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膨胀系数陈谙哲
【摘 要】黎翔凤与梁运华合著的《管子校注》是一部研究《管子》校注的集大成作品,深受学界好评,然书中有些观点仍值得商榷.通过对《管子校注》部分篇章争议较大的断句、词释进行探讨,提出新的见解,以期有裨于《管子》的研究.
【期刊名称】《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天下第一蛋【年(卷),期】2017(029)001
【总页数】4页(P35-37,41)
【关键词】《管子》;《管子校注》;考释
【作 者】陈谙哲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B226.1
毒而无怒，此言止忿速济没法也。怨而无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伤其身。故曰欲而无谋，言谋不可以泄，谋泄极。夫行忿速遂没法贼发言轻谋泄，灾必及于身。故曰：毒而无怒，怨而无言，欲而无谋[1]223。 黎翔凤先生将“毒而无怒”之后的一句断为：此言止忿速，济没法也。黎先生认为，速在管书中通“迹”，“忿速”即“忿迹”，训为愤怒的痕迹；济训为渡水，没训为潜水而渡，故“济没法”为比喻句，比喻止忿迹不露于外，正如潜水而渡一样。若按黎先生之解，下文断句为“夫行忿速，遂没法，贼发言，轻谋泄”。“止忿速不露于外，如潜水而渡”虽可释通原文，但此句“遂”字表示递进顺承，“行忿速”与“没法”相连属，而上文的“止忿速”却无法与“没法”相连，因为“行忿速”并非像潜水而渡一样，不露于外的。郭沫若在《管子集校》中赞同章炳麟的观点，认为上文“此言止忿速济没法也”中“没法”其实为衍文，可能是后人在传抄中因见下文出现“没法”而妄加的。此说甚是。止忿则事速成，“速济”后加上“没法”二字反而文义不通。下文“夫行忿速遂没法贼发言轻谋泄，灾必及于身”应断为：“夫行忿速遂，没法贼发，机组乘务员
言轻谋泄。“没法”是指针对藏匿盗贼者的刑罚，班固的《汉书·酷吏传》云：“于是作‘沈命法’，曰：“盗起不发觉，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2]“贼发”疑为倒文，应为“发贼”。发，捕之义。全句之大意应为：“如果用激发忿怒的方式以求办事速成，用查办不力就处死官吏的办法来捕获盗贼，又讲话轻率泄露计谋，一定会灾祸临头。”[3]因而第一处“没法”为衍文，第二处“没法”当为一种刑罚。
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1]550
目前，学界对此句中的“轴转斛”主要有以下两种解释：（1）洪颐煊、朱亦栋说。洪，朱二人认为，“斛”当作“毂”，言游之不已如轴转毂中，并举《文子·上德篇》与《盐铁论》两例来证明此说[1]507。（2）刘绩、王引之说。刘绩认为“转斛”实为转附之山（即之罘山，在今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岛上），并引《孟子》“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为证。不过王引之认为“转斛”当为“转鮒”（“转附”的异体），《孟子》文中“转附”，《寰宇记》引《齐都赋》《晏子春秋》都作“转鮒”，“鱼”与“角”，“付”与“斗”，皆因形近而误。其还指出“犹”读为“欲”，古字“犹”与“欲”通，如《大雅·文王之声篇》“匪棘其欲”，《礼器》引作“匪革其犹”。“轴”当为“由”，写者误加而致[1]508。
黎先生持第一种观点。其引洪颐煊、朱亦栋二人之说虽可释通原文，但仍缺乏说服力，原因有二：第一，洪颐煊、朱亦栋认为“斛”当作“毂”“斛”“毂”的古字并不相像，因字形相似而误的可能性不大；第二，洪颐煊、朱亦栋所举两个例证，只能证明先秦两汉“转毂”这一名词的存在，而两个例子本身与“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的内容没有任何实际联系。而刘绩、王引之二人所举的《孟子》例证与《管子·戒》所讲内容基本一致，皆是关于先王春秋出行巡游，关心农业生产与民间疾苦的内容，现兹录如下：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孟子·梁惠王章句下》）[4]
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管仲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人，无荒亡之行于身。”（《管子·戒》）[1]550
