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
洪秀全（1814～1864），中国近代太平天国的创始人和思想指导者 。广东花县（今花都市）官禄人。青少年时屡试不中，颇受刺激。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一次应试落第后，阅读了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自信为上帝使者，并按书中所言，自行施洗。他又在两广传教，并于1847年后成为广西拜上帝会的首领。他制定了宗教和道德的戒律“十款天条”和各种仪式，组织和约束拜上帝会会众，进行推翻清朝而另建新朝的活动。其间，洪秀全与冯云山及广西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形成领导核心，洪秀全自称天父次子、天兄耶稣胞弟，其余五首领并为天父之子，以坚定信徒信心。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学者灵芝1月11日）他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咸丰三年定都南京，称天京。颁《天朝田亩制度》，又分兵西征、北伐。八年，因掌握军政实权的东王杨秀清泰诺星球
“威权逼己”，遂密诏（一说无密诏）北王韦昌辉率军返京诛杨。韦又扩大事态，滥杀无辜。洪秀全迫于众怨，只好杀韦，以翼王石达开主政。次年，石达开受猜忌负气出走，太平天国濒危。同治二年（1863）冬，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洪秀全拒绝李 秀成突围之议，固守天京。三年四月病卒。所著诗文及诏旨、文告等多收入《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及《太平天国史料》等书中。
杨秀清
杨秀清（1821～1856），太平天国前期领导人之一。广平桂平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入拜上帝会。二十七年冯云山被捕，洪秀全外出未归，他假托代天父传言，主持拜上帝会事务。后与洪秀全、冯云山结为兄弟，称天父第四子。金田起义后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封东王，称九千岁，掌握军政，节制诸王。他是起义军前期的实际指挥者，曾指挥太平军成功地突围永安，攻克武昌、汉口、汉阳等重镇。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后，他又筹划、组织了太平军第一次西征和北伐诸战役，并以其名义与英国公使通信，宣布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他战功显赫，位高权重。因居功骄横与天王洪秀全矛盾加剧。咸丰六年（1856），在太平军连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后，他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一说未逼封）。洪秀全遂下密诏（一说无密诏）令领兵在外的韦昌辉、石达开等返天京除杨。韦昌辉率部抵天京后，突袭东王府，诛杀杨秀清全家。而后又有意扩大事态，诛戮杨秀清部属二万余人，逼走石达开，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史称天京事变。事后
不久，洪秀全在诛杀韦昌辉以后，追念杨秀清前功，将其死日定为“东王升天节”以志怀念。
李秀成
李秀成（1823～1864），太平天国将领、后期军事统帅。广西藤县人。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参加太平军。三年二月克金陵（今南京），称天京，以功保升军帅、监军。次年，调守庐州（今合肥）。六年春，随燕王秦日纲回救镇江，与清军大战于高资、汤头，解镇江之围，旋大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晋升地官正丞相，七年，封合天侯。时当天京事变后，授命为副掌率，与陈玉成同掌兵符，提调军务。八年夏，与陈玉成等共商解京围之策。九月大破清军江北大营。十月，在三河之战中配合陈玉成部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九年，封忠王。曾与干王洪仁玕共订“围魏救赵”之策，并于十年初亲率大军奔袭杭州，诱敌分兵，然后间道驰还，五路合击，再破江南大营；又乘胜东取苏（州）、常（州），建立苏福省，为太平天国后期战争开辟了新的重要基地。但李秀成此后对天京上游战事重视不足，在二次西征中进兵迟缓，合攻湖北误期，进抵湖北南部后即撤军东下，虽得一浙江而安庆陷落，天京西面失去屏障。同治元年（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
1862）进军上海，未克。集结各路大军（共十三王）回救天京，久战无功而退；又北进江北，半途而返，损折精锐大半，军势大挫。二年，受任真忠军师，主持天京战守。湘军围城日急，他力主“让城别走”，洪秀全固执不从，遂致坐困。三年六月十六，天京城破，他保护幼主突出重围后被俘。写有长篇供词，记述太平天国后期军事甚详，但流露出偷生乞怜情绪，不久被杀害。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者。1843年参加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后，从广东赶赴参加未遇，中途折回。旋再往，又受阻而返。1852年曾被捕，脱险后 转至香港。从1852年到1858年间，洪仁玕前后共在香港居住了四年多，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又与外国传教士往来较多，所受基督教的影响也较 深[7]。 他亲眼目睹了香港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毋庸讳言，英国在香港所移植和建立的近代文明虽是通过实行殖民统治这一非正常途径实现的，但与停 滞、落后的中国内地相比，其反差之强烈，仍给洪仁玕极大的震撼和启发。在日后所拟定的《资政新篇》中，洪仁玕提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近代化方案，其中不少内 容便直接以香港社会为蓝本。在《资政新篇》里，他向洪秀
全提出一套统筹全局的革新方案。政治方面，针对内部的分散主义，提出禁朋党之弊，维护集中领导；建 议设新闻官，立暗柜，以通上下之情，发扬公议。经济方面，主张发展交通运输业，修筑道路,制造火车轮船,兴办邮政；鼓励民间开矿、办企业，奖励技术发明； 创立银行和发行纸币。文化思想、社会风俗方面，主张关闭寺庙道观，反对传统迷信，提倡崇信上帝教；设办医院、学堂；革除溺婴、吸食、妇女缠足等陋习， 禁止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外交方面，提议与各国通商，允许外国人来中国传授科学技术，但不准其干涉内政。这个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 主义。经洪秀全审批，旨准刊刻颁布。但由于当时中国还缺乏使之实现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同时，太平天国正处于紧迫危殆的战争环境，所以没有也不可能付诸 实施。 布鲁尼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资政新篇》提出的在当时的中国和亚洲最先进的近代化方案不可能得到施行。但洪仁玕的先进思想启迪了后人，对以后的救国救亡道路的探索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这个近代化方案逐渐变成现实。
拜上帝教的特点
拜上帝教的特征：中国化、现实化、政治化。也有人说：是很典型的政治。拜上
帝教的教义体现在洪秀全写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中，主要特点：
