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卷第5期2014年9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Vol．51，No．5
Sep．2014
穆崟臣
（渤海大学
东北亚走廊研究院，辽宁锦州1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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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廷在参酌前代呈报收成做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清代独具特的地方折奏收成制度。地方
奏报农业收成过程中，临时奏闻收成概况和定期折报收成分数并行不悖，奏折与收成分数清单一并使用。收成奏报与雨雪奏报、粮价陈报共同构成了清代粮政信息收集制度，在清代粮政、仓政、荒政运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清代；收成分数；农情奏报；农政制度中图分类号：K 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919（2014）05-0115-07收稿日期：2014-
06-20作者简介：穆崟臣，男，辽宁辽阳人，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4CZS058)、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13BZS007)。①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九《肆师》，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07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释文注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徳宗建中元年七月己丑，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285页。④《金史》卷一○《章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9页。⑤《金史》卷一一《章宗纪》，第261页。
⑥《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5页。
一、引语
中国自古以农为本，重视农业收成的思想与
做法由来已久。殷墟甲骨卜辞中便有“观黍”的记载。对来年收成的占卜在先秦典籍中亦有载
录，在举行祭社之日
，“涖卜来岁之稼”①。秦朝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秦律中《田律》规定，遇有应时雨泽及谷物抽穗时，地方官吏须向上级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耕地顷数。如遇旱灾、暴雨、涝灾或各种虫灾损伤了禾稼，则需报告受灾面积。这样的规定无疑是想及时了解各县禾稼生长情形，掌握农田受益或受害的面积，以便为年终 收取税粮和上计做好准备。
②秦汉以降以迄唐中叶，地方官府并没有专奏收成的规定。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刘晏管理财政期间，于举国诸道设
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
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粜”
③。刘晏的做法尚属“个人行为”，唐代没有对收成奏报进行制度上的
太阳能热泵>
山东省劳动厅
规定。笔者管见所及，尚未查阅到宋代有关收成奏报的规定。金代有奏报收成分数的记载。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谕左司令诸路“月具雨泽、田
禾分数以闻”
④。章宗有时还遣官视察禾稼情况，如泰和三年（1203）“遣官行视中都田禾、雨泽钾盐矿
分数”⑤。元明两朝似无上报农稼收成分数的规定。
清朝皇帝十分关心各地农业生产及田禾情形。目前所见清代文献中最早提及收成分数的记载出现于康熙十八年（1679）。是年八月，刑部郎中索尔孙自江南恤刑回京，圣祖问：“尔度稍熟地方，可收获几分？被灾甚者，岂竟无一分耶，或仍有薄收否耶？”索尔孙回奏：“稍熟地方，约有四、海恩法则
五分收成；被灾甚者，幸或一、二分足矣。
