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流派是指19世纪70、80年代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一个政治体。作为封建统治面临危机之时出现的一股试图“起蔽振衰”的舆论力量，清流派是在晚清时期的民族危机、政局之间的彼此明争暗斗等历史条件下兴起的。他们主要对当时晚清的“荒政”予以揭露，慷慨陈义，力图变革。同时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极力斥责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政策，倡言反对侵略，与后党作斗争。对晚清政局有着重大的影响，使本来已经扑朔迷离的同光政局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关键词】： 练习模式清流派同光政局形成影响
“清流派”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正值同治中兴结束之时。[1] “清流派”的大部分成员均由御史言官和翰林学士组成。他们以“敢于弹劾大臣为贵”，“上自朝廷之阙，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闾阎之困，无不朝闻事目，夕达封章。”[2] 这些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主要针对兴办洋务的大臣，议论臧否，号称“清议”。因时常对洋务放言高论，所以素有“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之说。但是他们与清朝的顽固守旧派存有根本区别，顽固派极力反对办洋务，认为“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术，而奉夷人之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且夷人，吾仇也。”[3] 他们由仇视洋人，而排斥洋务，自认为传统礼仪文明足以立国安邦。尽管清流派与洋务派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所恃“清议”主要是针对办洋务之人，而 全非洋务之事。他们怀疑办洋务的官僚收赂纳贿，常与洋人接触，有辱礼仪之邦。因洋务运动在中国已经兴办十余年来，成效显著，故清流派并不全面否定洋务事业。清流派因宗主与地域不同，有南北之；又以中法战争为界，有前后之分。北、南清流也分别被称为前、后清流。北清流以李鸿藻为首领，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黄体芳、邓承修、何全涛为健将。中法战争时，北清流遭受打击，甲午战争时，南清流兴起。南清流以翁同龢为首领，潘祖荫、文廷式、盛昱、王仁堪、志锐、张謇、黄绍基、丁立钧等为中坚力量。前后清流主要在中法、中日甲午战争之时，异常活跃，与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势力针锋相对。
一、清流派的形成
清流派之所以出现并成为晚清政局中风云一时的政治力量，是与当时政局的演变密切相关的。慈禧与奕訢的权利之争为清流派的出现提供了契机。辛酉后，慈禧与恭亲王奕訢同时成为晚清政治中的核心人物。恭亲王以议政王的名义领袖外廷，依靠湘、淮军剿灭了太平天国，使朝局稳定。慈禧经过几年政治生涯的磨练，渐渐羽翼丰满，想趁同治尚未亲政时，独揽大权。而恭亲王主持外廷以来，威望颇隆。在用人行政方面常与慈禧向凿柄。双方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为了排挤奕訢，慈禧不仅利用醇亲王奕環来打击奕訢，同时拉拢了清流派，借御史为耳目，以翰苑为喉舌，对清流弹劾权贵常加以鼓励，以监视和牵制奕訢等人。但是由于奕訢“一直主政中枢，为了摆脱慈禧的打击，也是拉拢清流派，力保自己的地位。所以奕訢对清流人物也千般笼络，百般恩宠，如前清流领袖李鸿藻，奕訢就
对其多有嘉誉，曾多次表摆‘李公爱我’”。[5] 而李鸿藻为了寻靠山，更有靠拢之意。所以李鸿藻“执政最最，又与恭王友善，门生故友广布中外”。[6] 再有伊犁事件中张之洞连上19疏，洋洋洒洒，言所欲言。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弹劾军机处的。作为军机处领班大臣的奕訢却一直心平气和，“每逢会议之期”仍“颇为虚心谘访”。[7] 所以当慈禧下旨“革去一切差事，不准干预公事”[8] 时，“举朝大臣几皆同情恭王，太后之主张，在外廷几无人支持”。[9] 慈禧决心已定，几次让内阁会议讨论，势必削弱奕訢的权力。于是御史、言官纷纷上疏弹劾。然而出于政治的需要，慈禧对奕訢采取先打后拉的办法，仍令奕訢管理总理衙门，接着又恢复了他的领班军机大臣的职务，但取消了议政王的称号。奕訢遭打击以后，虽是自是益谨，但遇事仍不大迎合太后之意，试图以祖制杀太后之势焰。同治八年，太后的亲信安得海，私出都门，恭亲王奕訢设法将其诛杀。慈禧又频频借故打击奕訢，对其仍不放心，便鼓励更多的御史弹劾权贵。所以一时“台谏生风，争相弹击。清流横甚。”[10] 在慈禧太后的恣纵与恭亲王奕訢的拉拢下，这样清流派就在最高当权者剧斗的夹缝中应运而生了。慈禧欲控制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势力。为清流的出现创造了另一契机。满清政府自入主中原以来，对汉臣总是不断的猜防。“自康熙中叶三藩、台湾以次敉平，下迄咸丰初年太平军起义之际，军政大权皆集北京。将相要职，主为满人。汉人仅备位，供咨询，听驱策而已。”[11] 而太平天国的崛起时，八旗、绿营废驰不堪。满清让曾国藩、李鸿章等创立“团练”乃不得已而为之。金陵告捷后，湘军势力分散，淮军趁势而起。到同光之际，成为主要的地方实力派。李鸿章70年
