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皇帝的用人之道，有很多人在研究。偶以前也一直没弄明白，康熙大帝读了几遍仍不得其法。今天又再重温时读到有段话，非常震憾！对用人之道又有了新的理解。
规模效应康熙在清.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初九南巡至南京祭奠明朝皇陵，在南巡的前一年康熙在南京召见于成龙委任他去当江苏巡抚，要求他上任后每年要多交七百万石粮食。于成龙突然一惊，连忙说到：“主上明鉴，全国税收，江浙占了三分之二，百姓们苦于赋税过重，已是怨声载道。如今三藩平定，台湾光复，内忧外患，俱以消除，正该减税轻赋，与民休养。圣上下旨让臣加税加赋，臣不敢奉诏。” 康熙看了他一眼说：“哎－－你着什么急呢，眹是和你商量嘛。要不是这件事难办，眹还不叫你去呢。五年之内，眹将在西域用兵，没有几千万石粮食，这个仗叫眹怎么去打？”
于成龙紧盯着问了一句：“臣斗胆敢问圣上，在西部用兵之事，是圣躬独断呢，还是听了明珠、索额图他们的主意？” 一听这话，康熙的脸“刷”的变了：“于成龙，你应该知道，在这些大事上，朕从来不听别人的话。上书房的几个人岂能左右了朕躬。”
于成龙并没有被吓住：“圣上，臣以为，五年内在西域用兵之事，断然不可。如此连年用兵，国库空虚，民徭加重，让百姓怎么活下去，如果因此而引起全国不宁，又将何以善后？” “哼，你以为朕没想到这一点吗？如今，葛尔丹在西域作乱，罗刹国又虎视东北。广阔西域，生灵涂炭，百姓纷纷向关内逃难，朕贵为天子，难道能视而不见吗？若拖延下去，有朝一日，闹到朕的御辇、令旨都出不了嘉峪关，那后世将如何看朕这个皇帝？又怎样评价你们这班‘清官’呢？”
这话问得突然，也问得很有分量，于成龙正不知如何回答，康熙又说话了：“所以，为了一统中华版图，为了不让西北百姓再受煎熬，朕才破格提升你，要你去担此重任。因为你是清官，加赋加税，百姓虽有怨言，还不致于造反，换个贪官去，就不行。当然，朕也知道，你一上任就增加赋税，百姓们也会骂你的。可是，你身为朝廷大臣，不能只看到自己治下的百姓，还要看到西北千万受苦受难，颠沛流离的黎民。你不能只管富庶的江南，还要想到辽阔的西北大地。这才是大臣风度呢！” 听到这里，干成龙出了一身冷汗：“皇上教训得对。臣目光短浅，不识大体，求圣上宽恕。臣勉受圣命，尽力而为之。”
“不，不能尽力而为，而是一定要办好。告诉你，忠臣、清官，朝里能选出不少来。食君之
禄，忠君之事，这是古之明训嘛，能做到这点并不难。但朕需要的是‘明’臣，懂吗？‘明’臣，识大体、顾大局，为国分忧，为君父分忧，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不怕自己吃亏这才是明臣，这才是大丈夫呢！”
深证
康熙不理会于成龙继续说了下去：“于成龙，你和郭琇一样，都是忠臣、净臣，这一点，朕从不怀疑你们。但你们俩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心地偏狭、好名、好胜，总想保自己的名声，总想胜过别人，这就不好。做大臣的，心地宽一点，看得远一点，多存仁恕之心，多讲点慎独之道，还是很要紧的。好了，朕知道，你会想明白的！”
康熙用人之道的一点看法
下载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在手机上看完后，忍不住就该剧谈一谈康熙大帝的“用人之道”。诚然，我只是以小家之言谈大帝之威，出发点偏狭、文史知识浅陋、更兼笔力不逮，行文难免纰漏繁多。此文只为抛砖引玉，谬误之处还望大家见谅。
剧中的康熙英明果断、智勇双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明之君。对心存芥蒂却无力剿除的敌人先采取加官进爵、遗金封疆等欲擒故纵的手段进行“安抚”，迷惑其心志，一伺时机成熟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将其剿灭。由此可见其城府深藏、含而不露的政治家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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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他在识人、用人上的独到之处，尤为令人折服。正如剧中他对“苏麻拉姑”所说：“明君，关健是会用人。会用君子，也要会用小人。”康熙的确将此“发挥”的淋漓至尽。使每个有才德、有才无德乃至无才无德的人都极尽所能地为其所用。
譬如“除鳌拜”，他欲借四大辅臣之首的“索尼”之力而娶其孙女并立其为“后”，代价可谓大矣！然而，此计失算后，他又暗暗起用贤明之士伍次友，“贴身奴才”魏东亭，索尼之子、深谙权谋之术的老丈人索额图以及他一手提拔的明珠，并恩威兼使地将四大辅臣之一、在他与鳌拜之间中立的遏必隆拉拢到其麾下。并不惜以当朝重臣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两个月的以赢得最终的胜利。可谓是用心良苦！