”⑥虽然圣祖与索尔孙的问答提及了地方收成的分数，显然尚属临时问及的范畴，与后来各直省封疆要员按例定期逐级奏报，甚至是与临时奏报的情形尚存在很大差异，但此记载毕竟显示出收成分数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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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制度的滥觞。
二、收成奏报之程序
由于清前期文献佚失等因，各省最早的收成分数奏报已难于考证。目前所见最早的收成分数档案大略始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是年五月，山东巡抚佛伦奏闻春麦收成情形：“麦子收成六、七分者亦有之；四、五分者亦有之。”①但此时的奏报亦未制度化，原因有二：一是奏报内容过于笼统，只是知道全省收成的大致情况，并不能确知各府所属州县的收成情形。二是没有按照约收、实收的程序呈报收成分数。
从康熙三十年（1691）起，各省收成分数的奏报逐渐制度化。是年五月，山东巡抚佛伦奏陈：“今年雨水调匀，东三府所属地方，麦子约有八分收成；兖州府地方，亦同三府；唯济南、东昌二府，稍有不济，虽有不济，亦约有六、七分收成。”圣祖朱批：“闻山东麦粮消息，心神甚慰，著麦收后再报一次。”②六月，二麦登场，佛伦便按府奏报各属麦子的实收情形，如济南府属三十州县“其中历城等五州县，收成八、九分；长山等十州县，收成六、七分；齐东等十五州县，收成三分、四、五分，合计收成共五分余；兖州府属州县共二十七，其中济宁等九州县，收成十分、八分；滕县等十八州县，收成五分、六、七分，合计收成共七分”③。据此可以窥见，夏收分数的奏报，先是根据直省的雨雪情况及麦子（以山东省为例）的生长情况，奏报约收情形，等到二麦收获登场后再呈报收获确切分数。但一般情况下，乾隆以降，各省夏秋的确切收成分数是庄稼刈获之后，用题本奏报。
上面是专折奏报收成分数的。另外在一些奏报雨雪折内，具折者有时也会提及二麦的约收分数。康熙五十六年（1717）四月，山东巡抚李树德奏报东省得雨情形，“目今麦已成熟，收割将毕，约计六府属，十分收成者居多，间有稍次之州县，亦在八分以上”④。虽然不能确知各府的麦收分数，但能明晰通省的夏收情形。
秋收分数的奏报程序与夏收分数的陈报大致相同。康熙三十一年（1692）九月，佛伦亦是按府分别开列秋禾收成分数的，济南府所属历城等十七州县，收成十分，乐陵县收成九分，长山等八州县收成八分余，商河等四州县收成七分余，共计收成九分余。⑤佛伦折中载有“奴才先具折奏报麦收分数及秋禾
生长情形时，奉旨俟秋收后，著具报收成分数”⑥。可见，秋收奏报亦是先把约收分数先行陈奏，待秋禾收割完毕，再确查所属州县收成分数奏闻。
收成分数是按县→府→省→中央逐级奏报的。在各地巡抚呈报二麦收成分数奏折的开篇大多有“二麦收成分数，上廑宸衷，例应先将约收情形，缮折奏闻，再将实收分数，查明具疏题报”⑦的字样。收成分数从直省呈报至中央，实际上又分为两种渠道：一是督抚（有时为布政使、按察使）把所属府州县约收分数缮折奏报，这种方式呈递对象是皇帝；一是督抚（后来除不设巡抚的直省由总督或是将军报呈，其余由巡抚）把所属实收分数题报，此种途径的上报对象为户部。“每岁各省题报齐全，至次年三月，户部缮结清单，具折覆奏”⑧。可见，户部需在各省收成均题报上来之后汇总奏报。 但奏报实收分数的程序亦有例外，即某府或所属个别州县夏收歉薄，秋禾攸关民食，此时督抚就要折报确收数目。如乾隆九年（1744），青州府属之高苑、博兴、乐安、寿光等四县种麦无多。翌年春夏，雨泽愆期，麦收歉薄，但入秋之后，澍雨叠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9页。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0—21页。
《朱批奏折》康熙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山东巡抚李树德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9—30页。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9页。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7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2年版，第513页。
佚名辑：《钱谷挈要》卷二《田宅·收成分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135页。
第5期穆崟臣：清代收成奏报制度考略117
沾，秋禾普种，西成有望。八月二十六日，山东巡抚喀尔吉善奏称，“博兴、高苑二县申报，四乡早晚秋禾，合计收成确有八分。乐安县申报，四乡早晚秋禾，合计收成确有九分。寿光县申报，四乡早晚秋禾，合计收成确有十分。是该四县秋收已属丰稔”①。
