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李士横膈膜
李士(1905～1943)，民国十大汉奸之一。原名萃，生于1905年，浙江丽水遂昌人，毕业于上海大学
。李士世居县城青云路。父李金余早逝，赖其母抚育成人。衢州中学毕业后赴沪，先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后转入上海大学，曾参加众革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变，残酷迫害抗日军民。于1943年被日本宪兵特高课
毒死。 1943年9月中旬，汪伪政权警政部长、特工首脑、伪江苏省长李士，暴毙于苏州饮马桥私宅。消息传来，震惊了整个中国沦陷区。苏州当年是汪伪政权的江苏省省会，省长突然神秘死亡，引发了街头巷尾无数的猜测和热议。一个又一个的演绎，把这桩命案戏说得扑朔迷离，最终，“日本人毒死了李士”成为民间流传的版本。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各处冒出的地下军们，争先恐后地展示自己的暗战业绩，以便领功请赏。于是，李案的新版本开始流传：蒋介石、戴笠假手日本人制裁了汉奸李士。1949年后，李案版本当然还得更新，而最权威的叙事出自全国政协委员、前国民党中将唐生明的回忆文章：唐生明讲述了他亲奉蒋介石之命潜伏敌营，又奉戴笠之令，伙同汉奸头目周佛海，设计了“锄李”的上、中、下三策，最终敲定上策---假日本人之手除掉了李士。直到当今，仍不断有更新的版本陆续问世…… 2013年广东高考作文 纵观各种“李案”版本，在案发过程和现场细节上，都已达成众口一词的共识，即投毒者锁定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冈村中佐夫妇。但对现场细节和过程的完整修复，虽曾满足了部分受众的娱乐化的猎奇心理，然而，有识之士所探求的谜团悬念却几乎无一解密。因为，表象层面的事件过程的完整性和微观层面的细节的逼真性，无法替代对隐藏在事件真相背后的本质揭示。
1.1927-28年间，作为中共党员的李士，由党组织派到苏联留学，后又被选入苏联秘密警察学校受训。回国后，被安排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为什么对于李士在这个绝密的安保部门的工作业绩至今鲜为人知？ 2.李士第二次被捕不久，即参加国民党特工组织。他对国民党特工组织有何重大贡献？无案可查！但有案可查的却是他又接受中共特科红队的密杀令，执行了暗杀国民党调查科上海区长马绍武的行动，刺马成功，随即李士第三次被捕。他到底是奉命潜伏敌营还是自首变节？
3.李士以中统中尉情报员身份投奔日方，主持筹建76号特工总部的工作，为什么竟能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力挫所有竞争者，潇洒胜出，跃居汪政权特工组织第一把手？
4.以76号为首的汪伪特工系统，在谍战中曾残杀中、军两统地下军无数。但为什么这两统的克星李士从不杀共产党人。相反，还成为共产党人的保护伞和情报提供者？
凡属他参与的所有重要事件，都留下了一连串不解之谜，在这些只有谜面没有谜底的问号里面，一个最大的问号，倒并不是他的死亡之谜，而是对他真实身份的认定。因为，来自不同层面和不同侧面的所有悬念，最终都聚焦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焦点：他是谁？他为谁服务？他为谁而死？他的一生，象是无数悬念堆积成的一座迷宫，时至今日，那些谜团仍困惑着有志于寻求历史真相的探索者。
二十世纪前半叶，上海曾是国际隐蔽战线的一个显眼的竞技场。苏、日、美、英等世界各国的情报高手，中共的特科红队，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等等国内外的特工精英们皆云集于此。一时间，风云际会好戏连台。无论谁，若要讲述那一段雄争霸的谍战往事，都绕不开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李士。
还是先从身世说起。李士于1905年e100vs4月24日,生于浙江遂昌县城。1924年前后来到上海，报考交通大学落榜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6年春，转入上海大学，这座由国共合作创办的大学号称革命摇篮，瞿秋白等著名的共产党人皆在此任教，曾培养出一大批
革命青年。经同学方木仁介绍，李士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由上海地方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又被选拔到苏联特种警察（特工）学校受训。这座位于偏僻的西伯利亚小城的间谍学校，实际上，是专门为苏军总参谋部在远东建立自己的情报网，而特设的亚洲情报学校。学员多是不同国籍的共产党员。李士在这里结识了同样由中共派出的苏成德，以后数十年，两人几乎走上同样的道路，由中共党员到中统特工，再到汪伪76号特工总部。
赴苏学习，是李士一生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不知是无意中疏忽还是有意回避，坊间流行的文本几乎都忽略了李士的这个人生转折点。而要破译李士神秘面纱的关键密码，也正在于此。据解密的前苏联档案透露：1927年末至1928年初，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已有800人左右。“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请求，苏联举办了专门军事训练班”，对“来到莫斯科的中国革命者进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由总参谋部负责组织”。
请注意，负责中国班军训的苏军总参谋部，下属有个情报总局，这个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与全俄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是斯大林时代苏联三大特工机构之一。1925年上半年，情报总局局长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呈报人民委员会的报
告中，提出了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门的工作目标：“基本任务是为苏联红军最高指挥机构、各级司令部深圳市水务局……服务，提供有关外国，特别是我邻国和可能的敌人的军事实力现状，以及这些国家针对苏联的计划和企图的情报。对这一目的所必须的资料，情报部首先依靠自己的谍报人员获取。”二十年代末，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为向国外派遣间谍，投入了大量专项资金。据解密资料透露，仅“1929-1930年，拨给该部的经费是75万美元和51.5万卢布”。为输出革命的需要，苏联三大间谍机关，不断从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外籍人士中招募间谍，经过特工培训后派往原籍国，为苏联的利益服务。
李士在参加由周恩来积极推动的上述军训中，不仅接受了秘密工作的常规训练，而且被他的老师苏军参谋总部情报头目谢苗·彼德罗维奇·乌里茨基将军“硬度换算慧眼”所识，并进一步开发了他的特工潜力，被秘密招募为苏军情报总局的直属情报员，并进入情报总局专设间谍高等专科学校深造，最终被打造成一名以苏军为第一效忠对象的红特工，派回中国，长期潜伏，从此开始了他的超级鼹鼠的间谍生涯。于是，远东隐蔽战线上，围绕着李士，出现了一个一个难解的谜。
笔者在采访温启民前辈时，前辈从切身经历中深切感受到红特工的威力。他说：“二三
十年代的中国，可谓是苏联红特工的乐园。苏联三大特工系统的触角覆盖了整个神州大地，渗透到中国社会每一个他们认为需要渗透的角落。上至国家最高层（如宋庆龄就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下至普罗大众，到处都有苏谍的踪迹，真是无处不在。中国社会变动的历次重大事件中，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十月革命后，最早派到中国的那些代表、顾问，几乎都有特工背景，就是这些人创建了中共，同时又帮助国民党改组。苏联始终在国共双方同时下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公开援华，同时又秘密与日本签订密约，承认满洲国，背叛中国，在中日双方同时下注，他们是包赢不输的赌徒。”虽然对于苏谍无孔不入的渗透功能早已略有所闻，但因为有关苏谍的档案资料，那时并未全面解密，所以温先生的讲述令人出乎意料。温前辈察觉到笔者的反应，他就以1931年6月闻名遐迩的“牛兰案件”为例痛陈自己当年耳闻目睹苏谍对华全面渗透的情况。最后，他说，切勿低估苏谍不择手段的工作效率，为了苏联的利益，苏谍（包括效忠于苏谍的机构华籍情报员）在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只有中国同胞想不到的，没有苏谍做不到或不敢做的。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都被他们歪曲或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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