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格如何创⽴了“基⾟格规则”？
理想主义者
本⽂节选⾃《基⾟格：理想主义者》第七章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04⽉出版
《历史的真义》这篇论⽂已经被载⼊史册，它是有史以来哈佛⼤四学⽣所写的最长的⼀篇论⽂，现在哈佛的毕业论⽂篇幅限制（35 000字，或者⼤约140页，被称为“基⾟格规则”）即由此⽽来。全⽂有388页，这还是删掉了讲⿊格尔和施韦泽的章节之后的篇幅。据说弗⾥德⾥希看到第150页时就不肯再往下看了。但这篇论⽂最了不起的地⽅倒不是它的篇幅。三年苦读没有⽩费，基⾟格对其所读的经典做了精彩提炼，呈现给我们的不单有斯宾格勒、汤因⽐和康德，还有科林伍德、但丁、达尔⽂、笛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格尔、霍布斯、霍姆斯、荷马、休谟、洛克、弥尔顿、柏拉图、萨特、施韦泽、斯宾诺莎、托尔斯泰、维柯、维吉尔和怀特海。他还按照逻辑意义将布拉德利、亨廷顿、约瑟夫、庞加莱、赖欣巴哈、罗伊斯、罗素、谢a此处不知是否著者有误，应为艾略特。—译者注费尔、斯泰宾和凡勃伦引⼊附录。显然，这是⼀个年轻⼈写的书，是展⽰才学的⼀次演练，⾥⾯犯了⼀些低级错误，像是把萨特的名 字“Sartre”拼成“Satre”，把“data”和“phenomena”这两个复数名词当作单数名词⽤，⼜把单数名词“polis”当作复数名词⽤。（这提醒⼈们基⾟格在德国没有接受过正统教育。）论⽂⽤⼤部分篇幅详细阐述了斯宾格勒、汤因⽐和康德这三位主要作者的观点，但有时候⼈们很难分得清哪些是他们的观点，哪些是基⾟格的评论，部分原因是基⾟格为了节省篇幅，省略了像“如斯宾格勒所说”这样的措辞，结果不⽌⼀个读者把斯宾格勒的⽂化悲观主义错当成基⾟格本⼈的观点。然⽽，尽管有种种瑕疵，这篇论⽂仍毫⽆争议地获得了最优成绩。同时，它也为⼈们了解艾略特对基⾟格的影响提供了有我的青春我的爱
价值的线索。这种影响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曾经影响过”，⽽是“永久的影响”：基⾟格继承了艾略特那种特有的浮夸⽂风。
风。
奥斯⽡尔德·斯宾格勒、阿诺德·约瑟夫·汤因⽐和伊曼纽尔·康德⾄少可以被认为是三位“同床异梦”的哲学家。康德⽆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被尊为西⽅哲学的泰⽃之⼀。斯宾格勒是⼀位特⽴独⾏的辩论家，他在《西⽅的没落》（两卷
本，1918年⾄1923年间出版）中所做的那些隐晦的预⾔因为涉及德国的权利⽽为⼈所诟病。（哈佛社会学系的创建⼈⽪季⾥姆·索罗⾦视他为眼中钉。）基⾟格在写论⽂的时候，汤因⽐12卷的讲述⽂明兴衰史的著作只完成了⼀半。选择汤因⽐（也是贝利奥尔学院毕业）也许是艾略特的意见，但这也反映出其前6卷《历史研究》⼴受欢迎，⾮常成功。该书的全⼀册缩略本于1947年在美国出版，售出30多万册，这⽆疑得益于《时代周刊》当年3⽉刊登的⼀则封⾯报道。那篇报道的标题是“我们的⽂明并⾮注定会覆灭”，就像汤因⽐断⾔基督教对西⽅世界极其重要⼀样，这样的信息总让美国⼈很受⽤。汤因⽐被媒体誉为斯宾格勒的反对者，因此基⾟格对论⽂中所涉⼈物及其思想的选择在事实上饱受热议。既然他所有的学术导师⼏乎都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抱有极⼤热忱，如果这位雄⼼勃勃的青年学者能够展⽰康德的思想在何种层⾯上⽐斯宾格勒和汤因⽐的⾼明，那⾃然是⼀着妙棋。邮件合并
出⼈意料的是，基⾟格决定不讨论显⽽易见的问题，⽐⽅说这三位作者对历史因果的看法有何不同。相反，他选择重点讨论⼀个更深、更难的问题：他们如何看待⼈类社会中，历史决定论和我们作为具有⾃由意志的个⼈的意识之间的基本⽭盾。从论⽂的导⾔可以清楚地看出，基⾟格对这个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