代接替曾国藩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12] 湘淮军代替绿营后，地方政权也渐落入汉人手中，至同治四年5月，全国10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为满人外，其余9人尽是汉人。至于15省督抚，则为清一的汉人，而且统兵的首长多兼地方职任，饷源在握，独霸一方，终成尾大不掉之势。同光之际清代朝局逐渐成内轻外重的局面。对此，慈禧极为忧患，常以“内轻外重为患，日鳃鳃然，收将帅疆吏之权。”[13] 并且“自洪杨事平，而疑忌汉族之心转甚。”[14] 曾国藩死后，湘淮军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意见颇多。[15] “大抵李鸿章久历洋务，淮军一系，师法西人之处较多，见解亦较新。而湘帅则较趋保守，见解亦较近于清流士大夫。”[16] 湘军的分散，使李鸿章的淮系势力更为显赫，而使清廷并不能稍感心安。为防止地方势力失去控制，清政府便“以清议维持大局”，将清流当成了削弱汉族大员的秘密武器，利用御使、言官对李鸿章等地方大员进行不遗余力的诋毁抨击。清流统治者的恣意纵容，使清流派放胆而行，“遇事敢言，日有献替，虽台长同官，目以百简劾罢。”[17] 军机处内错综复杂的矛盾，对清流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治中叶，李鸿藻与沈桂芬同入军机处，当时，军机处内部亦分为南北两派，“盖沈于外交，颇主张持重，以保和局，李则较迫于士大夫清议，常主强硬
。
1、清流派力促改革弊政，主张“恤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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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腐败，法纪不修是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时最突出的问题。道、咸以来，官场贪污风行，腐败势力盘根错节，同治中兴时，略为好转，但仅接着便是外患频繁，边疆告急，国内形势极为严峻，同时，自然灾害严重，如黄河流域的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六省和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的受灾州县总数，1865—1874年，平均每年为124.9州县，1875—1884年增加到328.1州县。[22] 广大民众深受其害，清政府却仍然不停地搜刮百姓。其一，是为了应付边疆危机，兴办洋务，抵抗外来侵略。其二，同治末年大兴土木，慈禧为了修颐和园，耗资百万，使得国库空虚，竟动用北洋军饷。] 统治者如此横征暴敛，地方官员亦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这种局面，清流派以封建统治的卫道士自居。他们纵使不能抨击慈禧的纵欲享乐，对贪官污吏却表现出一种不畏强御，不受权贵羁绊，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的精神。清流派对此抨击，不遗余力，张佩纶奉命前往陕西查办案件，除于原参劾罢巡抚冯展云外，复论列多人，人称“寻常查办，无此认真”，张佩纶则自诩此行是：“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25] 清流派针对这“荒政”之弊端，赈务之疏漏，提出了“恤民”观点。清流派着重强调“恤民”实际上是提醒统治者，当民众遭遇不幸时，必须对民众予以同情，施行仁政，使百姓摆脱灾难威胁，安抚民心，以致使他们不造成。对此，清流人士集思广益，提出了众多对策，如济民食，筹赈款，遣流民等措施。清流派的“恤民”思想，从具体内容上看是切实可行的。他们针对同光之际的“荒政”，揭露了清王朝的某些实际问题，提醒统治者要体恤民艰，关心民苦。其敢于直言确曾使一些贪官污吏有所收敛，但是处在晚清的特殊的环境中，他们的主张是不可能很好的得到贯彻的。战争以后西方势力旋即侵入中国，越往后，国内形势愈加复杂，根本没有实
施的机会。况且，“恤民”思想只是民本思想中的一部分，要想较彻底的改善民众疾苦，非实行“保民”、“亲民”、“惠民”等措施不可。之所以清流派的恤民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清除弊政，是因为此时的最高决策者根本不可能实施仁政。即使参劾弹罢再多的贪官，亦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他们又不敢直接抨击慈禧。1880年8月，慈禧袒护宦官重治护军的“午门案”发生后，虽然“闻者骇然，以其长阉人之焰，流弊甚大。”却因慑于慈禧的权势而无人敢言。清流派为此仗义执言，虽使护军从轻发落，但稍后的中法战争中，慈禧借故沉重的打击了清流派。前清流遂瓦解。前清流人士除张之洞无事外，李鸿藻降职，宝廷遭劾罢，张佩纶与陈宝琛获严谴，其余大多告归田里。清流派与同治朝的顽固派所不同的是，他们其中亦有人赞成洋务运动。清流派首领李鸿藻坚定反对举办洋务事业，而清流健将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等不仅不排斥洋务，而且还大力提倡和举办洋务。
