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以来，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由于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对此，孙中山先生忧愤不已，他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一盘散沙”。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上述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蒋介石的势力不能达全国。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当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很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为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西四胡同
伪满政权主要由东北人组成，“在伪满高级官员中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注：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册，第68、72-73页。）可以看出，伪满高级官员集团基本上是在东北任职的原奉系人员所组成，体现了民国时期东北长期脱离中央政府，在张作霖父子统治下浓重的、封闭的地域彩和派别彩。
除了全国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外，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内部也派别林立，相互之间政见分歧，争权夺利。汪精卫长期与蒋介石争夺最高领袖地位而不得。三十年代初期，汪精卫领导下的行政院没有实权，“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注：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24
邯郸市委书记页。）汪精卫为争做最高领袖，“原计划在西南地区依靠龙云、刘文辉、邓龙光、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成立反共的‘中央政府’”。（注：蔡德金：《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始末》，载江苏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汪伪政权内幕》，江苏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89年出版，第3页。）从汪伪政府成员组成可以看出，追随汪精卫投敌者多是汪派人物，如陈公博，褚民谊等。当然，汪精卫投敌除了权力之外，还与其反共与民族失败主义思想有关。
汪精卫的投敌，影响很大。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有一定的号召力，汪伪政权的国民党名称、三民主义旗号、国名、国都、国歌、国旗等都未作改变。其“和平建国”理论颇能迷惑一部分民众。因此在汪精卫投敌后，汉奸数量迅速增多。如下表，
(1938-1945)
年代 抗击伪军数
1938 78000
1939 145000
1940 255000
1941 348000
1942 555000
1943 735000
1944 782000
qyg1945 955782
（资料来源：引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下）第597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1938年伪军数量是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伪军数量迅速上长到145000人，上升了85%，以后数量连年增加。尤其在1942-1943年期间，伪军有过猛烈的发展。这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结果。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暂时得势，敌后的国
中学生学习报语文民党军队，多年来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已无多大战斗力，加上汪精卫“曲线救国”论的影响，在日汪的软硬兼施下，纷纷叛国投敌。
伪军数量惊人，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众，他们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伪军的大量存在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二、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抗战时期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这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合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此是抗战时期汉奸大量产生的又一个原因。如陈璧君公开宣称“抗战就是为蒋介石一具人殉葬”。而部分民众国家意识淡漠，他们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一些人或为钱财，或为利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如淞沪抗战中，日军军曹山田武一洋洋得意地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
渗透率单位年出版，第269页。）
一位英国侨民柯林斯写道：“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这位外国侨民的话出可以从侧面印证当时社会矛盾之深是致使汉奸大量出现的重要因素。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现代进程曲折迟滞，农村地区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城市，内外交困之下工商业发展凋弊，就业机会太少，人口就业压力大。由于上述原因，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如淞沪战场我军右路军总指挥张发奎亲口告诉郭沫若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一个17岁的汉奸交待了他所知道的汉奸组织，他说：‘敌人总是用大汉奸收买小汉奸，有的可得100块、200块、10块或者50块，好像包工式的，然后由他们分钱给小汉奸，虽则他是为了3块钱去做汉奸的，但也有12、13岁作汉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5角或1块。’张发奎听了连连叹息，心情十分沉重。”（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63页。）中国的老百姓穷困到如此地步，
以至不得不去做汉奸来维持生计，痛恨之余，更让人感到痛心。由于旧中国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很多人不得不靠做伪军来谋生。如汪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的意见书上记载：“一、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注：《汪伪军委会军事顾问影佐意见书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吸引了大量的下层民众去做伪军谋生。
更多的下层汉奸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如流氓、无赖、兵痞、土匪、失意军人等。据一份调查记录报告，“在河北满县，被某锄奸队打上名单者，共有18人，其中无业者为10人占总数56%，商人、工人占11%。在无业者10人中，他们均为赤贫。华北屡遭战祸，天灾也时有发生，加之地方保甲渔肉，土地高度集中，破产者甚多，遂产生对社会不满情绪，有些人在落水前，已有打劫、偷摸之前科。”（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47页。）
另外还有部分下层汉奸是因被汪伪政权抓去被迫做了汉奸。如当时汪伪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警卫三师其兵员“由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
挑选的士兵组成。”（注：韩贤俊、吴树山：《伪警卫第三师弃暗投明经过》，载《江苏文史资料集粹》军事卷，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5年出版，第221-222页。）
三、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林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58页。）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蒋介石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全盘复古运动。以其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公开宣扬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胡汉民曾一针见血的揭示了蒋介石鼓吹传统道德的真正目的。他指出：“一部分人抛开了三民主义，目的只是在愚民。”他痛
斥这是三民主义的“流氓化”。（注：《三民主义的心物观》，载《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4期。）蒋介石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国民党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混种。由于固守传统，拒绝全面的社会改革，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成就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说教，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这导致部分中国人化为一盘散沙，缺乏向心力。“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注：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四期。）这是汉奸大量产生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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