每个⼈的⽣命中都会遇到⼀个时间点，那时他会意识到青春看似充满⽆限可能，实际上⾃⼰已经变成⼀个现实体。⽣命不再是四周环绕着森林和⼭峰的⼴阔平原，他逐渐发现，他越过草原时其实⾛的是⼀条常规路线……我们遇到了“必然与⾃由”的问题、我们的⾏为所致的不可挽回的事、我们⽣活的导向问题……那种调和我们的⾃由经验与既定环境的渴望让诗歌扼腕⽽叹，让哲学左右为难……在⾃由模式中实现的因果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
正如基⾟格展⽰的那样，他选的⼏位权威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各不相同。斯宾格勒是这三个⼈中最坚定的决定论者。在斯宾格勒看来，“历史体现有机⽂化的兴衰。这些⽂化的本质是个谜，⼈们需要从这些⽂化中吸取前进的动⼒，这些⽂化就是权⼒的表现”。这⾥⽆须赘述基⾟格略显啰唆的注释。最重要的是，斯宾格勒坚信有⼀种普遍性的循环：从⽣物到⽂化，再到⽂明，最后⼜回到⽣物。这⽆法令基⾟格信服，他说：“清醒的意识状态与⽣成过程之间、时间与空间之间、历史与因果之间的对抗表⽰了既定环境中⾃由经验的困境，但这些⽭盾与对抗没有消除这种困境。”
汤因⽐也不如康德，说实话，差得太远。不错，汤因⽐看似肯定了合⽬的性在历史中的地位，以此反对斯宾格勒的宿命论。⽂明可以选择迎接环境的挑战，可以选择继续在历史的悬崖上攀爬。但如果历史的终极意义是由上帝的意志操纵的，那么正如基⾟格所写，“我们丝毫没有真正超越斯宾格勒”。基⾟格宣称“历史不是⼀本阐释《新约全书》的书”，对汤因⽐的⼤作不屑⼀顾，认为那不过是“在神学基础上多加了⼀种实证法”。
基⾟格按艾略特所教，向⼈们展⽰康德是如何建⽴⼀个⾃由王国的。康德把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区分开来，现象世界可以通过理性和确定性来认知，⽽⾃在之物的本体世界则只能通过内在经验去认知。“因此，在既定环境中的⾃由经验终究还是有潜在意义的……合⽬的性⽆法在现象世界的现实中被揭⽰，但它可以坚定⼈的决⼼。在⼀个既定的体系中，⾃由确实占有⼀席之地。”基⾟格还推崇康德的“绝对命令”理念。“绝对命令”不仅在道德领域意义重⼤，还“为康德的历史哲学搭建了框架”，因为“如果⾃由的先验代表了透过表象领悟更⾼主体性真理的能⼒，那么它的准则也必定会为政治领域制定规则；因此和平是⼈类最崇⾼的奋⽃⽬标，是对⼈的道德⼈格的终极肯定”。
换⾔之，对和平的追求是⾃由意志下所有⾏为中最⾼贵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基⾟格相信⾃⼰到了康德的错处。基⾟格在讨论“永久和平”a的⼀篇⽂章中认为：“谋求和平的责任看似是绝对命令的体现，实际上只是左右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原则。”对基⾟格⽽⾔，这只是代表他还想像汤因⽐那样，“扩⼤历史哲学的范畴，保证道德法则的可及性”。“为确⽴他的绝对命令的正确性，使其成为永久和平的
基础，康德必须展⽰他的理论是可⾏的。但他的可⾏性论证变成了必然性存在的宣⾔，似乎否定了绝对命令的道德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也曾想过彻底解决所有历史哲学内在的困境……出必然性和可能性之间的联系，但同样失败了”。虽然研究康德的学者可能会反驳说，基⾟格将⾃然王国和⽬的王国混为⼀谈，康德却将两者分得⼀清⼆楚，但不容置疑，在《永久和平论》（还有他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确实介绍了⼀种⽬的论版本的历史观，承认“有⼀个更⾼层次的理由决定着⾃然进程，引导它⾛向⼈类奋⽃的最终⽬标”，即永久和平。
那么基⾟格⾃⼰最终的⽴场是什么呢？答案是⾃由⾼于必然，选择是⼀种内在经验。他在关键的⼀段中写道：“⾃由不是⼀种明确的能⼒，⽽是⼀种内在的⽣命体验，⼀个做出有意义的选择的过程。”