现在的问题是各直省如何得到收成分数的具体信息？据档案记载，应该是各级下属的层层呈报。各县先把境内的麦禾情况以及约收大致情形报到知府，知府再报至布政使，布政使史送呈督抚，督抚再奏呈给皇帝，也有布政使直接奏呈给皇帝的。乾隆十四年（1749）五月初六日，山东巡抚准泰折内载：“据布政使卫哲治详据济、东、泰、武、兖、沂、曹、青、莱、登等十府知府刘元锡等报称，境内二麦，均已黄熟，现在次第登场。”②登场收获完毕，再报呈实在收成，“据青州府报到，实在收成九
分以上。济南、泰安、武定、曹州、东昌、登州六府报到，俱在八分以上。兖州、沂州、莱州三府，除偏灾田亩，收成七分”③。一般情况是，巡抚在接到布政使的汇报并经核查后再奏呈全省的夏秋收成分数，“阖省丰收，兹据布政使梁翥鸿汇核详报，查得济南、泰安、东昌、沂州、莱州并卫所场灶地亩，秋禾收成，约计八分有余”④。乾隆二十七年（1762）闰五月初四日，山东按察使闵鹗元奏折中提及“今届收获登场之期，据各府、州、县陆续禀报，麦收分数，均在八分、九分以上”⑤。可见，收成分数的信息来源于各府州县的禀报。
三、收成奏报时间与书写格式
各直省的收成分数奏报分为两种：一是临时奏报。多是官员奉旨查勘、巡视某地方，把所询所见的收成情况奏闻。此类档案有的明确记载收成分数，有的较为笼统，只是奏明二麦、稻谷和秋禾等作物的生长情况，比如收获丰稔云云，据此尚能判明收成数目的大致情形。皇帝传谕询问，督抚回奏亦属临时奏报。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月，上谕：“山东与河南境壤毗连，气候亦略相仿。今豫省麦收分数，早已奏闻，东省何以尚未奏及？着传谕徐绩将山东现在有无盼雨之处，及二麦收成、禾苗长发情形，迅即查明，据实速奏。”⑥徐绩旋即奏报东省春间雨泽透足，现在麦收登场，约有十分收成。
一为例应奏闻的常规报告。“题报夏秋收成分数日期，各省原无定例”⑦，可知康雍年间似无硬性规定。但各省在题报确切收成分数之前，例应先行奏明夏秋两收的约略收成分数，而清代疆域广阔，各
地气候不尽相同，作物的种植结构随地各异，各省奏报夏秋约收分数只能根据各直省的实际情况大略统计汇总奏报。但奏报约收分数后，有时亦因“天时靡定，旱涝可虞，或兼旬不雨，则米浆不获饱满。设阴雨连绵，则每致谷败生芽，此固出于意外，亦农家必有之事也。使预先约定分数，将来脱有变更”⑧。所以，待收获之后，督抚还要题报确切收成分数。奏报地方收成分数可以说推广到全国各地，西南各土司亦要报告所属境内的收成数目就可见一斑。⑨
那么，直省题报夏秋两收确切分数有无时间期限呢？答案是肯定的。乾隆元年（1736）议准：“督抚奏报年岁收成分数，除随时具折奏报外，例将通省夏收、秋收分数，分缮两本具题，下部科察核。据奉天题报麦收分数于七月内，秋收分数于十月内；山东题报麦收分数于七月内，秋收分数于九月十一月内；江南、安徽所属题报夏收分数于六月内，秋收分数于十月内；浙江题报夏分数于五月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朱批奏折》乾隆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山东巡抚喀尔吉善奏。
《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9页。
《朱批奏折》乾隆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山东布政使李渭奏。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7辑），第413页。
《朱批奏折》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初四日，山东按察使闵鹗元奏。
《乾隆朝上谕档》第7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
《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第20页。
《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第20页。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二五，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七日，朱批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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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秋收分数于十一月内；陕西、甘肃所属题报夏收分数于八月内，秋收分数于十月内；西安所属题报夏收分数于六月内，秋收分数于十月内；直隶题报夏收分数于六月内，秋收分数于九月十月内；福建题报夏收分数于五月内，秋收分数于八月九月内。”①显然，这种定期制度规定有些僵硬，后来又根据实际情形做出一些调整。②