再如“平三番”时，他先是令人出乎意料地大胆任用 “打吴三桂小报告”的前明旧臣朱国治，且接受提拔了他推荐的汉人——“布衣才子”周培公。并对周培公委以重任，拜为大元帅。最终借智勇双全的周培公除掉了大清朝的心头大患——荡平三藩。时局一定，身居大功的周培公却成了满族大臣的众矢之的。迫于“庙堂之上”的“种族歧视”，他又不得不以大局为重将身建奇功满腹文韬武略的汉人周培公放任蒙古。这对周培公个人虽然极为不公，但对整个大清王朝的团结却至关重要。而康熙作为一国之君，迫于局势为社稷考虑作此无奈之举亦无可厚非。
收台湾就更绝了，对恃才傲物、迂腐怪异、怀才不遇且不满时政的“能人”姚启圣，他则以博学出众的才华先挫其锋芒，再恩威并用地收其心志，三番五次地先抑后扬，屡屡取得奇效。可见其深厚的文化功底和深刻的洞察力以及他对汉族文人共有的迂腐心态有着精确的把握。结果在笑骂之间就使姚启圣对其俯首帖耳，鞠躬尽瘁、不遗余力地将台湾收复了。
对有不臣之心欲称雄蒙古的“可汗”葛尔丹的态度上，他则老谋深算地以君王之大气忍痛将最喜欢、最疼爱女儿的“蓝齐儿格格”下嫁。为稳其心以嫁女“和亲”安抚的态度蒙蔽他，同时又收买拉拢其他可汗。时机成熟后即御驾亲征，将心头大患、爱女之夫婿葛尔丹覆灭。在他恩威兼使下终将猖狂而广袤的边陲异己收拾得服服帖帖。
当然，他在对老奸巨滑的相国重臣“国丈索额图”和素有“万花筒”之称的“国舅明珠”之间的争权夺利、结党营私等党争问题；对“太子”和“大阿哥”不择手段地骨肉相残争宠的问题上。他则恩威并用地利用李光第非凡的权谋之术夷非所思地将他们一一收服。或投入大牢、或贬为宗民软禁了起来。使大清王朝“外无扰、内无患”地进入了的康熙盛世。
在不足三百年（295）的清朝史上，在动荡不稳的清初，康熙帝以其卓越的文韬武略将
朝廷内外整治的井然有序，创建了前所未有的康熙盛世。康熙会用人，特别是在整个统治阶层都“重满轻汉”的“大环境”之下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大胆重用有才德的汉人除外扰、清君侧。更说明了康熙大帝会用人，堪称！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程中，有一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类的黄金时期，究其原因，都是因为有个圣明的皇帝，而这些皇帝有一个共通过点，就是深悉用人之道。康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圣主”，他是近两三百年以来中国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他对中国的统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康熙所统治的中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作为一代“”的康熙当然也深知帝王知道而且将它演绎得淋漓尽致。 yig滤波器 康熙“奸人用，忠良也用。有能者用，无能者也用；仁为用，威武用。天下人皆为吾用也”，使每个有才德、有才无德乃至无才无德的人都极尽所能地为其所用。除鳌拜他用魏东、亭索额、图明珠；平三番用周培公、图海；平台湾用姚启圣、施琅、李光地等。而且用人不拘一格，他让文弱书生周培公指挥虎狼之师平定三藩，他让一品大员的魏东亭管理一个县，他在长城上仅因为一首诗将七品县令张廷玉破格升至四品。不仅能用人他还能慧眼识人，他在市井上发现了周培公，在长城上提拔了张廷玉。究其用人精髓在于一下三点;
重用汉臣，天下满汉一家。满人入关，统治中国后，满人成为一等公民，而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民沦为二等甚至三等公民。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在情感上仍然无法舍弃对前朝的留恋。在朝廷中汉臣大多得不到重用，甚至被满清贵族蔑视。这不仅使得人才浪费，而且造成民族意识分裂。康熙亲政后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在他的统治时期先后重用朱国治、周培公、姚启圣、施琅、李光地、张廷玉等汉臣。特别是他重用力排众议任命前朝重臣朱国治为云南总督，后来吴三桂造反，朱国治亲手杀死妻儿，前往云南王府怒斥吴三桂，结果被吴三桂斩杀祭旗。重用汉臣的做法弘扬了中华文化，也使中国人的意识趋向一致。 恩威并施，招揽士子之心。《康熙王朝》中，康熙说过类似这样的话“百姓之心可用三斗米收买，但士子之心却是三斗黄金也换不回来的。”对于人才如何用驾驭他们各尽其能又忠心不二，同时不功高震主成为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的一个难题，而很多君王在这个难题的时候选择了退缩，选择使用奴才。康熙没有这样做，他深信可以驾驭那些长满刺的人才。在电视剧中康熙与周培公议政时常常让周培公坐在身旁，这对臣子来讲是莫大的恩宠，所谓卧榻之侧岂能容他人酣睡，而康熙这样打破常规尊重人才，足以让周培公感恩效忠。但对于人才，康熙没有一位施恩，而是恩威并用，从而驾驭自如。康熙尽量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对于那些桀骜不驯之人则恩威并施。康熙重用姚启圣就体现这一点。姚启圣此人，