这……并不意味着选择是没有限制的。每个⼈都是时代、国家和环境的产物。但除此之外，每个⼈都具有从根本上说难以分析的特质……历史的创造性本质，道德⼈格。然⽽，我们可以通过回顾来解释⾏为，⾏为是⼈们在内⼼做出选择后才发⽣的……⼈只能从⾃⾝到对⾏为的约束。
他再次提出：“⾃由是……⼀种寻求⾃我激励的内在状态……⾃由不依赖存在⽽依赖对选择的认知，不依赖外部条件⽽依赖内在经验。”
依赖内在经验。”
总⽽⾔之，“⾃由和必然之间的⽭盾只有内在经验能够调和”。基⾟格这么强调内在性，明确表⽰应当乐观看待他在论⽂倒数第⼆页提到的20世纪三四⼗年代发⽣的事件。
在布痕⽡尔德集中营和西伯利亚劳改营待过的⼀代⼈不可能像他们的⽗辈⼀样乐观。但丁追求的幸福在我们的⽂明⾥已经荡然⽆存。但这只说明⽂明衰落的事实，⽽不是它的必然性……诚然，那些年可能令⼈疲惫不堪。但……⾃由的经验能使我们从过去的苦难和历史的挫折中振作起来。这种灵性中包含着⼈类的本质，每个⼈都赋予这本质⼀种⽣命必然性的特质，这本质赋予我们那种将带来安宁的⾃我超越。
有⼈认为⾃1968年以后，“基⾟格看待历史的哲学切⼊点和他制定、实施外交政策之间不存在隐性关联”。有⼈这么说：
外围电路
谨慎性原则基⾟格看过奥斯维⾟集中营之后，⽆法相信普遍的道德伦理和永恒价值，这些是康德信仰⼈类进步的基础……对基⾟格⽽⾔，上帝死在了奥斯维⾟……基⾟格的现实政治和康德的理想主义之间形成了鲜明对⽐，说明这篇冗长的毕业论⽂只是⼀次智识上的训练，体现不出他成形的个性和价值体系。
这种说法⾄少是值得商榷的。写《历史的真义》的基⾟格当然不是“变质的康德主义者”，他也不赞成斯宾诺莎消极的怀疑论，他的这种对权⼒的看法实质上和霍布斯是⼀样的。《历史的真义》中很少提到斯宾诺莎，对马基雅维利则完全没有提及，总有⼈说是马基雅维利影响了基⾟格，其实不然。
对《历史的真义》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它是⼀本真正的理想主义宣传册。在艾略特的影响下，基⾟格完成了他的作业：读了《永久和平论》，但他发现康德的推理有瑕疵。和平可能确实是历史的终极⽬标，然⽽，在内⼼直⾯选择从⽽真正体验⾃由后，从个体的⾓度看，任何这种决定论的模式都是不对的，“⽆论⼈们如何理解事件的必然性，当这些事件发⽣时，这种必然性都⽆法对⾏动做出任何指引”。
这⼀根本性的洞见对1950年的世界产⽣了重要影响。⾸先，基⾟格在结论中说得很清楚，他对历史真义的认识使他对经济学界的主张深表怀疑，这个雄⼼勃勃的哈佛学⽣越来越认为这些主张是选择的集合：
当……冰冷的物质性思想取代浪漫的感性，⽣命便成了⼀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们拼命寻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这证明了⼼灵的空虚。对他们来说，必然性是⼀种客观状态……他们总是认为再多⼀点⼉知识、再多⼀个公式，就能解决物质世界中不断增加的困惑。
其次（虽然基⾟格认为在不起眼的脚注⾥谈当代政治⽐较明智），物质主义的局限性意味着“任由关于民主的争论变成⼀场对经济制度效率的讨论”是危险的。“经济制度的效率是客观必然性层⾯的问题，因⽽是可以讨论的。”相反，“⾃由的内在直觉……会排斥极权主义，即便它在经济层⾯效率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个原因是，“认为和苏联开⼏次国际会议就能神奇地解决所有分歧，这种看法似乎很荒谬……似乎⽆法仅仅靠开会就能达成基于内部和谐的永久谅解，因为分歧不仅仅是误解造成的”。
岳城水库
⾏⽂⾄此，我们终于要谈到⼀个历史事件了，这个事件暗中渗透到基⾟格毕业论⽂中关于个⼈⾃由的每⼀个字⾥，将成为他⾛向学术巅峰继⽽掌握政治权⼒的背景，这个事件在1950年使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即便在坚定的理想主义者眼⾥）看起来和汤因⽐所说的基督救赎时刻⼀样遥不可及。它就是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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