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瑛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自古以来，安徽人才辈出，大家鼎立。但是，以往人们关注的往往只是掌控国家权柄、精于学术研究的安徽男人，很少提到站在这些男性背后的皖地女儿。俗话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那么，曾经走出数不胜数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安徽，自古至今该有多少才华横溢的女人？ 远在上古时期，皖地就已经出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位才女，这就是大禹的妻子，位处今日怀远的涂山氏女娇。《吕氏春秋》有“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这四个字被称为南音之始，是有史可稽的中国第一首情诗。
奥运知识自先秦以来，安徽才媛辈出。不过，在有史可徵的才女中，记载最为详备、著述最为众多的，还数明清两朝。据统计，明清两代安徽才女共617人，其中既有宫廷后妃，也有高官之偶；既有学术泰斗眷属，也有商界名流妻女。此外，还有众多从普通文人庭院、商人之家、乃至农人瓦屋草舍中走出的安徽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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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都出才女，沃土育名花
与明清各地妇女文学创作一样，安徽才女的出现呈现着明显的家族特，地方特。以桐城为例，在617位明清安徽妇女文学作家中，桐城竟达152位，且集中在方、张、姚、吴、马几大家族中，祖辈相传五代、六代以上者绝非罕见。譬如张英家族，从清初至乾、嘉之际的百余年间，见于文献记载并有作品流传的女性就有：张英同辈姊妹张姒谊、张莹、张氏、张德茂，姚宛；儿辈张令仪；孙辈张若娴、张嗣谢；曾孙辈张萍香、张绮窗、张椒花、姚德耀、姚德承、姚素、姚卿华；元孙媳左北堂；来孙女张宜雝等。 再看方以智家族。方以智三位姑母出身历代书香之家，父兄均由进士而入仕途。长姑母方孟式为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妻，明末清兵破城，夫妇同殉国难，留有《纫兰阁诗集》十四卷。二姑母方维仪（名仲贤，以字行）十七岁嫁姚家，十八岁丧夫，一女不足一岁而夭，守节至八十四岁，有《清芬阁集》、《闺范》、《宫闺诗史》、《宫闺文史》等多种著述。三姑母方季准（字维则）十四岁嫁吴家，十六
岁丧夫，一子夭亡，守节至八十四岁，有《茂松阁集》。再加上同样出身名门的方以智母吴令仪、姨母吴令则，五位才女经常聚会方维仪所居“清芬阁”，吟诗作画，推敲唱和，“以文史为织纴”，组成著名的“名媛诗社”，——这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诗人社团。她们的作品或“音格高娴，沉著痛快”，或“清新婉丽，神骨秀绝”，王士禄《宫闱氏籍艺文考略》、康熙《御选明诗》、朱彝尊《明诗综》、以及《江南通志》等重要典籍均有选录。
值得注意的是，桐城才女并非仅仅在文学天地中寻求一己之愉悦，更注重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引导，——不仅对男性，也对女儿；不仅培育出以方以智、张英、张廷玉、方苞、姚鼐为代表的一代学术名家、国家重臣，而且培养出许多出的妻子、母亲。在明清易代的血雨腥风中，方以智誓不降清，出家为僧，其妻潘翟“携少子中履，间关万里，由闽之粤”，苦苦寻夫。回家后，“上事贞述公，下抚子女，死丧婚嫁之累，一身任之”。方以智妹妹方子耀嫁同里孙临，孙抗清死难，子耀“教育二子，历艰苦忧患几三十八年耳。二子皆学成，绝意仕进”。方以智长女方御，长适武清侯李极臣，“值改步，家道中落，夫人与夫安贫潜隐，不以菀枯屑意，尝典衣鬻钏以为食”。方以智次子媳陈舜英，“不以宰相女有几微骄矜。入门持巾帚、执妇道，尽礼又通诗书”。国变之际，父亲陈名夏降清，她却“弃母家所遗产业不受，……通矢殉父难，陈佩一刀与共生死”。而三子媳张莹，也是“性喜读书，从合山学诗，能明义理、识大体。当辛壬之际，方氏一门齑粉在漏，刻无怖容惧，手书及合山，惟以大义相勖勉。”投资利润率