综而论之，刘绩、王引之的说法更具有说服力。当然，刘、王二人的说法仍值得商榷。郭沫若认为“轴”应是“东”与“由”二字的合成，而被后人误认为一字。此说甚是。理由主要有四：第一，“车”与“东”仅一画之差，形体相似，被误写作一字的可能性较高；第二，“东由转附，南至琅琊”，“东由”与“南至”相对，表示行程方向，“转附”与“琅琊”相对，皆为地名，语义通顺，文成一例；第三、若以当时齐国都城淄博为中心，东从转附出发，最后南行至琅琊，亦符合当时的地理史实。第四，上文所引《孟子》与《管子》的两段文字，无论是在主题内容还是文字的相似度都颇高，景公所问晏子之句也极有可能改述自桓公问管仲之事。故该句正确的文本应作：“我游犹东由转附，南至琅琊”。
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1]865 关于“奢龙”，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刘绩、王念孙等人认为，“奢龙”当为“苍龙”，“奢”字因形似“苍”而误[1]866。如在《北堂书钞·帝王部》《太平御览·皇王部》中皆作“苍龙”，按照
春秋战国时盛行的五行说法，苍龙确实镇守于东。二是黎先生认为，“奢龙”是人名，而非苍龙。苍龙乃四兽之一，而下文的“祝融”与“后土”均为人名，且文中与南方搭配的并非朱鸟，西方并非白虎，北方也并非玄武，故东方必不是“苍龙”二字[1]同上。
vishnu以上两种说法皆非。“奢龙”作“苍龙”之说，黎先生辩驳甚是，然其所言“奢龙”为人名则查无所据。现今能看到以“奢龙”作人名的文献仅有张君房的《云笈七签》：“得奢龙，辨乎东方解在下文。得祝融，辨乎南方，心星以火，火在正南，大明也。融，光明也。主火之官号祝融，南字从南从午。南求也，求正对为明为暗。则南为阳，北为阴也。得火封辨乎西方，酉之半也鸡之鸣旦，则望东而身居西也。酉，鸡也。以少入时名之，酉半为西也。得后土，辨乎北方北，阴也，背也。故曰北。”[5]但是《云笈七签》成书在宋，远晚于《管子》成书的年代，上述引文更像是对《五行》篇的解释，故其中所言并不能作为依据。
结合殷商时代的四方五官之祭，“奢龙”当为“芒龙”。“奢”字的上半部“大”与“芒”之“艹”相近，“奢”的下半部“者”若压缩来看，与“亡”相似，“奢”与“芒”因字形相近而误。兹引两例以证此说： 《礼记·曲礼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徧。”郑玄注：“祭四方，谓
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东，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此盖殷时制也。”[6]64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7]
由以上两则材料可清楚地看到，周代在天地祭祀之外，还有四方之祭。四方之祭的对象是五官之神，亦称五祀，分别为：司掌东方的木神句芒、司掌西方的金神蓐收、司掌北方的水神玄冥及司掌南方的火神祝融，而后土则为社神。由于社神后土是共工氏族的神，属外来的神灵,原不属于东方民族(太暤、少暤、颛顼等族)的四时之祭，是后来才进入“五祀”的系统，它本是地下幽都之神,即北方神。所以，《管子·五行篇》云“得后土而辩于北方”。将“五官之神”与《管子》原文一一对应，“奢龙”所对正的是“句芒”，又班固《白虎通·五行》有言：“勾芒者,物之始生,芒之焉言萌也。其精青龙”[8]，故“句芒”亦可称为“芒龙”。
关于“大封”的解释，历来亦有两种说法：一是张佩纶、黎翔凤等人认为，“大封”即“封胡”，因为在《汉书·艺文志》中尝言：“兵技巧家<封胡>五篇”[2]1386，班固的自<注>为“皇帝臣”[2]同上。二是郭沫若认为，“大封当即《史记》之大鸿，……盖因大鸿曾为司马，故依
灌溉排水学报托其名，以撰《兵法》。”[9]39
第一种观点更为适宜，然其并没有阐述为何“辩于西方”的是“大封”，而不是“五官”当中的“蓐收”。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云:“力牧、常先、大鸿、神皇钜封直人镇、大山稽、臾区、封胡、孔甲等,或以为师,或以为将,分掌四方,各如己视,故号曰黄帝四目。”[10]《汉书·艺文志》中提到，力牧为黄帝相，大鸿为黄帝臣，皆对应的是“或以为师”，这样“封胡“便极有可能对应“或以为将”，且极有可能分掌镇守的就是西方，故被后世当作镇守西方之神，这与下文中“大封辩于西方，故使为司马”中的“司马”官职也一致。而且“五官系统”在先秦时期非常复杂，各国所使用的五官不尽相同，因而在《管子》中“辩于西方”的是“大封”，而不是“蓐收”。
卡因是什么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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