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旗”下的赤子之心
——追述上海“孤岛”时期洋旗报“五月危机”的前后左右 王涵咏
［摘要］上海“孤岛”时期的“洋旗报”现象牵连着当时云诡波谲的国际关系背景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局势，因而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在本文中，我试图以1939年孤岛新闻界爆发的“五月危机”为契机，力求展现“洋旗报”披染着腥风血雨的曲折发展历程，以及风骨崚嶒的报界斗士在其中表现出的伟岸风貌与爱国节操。
［关键词］孤岛时期；洋旗报；五月危机；恐怖暴力事件；
商战三十六计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西撤后，上海外围地区尽入日军之手。此时，日本尚未向英、美、法等国宣战，无权进占租界。上海市区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如同覆巢之下幸存的“完卵”，从此成为孑立于日占区包围之中的一座“孤岛”。这一时期，为了摆脱日伪的新闻检查，爱国抗日的上海报人利用租界当局的“中立政策”和“治外法权”，以外商名义创办并出版了多份报刊，当时普称为“洋旗报”。 从“洋旗报”的源起与壮大说起
日军占领上海后，接收了原国民党中宣部设立在租界内的上海新闻检查所，并威胁上海12家报社，不得在报刊舆论中损害日本利益，否则“一切后果自负”。自11月下旬起，上海租界内出版的大批抗日报刊先后被迫停刊，其中不少报刊迁往内地或香港出版。据1937年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称：“自11月华军退出上海后，出版物之停刊者，共30种，通讯社之停闭者共四家，包括中国政府机关之中央通讯社在内。” 此后，孤岛新闻界一度陷入了“万马齐喑”的时期。
1938年1月25日出版的《每日译报》采取“洋旗报”的策略，利用日伪与“第三国”势力在租界上的互相牵制与平衡，于两者对峙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率先打破了僵局。这份由中共领导，以英商名义出版的报刊，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绕开了日伪的新闻检查，向读者宣传爱国抗日的主张。四天后，又一家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英商报纸《文汇报》出版，严宝礼任总经理，聘请英国人克明任董事长。
不久，转战香港的《申报》在马荫良的率领下，回师上海。事实上，“19世纪后半期的《申报》就是洋人出钱，中国的秀才办报。而现在是洋人挂名，中国人自己办报。今天的报人
也已经不是当年的秀才，而是历经战乱、饱经风霜的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天下名站复刊后的《申报》以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名义出版，一再强调“主和即汉奸”、“媾和即灭亡”的抗日观点。
此后，由中国人主办，向外国政府注册，挂上一面洋旗，改为“洋商报”的抗日报纸在租界层出不穷，重新构建起一个强大的抗日宣传阵营。截至1939年4月底，上海租界内以抗日宣传为主旨的“洋旗报”，已达17种之多，总销量约为俾斯麦20万份。至此，“洋旗报”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壮阔局面。
“五月危机”的酝酿
金霉素伴随着“洋旗报”队伍的日益壮大，沉寂的孤岛一时间“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然而，纵观国内外时局，即将爆发的“五月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国际方面，时至1939年4月，德国法西斯日益嚣张，欧洲局势紧张。法国政府官员莱热曾在此时对中国大使顾维钧说：“战争是否会在最近的将来爆发取决于下周的事态发展，法国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在这样的情况下，英法等国无暇东顾，一心希望中日媾和，如法炮制又一个“远东慕尼黑”。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果日本同意缔结和平协定，英国政府愿意承担使中国方面停
