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中国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从计划到市场、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的深刻转型。在这一过程中, 传统的人性基础和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破, 西方文明主导的、异质化的、以人性恶为理论假设前提的现代性政治观念逐步确立。随着利益主体的分化、社会权力的转移和发展模式的跃迁, 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也必然发生深刻的转型。在多元激荡的价值观念体系中, 加强领导者工作价值观建设不仅关系到领导者个人的健康成长, 而且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一、以人性恶假设为基础的现代性政治原则的历史生成
现代性是一个理解各异、争讼纷纭的概念, 如果从现代性内涵的历史发展来看, 一般指启蒙运动以来的新的世界历史体系生成的时代, 蕴涵一种持续进步的、不可逆转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实践, 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 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 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政治价值理念。如果从现代性的外化表征来看, 一般包括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多元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可以
说, 近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 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开始了高度的分化, 实现民主、自由、法治等政治理念成为政治制度建构的根本取向。信息产业部手机查询
毛宣国现代性是一个不折不扣从西方文明中舶来的一个线性历史观念。不同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 现代性的历史叙事本质上就是西方人性基础和文化基因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展开和延续。同中国传统社会主张人性善的人性假设相反, 西方社会主要以人性恶的人性假设为基础。这里的恶不是一般伦理意义上的恶, 而主要是指人性中的自私性、利己性的一面, 也就是学者张灏先生所说的幽暗意识。所谓幽暗意识就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 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 这个世界才有缺陷, 才不能圆满, 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1]这种人性观念发端于古希腊, 经由中世纪基督教描述的人生而有罪的原罪说确立了其正统的地位, 到近现代基本上成为整个西方社会制度设计的出发点。
单细胞生物希腊时期, 先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注意到人性中既有道德的因素也有恶的或兽性的因素, 并提出用法律来克服人的兽性和欲望的政治思想。尽管柏拉图早期曾设想过由一个道
德上至善的哲学家来作为理想国的国王, 但晚年的柏拉图认识到这一设想无法实现, 因为他认识到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和自私, 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2]亚里士多德也提出, 每个人都既有自爱的正当的本性, 也有自私的恶的本性, 这使人与人之间难免相互敌视和相互倾轧, 社会也因此走向混乱和险恶。他说:人的欲望原是无止境的, 而许多人正是终身营营的, 力求填充自己的欲壑。财产的平均分配终于不足以救治这种劣性及其罪恶。[]为了克服和限制人的兽性和欲望, 必须诉诸没有感情的作为理性化身的法律。所以, 亚里士多德说: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 虽最好的人们 (贤良) 也未免有热忱, 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影响的神只和理智的体现。[3]169
基督教人性论认为, 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 都有灵魂, 故都有其不可侵犯的尊严。另一方面, 人又有与始俱来的一种堕落趋势和罪恶潜能[4]。人虽然可以通过上帝来得到救赎, 但却无法拥有和上帝一样至上的善。中世纪教父哲学的代表奥古斯丁就利用《圣经》中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的故事来论证人的原罪。他说, 人类的祖先没有经受住伊甸园里罪恶的蛇的诱惑, 偷食了分辨善恶的智慧果, 从而犯下了原罪, 所以, 每个人出生之后都继承了这个原罪而具有败坏的本性, 他们生活在罪恶、自私的地上之城无法逃脱。自私统治着这个国度, 各种自私自利的目的相互冲突, 使它终将沦为罪恶的渊薮。[5]中世纪另外一位基督教神学家托
马斯阿奎那也赞同人性中具有为恶的因素, 认为如果人性中的情欲支配了理性, 就会把人带到罪恶的深渊, 唯有依靠体现上帝意志的法律才能让人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6]。
近代以来, 尽管许多思想家批评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但是他们对人性的态度基本上仍然沿袭了中世纪人性恶的理论预设。被誉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的马基雅维利鲜明地提出:性本善的观点可能非常人道, 但用到政治生活中却是极为荒谬的, 所有历史学家和论述政治统治的学者, 都不把性善论作为基本原则, 因为一旦有了适宜的机会, 人心就会自然堕落。[7]马基雅维利正是在人性恶的基础上来阐述他的现实主义政治观和统治者的统治术的。相环
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进一步发挥了马基雅维利的性恶论,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政治观,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霍布斯。霍布斯认为, 人的本性是利己的, 趋乐避苦、自我保存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则。在人类的天性中, 有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存在, 一是竞争, 二是猜疑, 三是荣誉。第一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利、第二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安全、第三种原因则使人为了求名誉而进行侵犯。[8]94于是, 整个社会就变成了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 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
、残忍而短寿[], 在这种人人相互为战的自然状态下, 没有什么公正而言, 必须要借助于国家这个公权力的代表才能结束这种状态。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
19世纪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想家仍然延续了对人性自私和利己的坚持。如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我们每人所需的食料和饮料, 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 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 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 而说对他们有利。[9]虽然斯密也注意到了人的本性中也有利他的善的要素: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 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 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 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 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外, 一无所得。[10]但是, 斯密眼中的利他的人性仍然是根源于利己的, 人类各种利己的行为是人的理性对自我利益的长期审视和判断所做出的结果。所以斯密认为, 必须要按照人的利己的本性来进行制度设计, 即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操纵人们的行为, 从而奠定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
在西方人性思想史中, 虽然也曾出现过像卢梭这样的性善论和哈特这样的性复杂论者, 但他们大抵都信奉一点:由于人的自然属性以及理性本身具有的局限性而导致的人性也是有缺陷
的, 有为恶的可能。对人性缺陷和人性的不信任使近代西方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产生了对人的恶性限制的要求, 既注重对人的合理的需要、欲望、利益的保护以便激发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 又注重用法律和制度来限制和惩戒人的恶性, 使之能够限制在合理性的范围内, 不对他人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造成威胁, 从而发展出了市场经济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11]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