同样的才女风范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清史稿•列女一》有如下记载：“张英妻姚，桐城人。英官翰林，贫甚，或馈千金，英勿受也，故以语姚。姚曰：‘贫家或馈十金五金，童仆皆喜相告。今无故得千金，人问所从来，能勿惭乎？’居恒质衣贳米。英禄稍丰，姚不改其俭，一青衫数年不易。英既相，弥自谦下。戚党或使婢起居，姚方补故衣，不识也。问：‘夫人安在？’姚逡巡起应，婢大惭沮。……子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圣祖尝顾左右曰：‘张廷玉兄弟，母教有素。不独父训也！’”
当然，此种才女聚集形态不仅仅表现在桐城，还表现在安徽其它地区。据《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统计，此期安徽才女荟萃于皖南歙县者达118人之多，而合肥李鸿章家族、阜阳刘体仁家族、全椒王肇奎家族、歙县鲍皋、汪定执、潘世恩家族等，均为才女辈出之门。
远游开胸襟，自立显才名
明清安徽女性文学创作的另一特是开放中的成长，交流与融合中思想艺术水平的提升，而这恰恰是历史对安徽才女的特有眷顾。
首先，多次战争动乱使很多安徽才女流离失所，但同时也使她们对人生有了深刻的理解；其次，作为一个人才大省、商业大省的女性，安徽才女中许多人曾与丈夫、儿子一起随宦（商）大江南北，饱览自然与社会风情；第三，安徽与江浙地理位置邻近，又曾与江苏同属江南省，这就使皖地女儿自然而然地有了与开放地区的密切往来，视野得以开阔、思想趋向前卫。
比如邓太妙。这位泗县籍才女明末战乱中“以才华为寇盗所知”，被李自成招为后宫内师，与妻女讲《毛诗》。后李战败，她“流离于幽冀，迄不知其所终。然而自秦之燕，邮墙旅壁，泼墨留题，人多见之”。
再如当涂才女吴山。“……幼攻笔墨，嗜诗书，自归楚玉，频遭患难，转徙他乡者七年。戊寅冬，始卜
居石城青溪间，为栖隐计。无何，江东乱，几至复巢。丁亥春，乃携诗囊、书箧，附龚奉常孝升舟出关……”。颠沛流离的生活给予吴山丰富的创作资源、饱满的创作激情、深刻的人生思考，汪启淑因此认为“天下女子能诗者不乏人，夫人于兴旺盛衰之大故，篇什流连，不一而足，有《国风》讽刺、《小雅》怨诽之义”。 至于《清史稿》所记载的安徽才女王贞仪，更加为人赞叹：“詹枚妻王，名贞仪，字德卿。……泗州人，而家江宁。祖者辅，官宣化知府，坐事戍吉林。贞仪年十一，者辅卒戍所，从父锡琛奔丧，因侨居吉林，侍祖母董，读书学骑射。十六还江南，又从锡琛客京师，转徙陕西、湖北、广东，二十五归於枚。后五年，嘉庆二年，卒。贞仪通天算之学，能测星象，旁及壬遁，且知医。为诗文皆质实说事理，不为藻采。撰《星象图释》《二卷，历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重订策算证讹》、《西洋筹算增删》，皆一卷，《象数窥余》四卷，《女蒙拾诵》、《沉疴呓语》，皆一卷，《绣紩余笺》、《文选诗赋参评》，皆十卷，《德风亭集》二十卷”。
乾、嘉以来，江南才女文化进一步发展，不少才女渐生一种“一代骚坛竖旗帜，千秋才调轶冠巾”的豪情，希望自我才名得到彰显。这就与传统闺阁女性那种“妇人四德，文章不与，区区篇翰，奚足存录”，“从不肯一字出户外”的思想有了很大不同。曾经“幼读父书，长承母训，从宦八千里外，遍历蛮风瘴雨之乡”的合肥才女许燕珍，“常叹古才人沦落不传者，往往悱恻唏嘘”；歙县丁白更在《征名媛诗启》中公开写道：“若云无才即德，我窃以为不然”；王贞仪临终前叮嘱丈语音播报
夫：“平生手稿，为我尽致蒯夫人，蒯夫人能彰我”；歙县程绮堂妻朱兰“临殁谓其外子程君曰：遗诗必得王先生柳村选刻，吾目始暝”。更多才女年轻时即向世人推出自己的作品，譬如歙县何秉棠、戴皋家族，两家各三位女儿“皆以诗名一时”，每人均有诗文集刊行，鲍氏三姊妹还与母亲陈蕊珠同著《京江鲍氏课选楼合稿》，一时名动天下。
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才女当属来安武应旸继妻沈善宝。她曾游历大江南北，赢得“巾帼英雄异俗流，江南江北任邀游”的评赞，并与诸位好友共建跨区越省的“秋红吟社”，展现了与方维仪时代闺伴诗友结社完全不同的气魄。沈善宝从不掩饰自己的成名意识，一曲《满江红》，写尽胸中意气：“滚滚银涛，写不尽、心头热血。问当年、金山战鼓，红颜勋业。肘后难悬苏季印，囊中剩有江淹笔。算古来、巾帼几英雄，愁难说。望北固，秋烟碧；指浮玉，秋阳出。把蓬窗倚遍，唾壶敲缺。游子征衫搀泪雨，高堂短鬓飞霜雪。问苍苍、生我欲何为?生磨折”。
