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电影话语功能研究

新时代电影话语功能研究
作者:王俊波 范丽雅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0期
        摘要:电影话语在孕育和助力流行文化上发挥着显而易见的作用,文化上的相关研究为数较多,但在国际局势面临变局的新时代,其功能上的考察仍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本文通过对比中外电影话语得出结论电影话语具有传承文化、塑造认知、物化意识形态和建构政治关系的功能;强化中国电影话语的功能机制有益于应对西方电影话语和发展中国国际话语权,能够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认知、价值观和政治基础,为改革稳定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关键词:电影话语:新时代:话语功能四观两论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10-0063-05
        中国是国际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者和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倡导者,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在这样的新时代“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极具现实性的问题,是增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任务。
        电影话语在互联网体传播时代是颇为流行的话语形式,受众面广、影响力大,不仅事关商业和口碑,更关乎国家文化安全,与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休戚相关。西方国家依赖电影话语潜移默化其倡导的价值,凸显自己的形象,挤压非西方国家,并常常扭曲受众对它们的认知,这累积成社会心理,滋生了不良情绪,成为少数荒谬行为的底层逻辑。
        本文基于中外电影话语比较,考察电影话语的功能机制,为中国反制好莱坞电影话语、增强中国电影话语功能机制和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电影话语权提供话语策略参考,这有益于提升“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发展的文化、认知、价值观和政治基础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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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届奥运会        一、电影话语与国家能力
        语言本质问题已成为哲学和语言学的核心课题。现代哲学家突破古希腊学者本体论的束缚,研究焦点由语言转向认识主体,这对相关语言学研究产生了影响。索绪尔考察语言的形式,着力于语言本身。乔姆斯基研究语言的心理,转向理想语言使用者的能力,莱考夫分析语言的认知,但着眼于个体语言使用者的体验。奥斯丁审视语言的语境,聚焦于说话者如何影响对话者,韩礼德同样关注语言的语境,但集中于语言使用者人际关系的构建。
语言若强调认识主体就成了话语。
        话语认识主体构成了话语共同体。斯威尔斯认为“话语共同体是一个由具有公共的目标、相互的交流机制、使用特定的体裁和专用词汇的成员组成的团体”。话语共同体由庞杂的个体构成,这些个体又因自身特点而形成不同的体,话语研究应以话语共同体为核心要素,这涉及话语共同体文化理念的传承、社会认知的塑造、价值观的传播,尤其是政治关系的构建。
        电影话语以娱乐为主要目标、叙事为主要体裁,主要通过互联网媒体进行传播。受众不但是消费者也是再次生产者,借助社交媒体对其进行更为广泛的再次传播,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播方式使其成为颇为活跃和流行的话语形式。针对电影话语的研究内容广泛、方法多样,但少有研究者从更宏观视角和更终极层级对其进行考察,研究的不平衡性和核心元素的缺失会造成理解上的偏颇。除满足日常需求之外,电影话语更应为国家现实需求服务。吸纳与整合的国家能力是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不可或缺的环节,这就“要求建立一套机制,使政府能将所有政治化的社会势力纳入制度化的參与渠道”。费尔克劳指出“话语不仅反映社会,而且建构社会”。电影话语作为颇为活跃和流行的话语形式,有利于建立最为广泛的话语共同体,能够成为实现吸纳和整合国家能力的重要途径。
        二、电影话语功能
        电影话语的核心要素是认识主体,离开了认识主体,其他要素很难形成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关联。从话语共同体的视角来看,电影话语主要具有传承文化、塑造认知、物化意识形态和建构政治关系的功能。传承文化和塑造认知的落脚点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则是建构政治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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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化功能
        在电影话语不断重构历史和现实事件的过程中,其艺术性逐渐降低而生活性不断增强。这个过程因而颇为开放,任何文化机构和社会体都可以参与其中;又具多样性,对已有解读既可顺从,也可以协商和颠覆;同时持续不断。电影话语的经典性和权威性逐渐解构,但仍具先锋性,孕育和助推人文理念,体现出文化的交流、博弈与融合。
        电影话语借助解读事件助力流行文化。例如谍战电影就体现和推进了性别文化的发展。在迄今为止的20多部007系列电影中,中心人物一直是男性主角邦德而众多女性角只是边缘人物,该系列体现了典型的男权文化。同样作为谍战电影的《安娜》则呈现出性
别文化趋势的衍变,女主角安娜以超模职业为掩护,从事问谍活动,克格勃想让她杀人,中央情报局通过她想实现政治目的。在两大政治组织的裹挟下,她却成功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拥有了自由。流行文化不断变化,早期的大女主电影取得很大成功,但是近期相关作品的业界评价和票房则面临急剧下降的趋势。流行文化娱乐性高、受众面广,要把握流行文化变化趋势,以此为载体潜移默化地物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