批判理论①平等思想。拜上帝教以“皇上帝”来统摄人们的思想，“皇上帝天上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皇上帝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但洪秀全又强调，所有的人都有权敬拜上帝，不是皇帝的特权。他强调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弟视之皆赤子”，所以应平等相助，“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②提出建立“地上天国”的社会理想。
基督教宣扬“天堂”，寄托了人们对虚幻的幸福生活的追求，而洪秀全则把“天堂”搬到地上，“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在这个地上天国之中，人与人养和为贵，各自相安共享太平，在经济生活上，“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在道德上则“正人正已”，以尧舜、禹、周文、孔丘为道德楷模，都应使自己道德完善。这种建立地上天国的说法在当时有着极大地号召力。
③把宗教与政治目标结合起来，树立皇上帝的对立面“阎罗妖”。
天京事变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数字大炮领导层的一次严重内讧，被视为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亦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1856年8月中杨秀清逼洪秀全给他加封“万岁”，洪表面上同意，答应等到9月下旬杨寿辰时正式加封。另一方面，洪又下密诏，召在江西的韦昌辉立即返回天京救驾。9月1日，韦率三千多人回到天京，当夜就与秦日纲包围了东王府。9月2日凌晨，对杨及亲属、东王府的官员、部将、士兵进行屠杀。第二天又在天京城内进行了大搜捕，死于韦之手者前后达二万余人。9月中旬，石回到天京，劝韦停止滥杀，但遭拒绝，韦又想杀石，石当夜逃出，韦杀了石全家。石逃出天京后，在安徽集结十万多人的队伍，上奏洪秀全，要回师“靖难”，韦也引起天京城内外官兵的不满。11月初，洪杀死了韦昌辉，石达开回京辅政。但洪又对石产生猜忌，让其兄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同石共掌大权，牵制石，并要加害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带队伍十余万离开天京，更令太平天国雪上加霜。
内讧给天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从领导集团来看，金田起义时的领导核心，除冯云山、肖朝贵已先后在全州和长沙战死，至此，杨秀清、韦昌辉死于内讧，石达开离京出走，首义
诸王只剩下洪秀全，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初期那种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从军事力量上看，内讧的结果，失去了最有威信的军事统帅，太平军的骨干力量至少损失在两万人以上，石达开出走时又带走了大批精锐部队，使军队元气大伤。军事形势恶化，1856年底，放弃武昌，1857年，江西大部丧失，1858年，湘军攻陷武昌，1857年12月，南北大营重建。
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用以维系人心的理想的破灭和精神的崩溃。过去人们奉为万能的至高无上的“天父天兄”、“天王”、“真命主”和具有极大权威的“圣神风”，都由于兄弟相杀而失去威灵，过去一再宣示的“同扶真主”、“永享天父大福”等政治诺言，也几乎完全破产。人们看到，被“天父上帝次子”洪秀全称为“清胞”的杨秀清和称为“正胞”的韦昌辉，都在自相残杀中死去，起义之初誓同生死的老兄弟都惨遭杀害，还说得上“共享天父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么？内讧使“天国”的理想光辉黯然失。内讧使天国由高潮走向低潮，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和防御。
马克思是怎样评价“太平天国”的？
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文章一共有7篇，其中有6篇写于1853～1858年，而最后一篇写于1862年。
前6篇都是热情肯定“太平天国”的：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热情地肯定了它的革命性质，说：“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 接着在《欧洲的金融危机》《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贸易史》中均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起义”。 在1858年的《英中条约》中，他再次强调了“太平天国”是“中国革命”的说法。
与此同时，恩格斯也发表文章支持马克思的观点。
1862年6月，马克思在最后一次涉及“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国纪事》中，口气就完全不一样了。文章开头他就说：“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的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显然，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而“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太平天国”也不例外。金田起义后，他们确实是一支农民起义的革命队伍，也确实做了一些有益于劳苦大众的事。但是，和历代的农民起义一样，由于没有先进的革命理论指导，加上农民本身的狭隘性，在其建都南京后，就急骤地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先是高层领导的腐败变质和领导集团内的争权夺利，然后就发展到杨、韦内讧，直到石达开的带兵出走，当初的那一点革命性很快就丧失殆尽。马克思正是根据这一变化才作出前后不同评价的。
当运动处于萌芽或初期尚有革命性的时候，马克思就热情地赞扬和肯定它；当它蜕化变质以致彻底失败，马克思又指出其原因和必然性。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实事求是，也真正符合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一成不变地看问题、作结论是形而上学的。
太平天国革命军中的“洋兄弟”
在外国侵略者武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同时，一些外国人也参加了太平军。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称参加革命的外国友人为“洋兄弟”，现代史籍中称之为“洋将”。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的外籍军人有数百人，忠王李秀成手下的洋人志愿军就有200人左右。这些人来自欧洲、美洲、澳洲、非洲。来自非洲的战士就有五六十人之多。来自欧美、有姓有名、其事迹可
考的共有13人，其中英国5人，美国4人，法国2人，意大利1人，希腊1人。有6人在战斗中牺牲，这数字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如英国人呤俐的夫人玛丽。
洋人的参与，使得太平军不再是一支靠冷兵器作战的军队，各种洋、洋炮都摆上了战场，使得这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显得有声有，十分壮观。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