如何缮写题报夏秋二收的公文？雍正年间就有奏报约收分数的行文规范。雍正七年（1729）六月，上谕：“向来各省督抚，奏报年岁收成，皆云几分至几分不等，似此未曾分析清楚，未免朦混。嗣后可细加分别，一府之中，如九分者，居十之几；八分者，居十之几，照此类推，据实奏报，则朕可以详悉收成之分数，尔等可密寄信与各省督抚知之。”③随后，各地督抚奏报收成分数就采取此等规范，如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报东省收成：“再查山东册开，济南府一十八属，报十分者，十之二；报九分者，十之
三；报八分者，十之四；报七分者，十之一。兖州府一十七属，报十分者，十之二；报九分者，十之二；报八分者，十之四；报七分者，十之二……此东省二麦收成分数之次第也。”④
乾隆年间，不再采用这种奏报收成分数的行文规范。文献有明确记载，“直省收成分数，责成该督抚，随时确奏，仍汇商通省分数，分别夏收、秋收两疏题报。疏内先列州县收成细数，后列通省收成总数，请交部科查核”⑤。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山东巡抚崔应阶奏报东省秋禾约收分数，“济南、泰安、兖州、东昌、青州、莱州等六府属，秋禾收成，均计八分。其余武定、曹州二府属，秋禾收成，计八分有余……沂州府属，秋禾收成，计九分。登州府属，秋禾收成，计七分有余。合计通省，秋禾均八分有余”⑥。可以看出，约收奏报与题报确收情形在行文上毫无二致。
但也有其他行文方式的奏报。如乾隆三年（1738）八月二十二日，山东布政使黄叔琳上报阖省秋禾收成分数的奏折就不是按府统计的，而是按收成分数统计的。山东省一百十三州县卫所内，“历城等三十九州县，收成九分。章邱等五十七州县卫所，收成八分。阳谷等十三州县，收成七分。合计通省，秋禾收成达八分以上”⑦。这可能是因为，收成分数的奏报还没有制度化规范所致。是年六月，山东巡抚法敏奏报各属夏麦收成分数，上谕：“向来各省开报收成本内，有止开某州、某县，收成几分者；有开各州县收成分数，而又合算一省之中，约计可得几分者。朕思开报收成，自当将各州县分数，分开于前，再将合计通省分数，总开于后，则一望洞然，庶可慰朕念切民依之意，著传谕各督抚一体遵行。”⑧此后各督抚及布政使奏报收成分数时逐渐采用此种行文方式。
收成分数的奏报，基本上是以十分收成为最高，只开列到某府收成约有几分，但也有例外，如乾隆三年四月，兖州总兵李建功奏报麦收分数，“无论高下原隰，皆有十分收成，膏腴之地，收成竟有十二分”⑨。实际上，这里的十二分收成系指收成丰稔异常，抑或是因总兵的奏报措辞不甚规范。此外，尚有收成分数开列到厘毫的，如乾隆四年十二月，川陕总督鄂弥达奏报瓜州回民屯田收成数目的奏折内载，“瓜州五堡并三十里井子、蒙古包一代地方……计算收成六分八厘六毫有零” 瑏瑠。文献中有关于题报收成分数是否开列厘毫的规定，乾隆三十八年（1773），户部议覆：“嗣后题报秋成分数，俱照户部具奏之例，开明几分、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瑏瑠《大清会典则例》卷三七《户部·田赋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大清会典则例》卷三七《户部·田赋四》。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二六，雍正七年七月初四日，河东总督田文镜奏。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二六，雍正七年七月初四日，河东总督田文镜奏。
佚名辑：《钱谷摘要·折报》，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山东巡抚崔应阶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山东布政使黄叔琳奏。
《清高宗实录》卷七十，乾隆三年六月乙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26页。
《朱批奏折》乾隆三年四月十三日，兖州总兵李建功奏。
《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第35页。
第5期穆崟臣：清代收成奏报制度考略119
几分有余，不必开列厘毫。”①在理解收成分数时，要考虑到土地的腴瘠不同，收成各异，“上地收麦一石，以至一石以外，或至两石，皆为十分收成；而中地止收七、八斗，即为十分；下地止收六、七斗，亦即为十分”②。可见，即便收成分数相同，其代表的亩产量可能相差很大。
