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年—公元1735年），圣祖康熙第四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年号雍正。雍正在位仅一十三年，但却在君臣之间建立起一套完整而成功的密折上奏制度，并留下所谓“天下第一痛快之书”——《朱批谕旨》。虽身居大内，却能通过密折了解下情，于地方官场民情了如指掌。不能不说，密折制度的功能在雍正时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是雍正推行新政，加强君主专制的有力措施。 一、密折的产生与内容
1.产生时间
需要辨明的是，奏折与奏本、题本并非同一概念。题本与奏本是清初沿袭前明旧制而来，官员弹劾、禀报钱粮、兵马等用题本，须附“贴黄”（即摘要），由通政司转送内阁，然后上呈皇帝；官员到任、升转及本身私事等用奏本，也须经通政司上呈。与题本奏本相比，奏折快捷便利、保密性强。 唐武则天时期已有告密制度，明朝也已出现与密折相类似的“密奏”，不过正式使用“密折”这一称呼却是始于清代。密折是清代一种特有的上行官文书，是各级官吏上呈给皇帝的秘密奏折，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这种文书皆由臣僚缄封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拆阅，旁人不得与闻。
密折中之“密”字，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密折由臣下直接上呈给皇帝个人，不经通政司等衙门；二是由于某些原因，上疏内容具有机密性，不可外泄。
关于密折产生的时间，至今未有定论。杨启樵先生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中推测，清代密折“肇端于顺治，推行于康熙，至雍正而大盛”。还有学者认为奏折始用于康熙，因为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朝的。学者黄培则认为“密奏雏形”产生于关外。至于密折出现的具体年代，则众说纷纭。但密折制度在康熙晚年已大体形成，在雍正时期完备盛行，这一点毋庸置疑。
航嘉暗夜h5072.密折内容
早期密折内容无甚机密性，多为雨泽、米麦、请赐、题补之类。康熙中期以后江南多事，奏报江南事务的内容增加。至雍正时期，密折内容已十分广泛，形式和种类也多种多样。有向皇帝请安折问候的“请安折”，有上奏庆贺的“贺折”，也有官员上奏谢恩的“谢恩折”。但
奏折中数量最多、最常见的还是“陈事折”，陈事折内容繁复，可分为天候、粮价、养廉、水利等数十类，凡天下有关吏治、民生、兴除、劝惩各事，无需真凭实据，风闻即可入告。除此之外，密折中还涉及到日常生活琐事，如雍正曾朱批劝诫李卫注意身体健康：“闻汝因过劳吐血，此则大谬。嗣后慎勿复尔，诸凡量力而为，不可勉强！”人民日报十论
二、格式及规章
1书写格式
清代早期的奏折大多是私人信件的性质，所以在书写上较为自由。至雍正朝，密折在书写格式上就有了严格的规定，在行文用语、组织结构、书写款式等方面都有限制。例如，臣下缮写时须亲自为之，不可假手于人；不同种类的奏折需用不同纸张书写请安折用黄纸，陈事折用素纸等；奏折共13版半，第1版为掩首，封时向后折转，第2版为面，下中写“奏”字，第3至12版为奏折正文处，第13版不写字，最后半版为折首，封时向后转；奏折写完后结尾处要写上“伏乞皇上圣鉴”等套语；再如奏折书写过程中的抬头制度：遇“盛京”等地理名词要抬头，遇“朝”、“皇帝”、“宫殿”等字样要抬头，遇“怡亲王”等王号则不能抬头等等。
2.保密工作
臣工写完后需装入内廷颁发之折匣内，匣外加宫廷特制铜锁，以盖有御押黄纸封口，最后用黄包袱包好，送至京都。
密折的传递也比较严格。各省总督、巡抚的密折须派亲信直接送达京城，直达御前，并由皇帝亲自批答。如遇紧急事务可由千总或把总等乘驿递送。至于无径奏之权的官员，奏折或交上司转呈，或交钦定中转奏折之人，期间不得拆看。后设奏事处，每天统一接收在京部院衙门及各省督抚衙差递送的奏折，再呈给皇帝，皇帝作出批示后，颁布通行。
雍正帝还独创了回缴密折制度。雍正于康熙六十一年颁布谕旨：“……京师满汉大臣官员，凡一切事件有皇考朱批谕旨，亦著敬谨封固进呈。……嗣后朕朱批密旨，亦著缴进，不得抄写存留。”不但康熙时期奏折需上交，雍正朱批发回本人捧诵后，也需上呈，私自存留，必受严惩。
房地产平面广告设计凡此种种，皆为确保密折内容的秘密性。
3具奏人
密折并不是官员人人享有的专利，被获准上奏折的官员称为“具奏人”（或“提奏人”）。康熙前期，奏折还不具备普及性，上奏折只是少数皇帝亲信的特权。康熙中期，所有在京大臣和地方督抚提督等官员均可上奏。康熙晚年，一再令臣工密折陈事。雍正继位后，积极推行密折上奏制度，具奏人范围进一步扩大：“京官自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道员、学政以上；武官自副将以上；旗员自参领以上”。除官职外，官员个人与皇帝的关系也是能否获准上奏的重要原因，有时一些品位较低的地方布政使、知府、同知等也可获准具折。总而言之，雍正朝密折人员远远超过康熙朝，《朱批谕旨》一书中所收具奏人即达223人，实际上折的人还不止此数。
上奏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雍正朱批谕旨》十函，雍正曾责备田文镜上奏太过频繁，“未免虚耗盘费。朕万几在御，日不暇给，亦苦纷烦。”可见具奏人应及时反映地方事务，但频频渎奏亦会受诘。
二、雍正推行密折制度的原因
雍正为何积极推行密折制度？我认为原因有四：