        电影话语凭借重构事件助推通俗文化。语言符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能够体现特定地域或民族文化,电影话语对白语言的选择对通俗文化的流行起到推动作用。爱情电影如《恋爱假期》在语言符号选择上颇为成功。女主角爱丽丝的英式英语凸显英国人的庄重、温和以及细心宽容,另一女主角阿曼达的美式英语则显现出美国人的活泼、硬朗和雷厉风行。爱丽丝与阿曼达失恋,为度假疗伤,双方通过社交网络互换住所。语言符号及其所衬托出的人物性格与故事发生地的文化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影片获得成功的核心元素。中国电影话语助推通俗文化的机制更加成功。电影《疯狂的石头》成本小,但商业和口碑却很成功,其中的核心要素是糅杂了全国各地的方言和文化。故事发生地的重庆话、道哥的唐山话,麦克的粤语,黑皮的青岛话,各种方言交相辉映。就“倒霉”这个概念而言,麦克的粤语用“我顶你个肺”而黑皮的青岛话则是“馁娘”,这些语言符号不但造就了听觉盛宴,其所
凌家滩激活的通俗地域文化更令观众对影片中小人物的命运产生共鸣,大大提升了影片的感染力。地域通俗文化有着特别的受众体,能够成为电影话语物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的特殊载体。
        电影话语对事件的不断解读反映出文化的交流与博弈。花木兰替父从军这个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以诗歌和民歌的形式广为流传,在中国和美国被改变成不同的电影,这些颇有差异的电影以迥然不同的文化理念为基础。迪士尼公司拍了两部《花木兰》。无论1998年的动画片还是2020年的电影,故事的文化核心都是个体主义中的女权主义。2020年的电影大制作、邀请主流华裔明星参演,票房在美国尚可,在国内则遭遇滑铁卢,这主要源于文化理念上的差异。2009年,中国版本的电影《花木兰》则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以集体主义中的“孝”和“忠”为底层文化逻辑,取得巨大成功,对父母尽孝和向国家尽忠是其引发观众共鸣的核心要素。迥异的解读反映出不同文化机构与国内外受众问的文化交流与博弈。文化话语权本质上就是市场和政治。
        电影话语传承文化理念,承载流行文化和通俗文化,富有娱乐性,有着规模巨大的话语共同体,因此中国电影话语应增强文化自觉性,以人文情怀为基础,采用贴近不同国家
地区和受众的文化理念,立足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明和发达的现代文明,推进中国电影话语的全球化、区域化和分众化表达,引导文化流行与趋势,增强中国文化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吸纳和整合各种文化力量,进而增强国家吸纳与整合的能力,这有利于增强“一带一路”深入发展的文化基础。
        (二)认知功能
        话语对社会的建构作用既可体现在对情景和知识的建构方面,也可体现在对作为个体和集体的人的身份以及人们之间关系的建构方面。电影话语塑造对国家身份的认知。在电影话语中,国家身份的形象性和凸显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受众注意的分配,进而影响判断,形成情感,成为物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的基础。
        电影话语依赖人物塑造国家身份认知。好莱坞电影话语情节上的设置把西方国家的英雄人物放置在前景中心的位置,而非西方国家的人物则处在背景边缘的位置,这样来自西方国家的英雄人物所向无敌,成为受众宣泄郁积心理的投射,充满激发性、情感性和娱乐性,相关的国家身份因而得到不断凸显。例如灾难电影虚构人类的自然或政治危机,如雪崩、地震、核危机和能源危机等,这类危机有很强的激发性,受众很大程度上会因而焦虑
不安并希望英雄人物出现。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大多是西方国家的英雄人物,他们往往以一己之力拯救人类于危机,受众会对这些人物及其背后的国家身份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电影《天地大冲撞》中,地球即将和一颗巨大彗星相撞,人类面临毁灭之灾,前宇航员坦纳临危受命驾驶飞船去炸毁这颗彗星,首次尝试没有完全成功,随后勇敢地驾驶飞船撞向残余的彗星、牺牲自己解救了人类。好莱坞电影话语中西方国家的英雄人物具有较强的形象性和凸显性,人物背后西方国家的国家身份成为多数受众注意的中心,西方国家借此营造了自己的政治形象。针对好莱坞电影话语的这种倾向,中国电影话语要增强反制措施和应对机制,强化宣传力度和多样化宣传方法,借助设置具有中国特的人物来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
        电影话语借助事物塑造国家身份认知。在电影话语中,事物的详略度会存在巨大差异,同特定国家相关的事物在电影话语中不断出现,获得详尽展示,这令其得以凸显,影响受众注意的方向和程度,主导这些事物的国家身份因而得以塑造。动作冒险电影如《速度与激情》中,与西方国家相关的事物获得充分展示,如西方国家拥有能够调用全球摄像头追踪罪犯的网络系统、飞机可以快速地飞到全球任何国家、汽车不但速度快而且拥有许多出乎意料的功能,这些高科技网络设备、先进的武器装备、性能优良的交通工具等成为
西方国家的符号,它们的反复出现营造了西方国家的科技形象,而非西方国家的事物大多只得到粗略呈现,成为西方国家形象的衬托。国家身份认知在全球范围存在竞争。一些好莱坞电影强化了美国的国家身份,另外一些则凸显其他西方国家身份,如007系列电影在受众中物化了英国的国际地位。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电影话语在塑造国家形象上取得长足进展,具备足够的实力同西方国家在国际电影话语权上展开竞争,将在变局中实现超越。电影《红海行动》通过改编真实事件塑造了装备先进、分工精确、合作密切的蛟龙突击队,该团队不但完成撤侨任务而且展示了中国的人道主义情怀,塑造了可信、可爱和可敬的中国英雄团队。《战狼2》通过虚拟非洲国家叛乱下的中国撤侨危机,突出了具有家国情怀和自信谦和的中国英雄形象。电影《流浪地球》借助虚拟地球危机,凸显了中国的高科技实力。这些电影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反响,提升了中国电影话语中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体现出中国为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和引导塑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所做出的努力,拓展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空间,塑造了良好的中国国家身份认知。
谷正伦        因此,中国电影话语应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凸显具有中国特
的人物和事物,有效展现我国现代化各个方面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塑造受众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有效地突围好莱坞电影话语,这有助于增强“一带一路”深入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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