止一切排日活动的责任。西方国家妥协的绥靖政策使得日本更加有恃无恐，对上海租界当局不断施压，要求取缔租界内的抗日报刊。
国内方面，1938年武汉会战以后，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由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预备兵源枯竭，以及国内的财政困难，被迫改变侵华的方针和策略，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以战养战”等新的口号，把战略重点转向后方，着力加强对日占领区的控制。日本御前会议在《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中指出：日满华三国应该在宣传方面，废除那些相互之间破坏友谊的措施，并在将来禁绝这种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孤岛“洋旗报”的生存益发如履薄冰。
而即将来临的五月，在日本侵略者眼中，又注定是个“麻烦重重”的月份。
中国人将在这个月里举行众多的政治纪念活动。邹韬奋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在整个五月间，除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五的一部分是纪念非常大总统就职以外，其余的没有一个不是记载着日本强盗在中国欠下上的血债，没有一个不是要使我们痛心的。”
或许，也因为上述缘由，国民党决定在1939年5月1日正式开展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蒋介石在重庆亲自主持首次会议并训词。会后，重庆万余人进行了火炬游行西菲律宾海。日本领事三浦当时就向租界工部局抗议，要求禁止租界内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活动，查封所有刊载这一活动消息的报纸。日本方面意识到一股爱国的热潮正汹涌而来，而上海此时“占着中国抗日言论的中枢地位，也非过言。所以上海的抗日报纸，如果能把它们溃灭，就等于把全中国抗日言论封锁了一样。”于是，侵略者们阴谋在“五月”，对孤岛的洋旗报刊下手，一场风暴转瞬而至。
“五月危机”的爆发、发展与结局
1939年5月1日，一场抗日报刊的生存危机爆发。工部局在当日发布公告，明令取缔租界内一切政治团体和政治宣传活动。5月11日，工部局又与法租界公董局发布联合布告，强调其取缔抗日报刊及其宣传活动的立场，“有政治性质之活动，依法自不能在各该区域内进行……此后无论何人，凡直接或间接参与是项团体，两租界将不予保护或并驱逐出境。”
5月2日，《中美日报》全文刊登了蒋介石在重庆发表的为实行全国总动员的演讲，《新闻报》、《申报》等报纸也进行了摘要式报道。工部局视之为必须取缔的政治宣传活动，立刻警告这几家报纸，不得续载蒋介石的演讲及相关内容。此后，《中美日报》、《译报》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文汇报》和《大美报》四家报馆又刊登了蒋介石在生产会议上的演讲词，说要加紧经济建设，整军生产同时并进，完成抗战建国任务。《文汇报》和《译报》因此被勒令停刊两周，《大美报》、《中美日报》被吊销登记证。
《文汇报》停刊的第二天，《申报》的第五版和《新闻报》的第七版上，刊登了同样格式、大字的“英商文汇公司启示”，全文为：“本公司接英领事馆通知奉英大使谕，本公司所发行之文汇报及文汇报晚刊，自即日起停刊两星期此启”。同一天，《申报》刊出一则引人瞩目的新闻，标题为：“租界严重局势中 华字报纸不幸遭遇 文汇报译报休刊两星期 大美中美两报吊销执照”。这四家报社被同时勒令停刊的消息致使孤岛舆论大哗，情激愤。上海租界自诩的“民主政治”、“中立政策”、“新闻自由”不见影踪。人们意识到，这座操纵在外国人手中的“孤岛”并非乱世中的“桃花源”，终究不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天堂”，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汪精卫一伙汉奸抵沪后的“袍笏登场”使形势更加急转直下。最初，汪伪采取“金元”政策，花重金收买各洋旗报的外商，企图控制各报刊成为“汪系”的舆论喉舌。五月中旬，汪伪通过汉奸董俞用10万元巨款收买了克明，由他用董事会名义免除该报总经理严宝礼的职务。他
们又通过克明，用4万元巨款收买了《每日译报》、《导报》的发行人裴士和鲍纳，使《每日译报》在停刊期满后无法复刊，《导报》于7月1日自行停刊。