2、前后清流力排和局政策，严劾李鸿章等北洋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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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之际，是我国边疆的多事之秋，面对伺机而动的西方列强，清流派蠢蠢欲动。开始“以谈兵事为能，每战事起，恒交章论兵事”[28] 他们不满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的软弱态度，往往慷慨陈辞，在总理衙门耳边“高谈阔论”，态度强硬。而后清流在甲午战争中影响更为深广，他们不断的抨击，弹劾李鸿章为首的北洋，使李鸿章在处理甲午之役时里外相难。对外强硬是清流派外交思想的核心，被称为“主战派”。而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持息事宁人的态度，被称为“主和派”。中法战争时，法国步步逼近，但清廷迟迟不下武力抗法的决心，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清流派便将怒气撒
向了李鸿章。御史秦钟简说他“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丧心昧良”。[29] 刘恩博说他“保位贪荣，因循思葸，凡事苟且敷衍，并无实心
任事之处”。邓承修也指责说：“李鸿章治兵二十余年，不以丧师失地为耻，”“爱身误国，令人痛恨。”[30]《中法简明条约》的签定，激起清流派的再次愤怒，短短几日内，弹劾李鸿章的奏章多达47份，其实李鸿章主和并非避战自保，光绪初年，法、俄、日等对中国构成威胁，北洋的实力，以自守可以勉强敷用，战于，则胜算难以预料，他保持北洋实力是为了防日本。
三、清流派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清流派是晚清特殊的政治环境所创造出来的，它又对晚清的政局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清流的登场，使本来已经扑朔迷离的晚清政局变的更加复杂化了。首先，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斗争。最开始是慈禧与奕昕的斗争，后来演变成为后党与帝党的斗争，在统治集团中，清流派属于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利益的有自身特点的政治派别，当他们参与到统治集团内的斗争时，整个朝局益加复杂，特别是后清流与光绪结为一派同慈禧之间明争暗斗。。其次，对晚清政局80、90年代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作用。中法、甲午战争的爆发与清流派的主战思想是分不开的。作为一具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清流派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能直面现实，力主反对侵略，表现出爱国热忱，他们如洪流般的清议曾给了朝廷巨大的压力，使清廷不得不谨慎行事.最后，清流派在甲午战争中对李鸿章的退避政策所表现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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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硅树脂与誓死保卫疆域的民族主义精神，鼓舞了一批知识分子。这些向来以“治平”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而觉醒，力图改革。清流派便与之合流，产生了变法图强思想。他们与康、梁维新人士频繁接触，协商变法救国问题，“会（强学会）既立，京城士大夫颇闻风影从，大臣中如翁同龢、孙家鼐等皆颇支持之”。
[50] 加入者日多，声势一时颇起。清流派与维新人士以光绪为首，终于开展了百日维新，但是百日维新表面上如火如荼，实际上政令多未实行，戊戌后，朝中便出现了保皇、立宪派人士，政局更为复杂。清流派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只是昙花一现，在其活动期间，始终以自己的立场议论社会问题，褒贬各派人物。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清流派的登台及其源流演化离不开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同时。作为一种参与社会其中的政治派别，它所经历的历史时代也无法消弭其缩留下的痕迹，清流派与同光政局是密不可分的。
洋务派的立场
洋务派发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拯救清王朝，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
但是，事实并没有象他们期望的那样发展。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遭到了惨败，直
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富裕强大起来。更重要的是，
洋务派培养的一批近代人才，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且把这些思想
进一步在中国传播，这不仅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思想，而且为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
活动（如康、梁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中国的资
产阶级最后是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可以说，洋务派培养的这批人才实际是
我所理解的教育技术清王朝的掘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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