的淫靡之风不仅体现在社会环境之中，更体现在小说人物身上。乔琪乔是一个极端的典型。“他是一个，在他的身上至少有阿拉伯，英吉利，葡萄牙，中国等各种血液。可惜的是，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人物；他没有半点民族文化的优势，相反，这可以算是出类拔萃的不成材了”。[7]他从来不肯好好做人，他把他的聪明用在勾引女人上，用在情场斗法上。他只顾寻欢作乐，并不想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他告诉微龙：“我是一预备结婚的，即使我有结婚的能力，我也不配”。“我不能答应你结婚，我也不能答应你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典型地只顾眼前寻欢作乐。这在及时行乐的生存中，仍然是生命的荒凉。作为一个殖民地混血儿，他既不能被种族观念极深的白种人能接受，又不能和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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