人个奇才也是个刺猬。为将其收入帐下以平台之用，康熙着实下了一番苦心。先是将姚启圣关入大牢三个月，并在此期间不准任何人和姚说话，实实折磨了姚一番。在这个下马威后，康熙施以三恩，一恩让姚启圣做龙驾随行回京，并将从不送人的书赠姚，而在当时封建皇权社会有几个臣子能有机会可以坐上皇帝的龙驾，如此恩惠天下罕见。二恩：违反祖制烧了先帝谴责姚的御批，并委任姚启圣为福建总督。三恩：平台期间给姚启圣莫大的权利，甚至撤掉了所有满臣。但姚启圣终究是个桀骜不驯的刺猬，为此康熙只得再度施威。一道训旨，骂得姚启圣大声叫好。显然姚启圣已成为这位“圣主”的鞍下之马。
忠奸尽收，皇权至高无上。帝王用人之道不仅在于用人才，还要会用奴才。真正的帝王之道在于奴才和人才皆用并且做到平衡，互相克制，这样国家可以治，皇权可以保。康熙用的两个重要奴才就是索额图和明珠。对于这两个奴才康熙都委以重任，达到了权利的平衡。在康熙统治中前期康熙都没有剪除此二人的想法，但是在统治后期国家的内忧外患基本解决，这两个奴才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并涉及了宫廷的权利争斗，这使得下了剪除得决心。奴才是不能一直用下去的。康熙更痛恨索额图，因为两者相比，索额图权利欲望较强，这会影响到皇权。除掉这两个奴才后，康熙独揽大权，事必躬亲。但是这种集权虽然有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但从历史角度来讲不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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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知人与用人下级学
朵朵青莲 | 23 十月, 2006 20:17
知人不易，用人更难
知人是用人的前提，但毕竟用人既要根据人才的特点，又要结合事情的难易。用人艺术需要更加深邃的洞察眼光和协调手段，而且用人是以“成败”这个硬指标来检验效果的。
康熙深知知人之不易，更知用人之难。唯其如此，他在这两方面都细心体察、慎之又慎。如三藩之乱中，郑经曾与耿精忠合谋进攻广东，耿藩降清后，郑经仍旧纠合旧部骚扰沿海一带，烧杀抢掠，一派海盗行径。康熙知道姚启圣了解东南沿海情况，且能担大任，便起用姚启圣征讨郑经，率兵收复台湾。姚启圣上任后，与地方官员和各路军队通力合作，大败郑军主力。同时采取招抚政策，瓦解郑军内部，先后大约有十三万郑氏官兵归顺清廷，从而使台湾郑氏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姚启圣也因此功而被康熙授予兵部尚书之职。
姚启圣的个人成就正是康熙的知人之明造就的。在元朝时期，元世祖忽必列的重要谋士许衡就向他提出了“知人不易，用人更难”的观点。
许衡曾多次上疏，建议元世祖在用人问题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用人是一件高深的学问，知人不易，用人更难。许衡认为官居高位的统治者很难了解下面的人。因为人性有易和险的区别，平易的人容易了解；城府深险的人则不易了解。再则，统治者面对的是一大批人而不是几个人，“寡则易知，众则难知，故在上者难于知下，而在下者易于知上，其势然也。处难知之地，御难知之人，欲其不见欺也难矣。”他还举例说：宋代名臣包拯算是明察之臣了，但他曾受过一个小吏的欺骗。一般官吏，受骗上当后仅仅办错一两件小事，影响较小；君主掌握着予夺、升黜、赏罚乃至生杀之权，如果用人有误，上当受骗，造成的危害则无法估量。况且，君主亦有好恶，看人与用人，难免把自己的感情掺杂其中，这样就使得在下小人有可乘之机。“甚至本无喜也，诳之使喜；本无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爱也，而诳誉之使爱；本无可憎也，而强短之使憎。若是，则进者未必为君子，退者未必为小人。”这样，小人便会“挟其诈术，千蹊万径，以盅君心。”这样的欺骗，即使是尧舜那样的圣明也是防范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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