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逃离重庆始末

汪精卫逃离重庆始末
作者：黎余
来源：《红岩春秋》2014年第05期

抗战爆发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解放成为中华民族最紧迫的历史重任。但在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不断的政治诱降面前，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抗战信心动摇，亲日势力不断抬头。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携众从重庆叛逃至越南河内，不久在香港发表“艳电”，赞同日本《近卫声明》，公开叛国投敌。消息传出，举国震惊，成为抗战以来中国最严重的政治事件。

与日方秘洽“心宽一寸病退一丈和平”事宜

“湖北医学院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即在庐山发表谈话号召“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向全国表达其抗战决心。在政治上，他同意与中共合作，联合抗日；军事上，设置了战时机构，划分了战区，并调动军队在华北、华东战场展开大规模积极作战。蒋介石这一对内对外重大政策的转变，受到举国上下一致的欢迎和拥护，中国抗战迎来了新的局面。

但这样的局面却使身处国民党最高核心层的汪精卫坐立不安。面对全民族抗战情绪日益高涨，汪精卫不断竭力散布民族失败主义，主张对日妥协。他认为日强中弱，抗战必败，所谓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是不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车祸老实话”与不“负责任”的表现，唯一之途，就是停止抗战，求得所谓中日“和平”。他还联合周佛海等人在南京暗中成立“低调俱乐部”并四处活动，视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为唱“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