不久，在周佛海的建议下，丁默村在沪西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组建起特务机关，以“大棒”政策打压抗日舆论。早在“汪精卫紧锣密鼓准备登场前的一段时期，各派报纸对汪派的动态，就攻击得很厉害，有许多丑史都尽情地发表出来，所以汪派恨之入骨。七十六号的暗杀行动到这个时期，口就指向新闻界的人物。”
汪伪先是向各报馆发恐吓信，竭尽威胁利诱之能事。1939年下半年起，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攻击“洋旗报”报馆与报人。《文汇报》《大美晚报》、《申报》、《中美日报》纷纷遭到武装袭击和捣毁，发生数起恐怖爆炸事件。是年7月22日晚8时，“七十六号”特务成结队地袭击美商《中美日报》。由于铁门紧闭，歹徒们又蜂拥向附近的《大晚报》馆大打出手，捣毁了排字房，打死、打伤了排字工人各一人。此外，《大美晚报》两次被汪伪特务安放定时，其中一次因发现较早而未爆炸。7月26日，又一名来到《申报》馆，向发报处内投掷，炸死一人，炸伤五人。
“七十六”号还开了一张83人的黑名单，其中几乎半数是孤岛的新闻记者，10人为《申报》
的记者。黑名单的每个名字下都标明一个“死”字。继而是血腥的屠杀。《大美》系统的张似旭、程振常、朱惺公、李骏英四人先后被杀。瞿绍伊、顾执中遭击受伤，而幸免于难；金学成、钱纳水、严独鹤等人遭到逮捕、或传讯。
经历“五月危机”后，“孤岛”洋旗报的规模大为缩小，影响也较前减弱。仅1937年5月至7月的三个月中，《美日译报》、《文汇报》、《华美晨报》、《导报》、《国际日报》等六七家“洋旗报”馆相继被迫停刊。此外，经过一番改组，仍有十来种“洋旗报”在孤岛内生存、发展与斗争，继续沉浮于惊涛骇浪之中。时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与日本在租界既对峙又妥协的局面被打破，洋旗报赖以依存的舆论生态环境彻底恶化，各洋旗报纷纷被迫停刊。
“洋旗报”的历史使命：“尽指导舆论之天职”
“洋旗报”延续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风雨如磐的孤岛岁月中，由于道远多阻，当时内地的抗战消息很难传到上海，人们在政治上完全陷入盲聋状态，致使各种谣言不胫而走、口口相传。民众对媒介信息的需求格外热切，“大部分人看报，只要知道‘日军死了多少’，或者‘某处日军败退’，就欢欣鼓舞。所以在这个苦闷时期，
报纸的销数特别好。”各报载新闻中渲染的战争场面，时时刺激着孤岛百姓脆弱的心理与敏感的想象。任何一次暂时的挫折与小捷都能引发人们情绪上的巨大波动。
战时的孤岛新闻界因而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控制着公众能看到的外部世界。各抗日爱国的“洋旗报”与蛊惑大众的敌伪报在无形中暗暗角力。以《新申报》、《中华日报》为首的敌伪报刊不断在公众与战争真相间设置屏障，以利于自己的“和平”宣传。对于正在发生的事，知情人越少，控制人们的思想、行动也就越容易。而以《文汇报》、《申报》、《大美晚报》为代表的爱国“洋旗报”则坚持为民众提供所需的战势消息，努力廓清人们的失败情绪，鼓舞着大家的勇气与决心。《文汇报》在1939年的《新年献辞》中，特意指出：“在此转败为胜的关头，大家当然不会为谣诼所中伤，当然更不会受一二个堕落政客的花言巧语的流毒。大家的目光，注视在前面唯一的光明坦途；同时更需要坚定最后的决心，以所有的力量，贡献给国家，集中起来，争取最后的胜利。”此外，《文汇报》还发表了《拯人救亡》、《各在本位努力》、《勖上海人》等社论，提醒大家切莫自甘沉沦，流连于舞厅之内，要自珍自爱，为抗日救亡而奋斗。
在对舆论进行积极引导的同时，众多“洋旗报”报人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坚守着爱国情怀与民
族尊严。《文汇报》在遭到“黄道会”特务投弹破坏后，发表社论《写在本报遭袭击之后》，“我们愿为正义而流血，并为维护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大美晚报》的朱惺公原本未被列入黑名单之中。由于他在报上公开痛斥日伪的威胁行径，终为日伪所嫉恨，死得最壮烈。他在文中写道：“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鬼雄，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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