1.君主专政时代，君王身居大内，为周知庶务，通达下情，不得不广布耳目，历朝历代的特务机关也是由此而来，清朝也不例外。有了明朝的前车之鉴，清朝统治着不再任用特务，转而使用密折奏事这一形式；
2.满族入关后仍保留着军事民主制的彩，“议政王大臣会议”等机构的存在对皇权起着制约和分割的作用。密折制度的实行，无疑是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
3.康熙晚年，官吏朋比为奸，党同伐异的情况已然十分严重。雍正继位初，“矫诏篡立”说流行，其继位的合法性受到广泛的攻击和怀疑，朋党间明争暗斗更为激烈，密折就成为雍正控制臣下，铲除异己最有效的措施；
4.雍正本人精力过人，且为人多疑忌苛，所以大小政务事必躬亲，无论大事小事，力求亲力亲为。他大力推行密折制度，上至国家大事，下至日常琐事，无一不想插手。
四、密折制度的作用
事实上，雍正也实现了他推行密折制度的目的，不出皇宫而能知晓天下事。雍正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密折制度功劳不小。
1.通过密折雍正能及时知晓下情，有利于正确决策，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有这样一则逸事：状元王云锦有一天跟亲朋好友玩“叶子戏”，叶子丢了一片。第二天上朝，雍正问他昨晚干了什么，王云锦如实回答。雍正笑道：“不欺暗室，真状元郎。”然后从袖子里拿出王云锦丢失的那片“叶子”，还给了他。
不管此事是真是假，但在位13年中，雍正大部分时间是在宫墙之中度过的，很少外出巡游。能足不出户而知晓天下事，无疑得益于密折制度。密折内容广泛，事无巨细皆可议论，几乎无所不包，无话不可谈，为雍正提供了大量信息。此外，皇帝行新政，可通过密折与大臣先行商议，臣下不同意也可在奏折中婉转劝阻，在正式决策前留下了缓冲的余地。
另外，由于密折直达御前，省去了许多繁复的中间环节，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雍正极为勤政，奏折几乎全都当天批示完毕，第二天早晨交予军机处，再由军机处按事情缓急处理递送，十分快捷。
2.官员之间相互牵制，彼此监视，使雍正能有效地控制臣下
鉴于雍正时期严格的保密制度，密折内容基本上只有上奏者本人和皇帝知道，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密折是官员之间打小报告的有效途径。一省之内，总督、提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互相监督，发现谁做了不臣之事随时可上折密奏，周围的同僚谁都有打小报告的可能，防不胜防，而只有皇帝才能开拆、批答密折，这对臣下会产生十分强大的威慑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惕修省矣”。雍正也能借此更为有效地控制臣下。
3.加强了雍正对中央和地方的直接控制，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雍正时期密折制度的全面推厂，对于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皇帝通过密折制度直接处理政务，避开了内阁和满族贵族议政大臣的牵制，对中央和地方实行直接有效的控制，削弱了权臣的势力。密折制度和军机处相辅相成，有力地强化了皇权。另一方面，皇帝通过密折制造朝臣之间的互相猜忌，从而可实现“分而治之”的目的，瓦解朋党，加强对中央和各省官员的直接控制。
4.密折也是皇帝教导臣下，与臣下交流情感的桥梁。
雍正在《朱批谕旨》自撰前言中就说到：“因人而施，量材而教。严急导之以宽和，优柔者济之以刚毅。过者裁之，不及者引之。”雍正对密折所作的朱批，经常嬉笑怒骂全无避忌，直言“朕大笑惊讶览之，朕笑的了不得⋯⋯”，参与式教学有时甚至不避村俗俚语。密折的性质实际上类似于雍正和臣下间的私人信件，雍正时常用朱批对臣下的为人处事加以指导。例如田文镜为人苛刻，雍正曾再三劝阻：“诸务从容办理，毋过于猛”，“朕不虑汝不及，恐报效心切，或失之少过耳”。对于臣下的生活细事，雍正也颇为关心。对君臣间的情感建设，密折制度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得必有失。在专制政体下，密折制度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它也引发了官员个人谨小慎微，同僚之间互相猜忌等弊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利于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团队之间的团结协作。无论得失，密折制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任何时期，任何组织想要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对周围信息全面而有效的掌控。在现代化社会，网络的普及为信息的传递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通道，为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更应该利用现代化技术，全方位建立健全信息沟通渠道，让信息能“直通中南海”，使基层民意民情能真正快捷而有效地直达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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