收成分数清单书写格式大概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府州为经，把各府州的收成分数分别开列。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山东巡抚吉庆将东省各属秋禾约收分数缮结清单奏呈，“济南府十分有余，武定府十分有余，东昌府十分有余，泰安府十分，兖州府十分，沂州府十分，莱州府十分，青州府十分，曹州府九分有余，登州府九分有余，临清州九分有余，济宁州九分有余，合计通省约收十分”③。一是以收成分数为经，把收成数目相同的府州汇集在一起，而不是按府统计的。有一份由山东巡抚奏呈但没有具体时间的收成清单档案载有，“约收九分：莱州府、济宁州；约收八分有余：兖州府、沂州府、登州府、青州府；约收八分：泰安府；约收七分有余：武定府、曹州府；约收六分有余：济南府、东
昌府、临清州”④。可以看出，督抚奏报通省约收分数时，一般是由布政使汇录各府收成情况呈报，再由督抚折奏送呈皇帝。这两种方式无高下之别，均能十分清晰地反映收成情况。
四、收成奏报制度的特点
1．定期奏报与临时奏闻并行
清朝统治者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获取各省收成分数的大致情况。一是经各级官府层层上报，这种奏报可称为定期奏报。但即便是定期，各级官府上报的时间也不是统一的，但还是有大致的时限规定，分夏秋两季约收与实收分别奏报。⑤这种定期奏报能给各级官府提供源源不断的相关信息，且这种信息较为系统、连贯，对判明整体走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临时奏报所不具备的优点。定期奏报之外，还有很多临时性奏报，也可称作不规则的奏报。之所以称为不规则奏报，因为这类收成的呈报，没有一定的上呈时间，奏报的地域范围也不确定，在行文格式上没有硬性规定，而且多为随其他奏事顺便提及，并不是专折奏闻。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二十日，山东学政刘权之就曾奏报按学途经地方的苗情情形。德州地方，青葱弥望，“大田将来收成，真可称十分丰稔”⑥。当然，这种不规则的奏报也有常规定期奏报所不具备的优点，即奏报所承载的相关粮食信息可靠性很大，因不涉及对其政绩考核，这类奏报一般不会有所讳饰。
2．奏折与清单并用
清代收成奏报的另一特点是，在上报文书格式上采取奏折与清单并举的形式。有一点必须明确，不是所有的收成奏报都是单折并用，这种方式多是在定期奏报时才使用。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种奏折与清单的使用在时间上是不同步的。虽然目前还不能断定奏报麦禾情形与收成分数出现的确切时间，但不会早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收成分数清单的出现也很晚，康雍时期应该没有采用清单奏报。系统地采用清单形式奏报收成分数是在乾隆初年，但好像也没有坚持很长时间，目前所存的收成清单数量不多，且时间靠前。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很可能是收成分数折与乾隆元年之后的粮价折不同，后者已经不再于折内记录具体的粮价数据，只是笼统地说明粮价波动的大体情形，不借助粮价清单根本不知道各种粮食的价格。而收成分数折却十分详尽地奏报全省的收成情况，“济南、东昌、泰安、武定、兖州、沂州、曹州、登州、莱州、青州十府，并临清、济宁二直隶州所属各州县，早晚秋禾，合计收成约有五分余”⑦。其实在功能上完全能代替收成清单的作用，故收成
①②③④⑤⑥⑦佚名辑：《钱谷挈要》卷二《田宅·收成分数》，第135页。
《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第41页。
《收成分数清单》，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山东巡抚吉庆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收成分数清单》，乾隆朝（年代不清），山东巡抚奏（具折人不详）。
佚名辑：《钱谷摘要·折报》，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共轭亚油酸
《朱批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山东学政刘权之奏。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山东巡抚毓贤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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