具有如此情怀的女性自然要谋求思想、经济各方面的独立，明清安徽才女中很多人都有自谋生计的经历。十二岁丧父的沈善宝，不仅作闺塾师，还凭借才艺售书画养活母亲、妹妹，资助兄弟读书，甚至“独立经营八棺”，“聚资葬其父母伯叔弟妹于丁家山祖墓”。因公公陷入被牵连发配的休宁才女江文焕“随夫发遣滦州，……文焕开设女馆，工诗画，复精小楷，衣食颇饶，创成家业”；乾隆年间旌德才女江珠“博通经史，能诗，工词，善舞剑……。适吴中吴半客，半客一生幕游，碧岑授徒于虎阜绿水桥侧以自活”；舒城才女钟文贞于定远炉桥方氏家族为闺塾师十余载；天长崇一颖妻、袁枚孙女袁嘉，
夫死后因“合肥梁氏慕其才，请授女公子经，……后南汀于相山观察延入署，课诸女及爱妾，才名噪袁浦”。
生活空间的拓展、视野的扩大，也使得安徽才女有了对于国计民生的更多关注，胸中升腾起一种忧国忧民、崇尚英雄的壮志豪情。沈善宝的《名媛诗话》大量搜集了勇建功业的女子与寄意经世致用的女子事迹，而她自己的诗文也常常表现出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壬寅荷花生日，余过淡菊轩，时孟缇初病起，因论夷务未平，养痈成患，相对扼腕”；“余闻英咦入寇，大江南北盗贼因之蜂起，百姓流离，其中死节死难者甚众，湮没无闻，亦可慨亦”。李鸿章三女李经璹有《咏马关战事》、《甲申杂咏》等诗作，更是直接评点战事，并因此被张佩纶视为知己，缔结姻缘。
矢志办女学，大义见豪情
进入晚清以后，安徽才女不仅以诗文言志，而且以实际行动参与社会事务，飒爽英姿地从晚清走向民国。
从一个具有闺塾师传统的地域走来，又恰值清末民初倡导女学的高潮之中，安徽才女中的很多人热心办女学，并成为全国女学界先驱。例如吴芝瑛不顾族人反对，慨然将其父遗留的数百亩良田捐作办学之用，创办“鞠隐学堂”，使贫困子弟得以就读。此外，桐城还有姚倚云自1906年开始担任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首任校长，成为近代女性教育先行者。紧随其后的倪淑、倪婉姊妹，创办桐城第二女子小
学，妹妹主持枞阳化俗女学，《安徽名媛诗词徵略》因此称：“桐城之有女学，此为嚆矢”。而前文提到的天长才女朱剑霞，也曾于民国6年在上海创办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声名甚著。
yni在这些矢志兴办女学的安徽才女中，旌德才女吕碧城姊妹分外引人注目。她们出身于旌德县诗书世家，父亲吕凤歧曾任山西学政，母亲严士瑜的外祖母正是颇具盛名的沈善宝。丈夫辞世后，严士瑜果断地命女儿远走天津依舅父求学。几年后，吕氏姊妹脱颖而出，大吕湘担任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二吕美荪出任奉天女子师范师范学校校长，三妹吕碧城更是被推为“李清照后第一人”，20岁时就赢得“绛惟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巨大声誉，1904年出任天津女学堂总教习，名扬京津。因此连大名鼎鼎的章士钊也颇为感慨地说：“曩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当然，在近现代中国舞台上，皖地女儿还有更为杰出的表现。比如桐城吴芝瑛：“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役后，清廷为满足侵略者要求赔偿的欲望，加捐各种税务，势家富户乘机高抬物价，国人饥寒交迫。吴芝瑛迭箱当桌、瓦片作砚，于街头挥毫卖字，募‘爱国捐’。并上书清廷，提出‘产多则多捐，产少则少捐，无产则不捐’的主张，因有损于达官显贵的利益，遭权贵们百般诋毁。吴芝瑛愤激而倾向革命，暗中与革命党联系，以其名望和身份，掩护遭清廷搜捕的革命党人吴稚晖等。
吴芝瑛居京与女侠秋瑾为近邻，二人同有匡时济世之志，遂结为至交，互换兰谱。光绪二十年夏．她筹资助秋瑾赴日本留学。……翌年，秋瑾归国筹办《中国女报》，她与女友徐自华解囊相助。光绪三
十三年秋瑾在绍兴被害。芝瑛闻讯，悲恸欲绝，与徐自华营葬秋瑾遗体于杭州西泠桥畔，徐自华撰墓表，芝瑛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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