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改革措施及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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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处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下,李鸿章洋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体思想创办的洋务运动,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措施——编练新式海军、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洋务运动虽然有局限性,但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掀开了重要的一页。
关键字:李鸿章;洋务运动;军事改革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铜,别名省心、中堂,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谥号文忠,安徽合肥县人[1]。晚晴名臣,洋务运动时期的主要人物,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时。李鸿章初入社会及入朝为时,正值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名主义者侵略大陆地区、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从独立自主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演化的过渡时代,李鸿章适逢其时,成为这一时期新旧时代交替的过渡性人物。特殊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出身的熏陶、加上良师的督导,李鸿章在政治、经济、义理方面都有较深的理解,正当李鸿章踌躇满志准备在传统的官场走下去的时候,一场突发的社会动
荡使得他以儒生而充军旅——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成为李鸿章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可以说从此,李鸿章的一生参与了晚清几乎一切重大事务,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举办洋务运动、参与晚清外交事务等等。而洋务运动作为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端,他的代表者和领导者李鸿章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
洋务,原来叫夷务,本来是指清政府与外国打交道的一切事物。战争以后,逐渐变为以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包括外交、贸易的一些事务,统称为“洋务”[2]。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进行了打击,1856年英法联军又武力入侵,清政府企图对太平军与外国侵略者同时进行武力镇压,但实践证明,此时的清政府力量有限。所以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3]的策略,即企图拉拢外国侵略者,适当满足侵略者的欲望,以达到不被太平军所用,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目的。此后,清政府一直处在内外两重压力下,开始逐渐思考以"师夷长技r2v"来应对这一压力,经过第二次战争的失败与太平天国起义的剧烈冲击,一些清朝官员,如李鸿章、左宗棠、奕䜣、曾国藩等,开始认识到传统的措施已经不能够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于是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兴办军事工业,建立新式海陆军为中心的洋务运动。
一、 洋务运动时期采取军事改革措施的的背景
(一)、国内情况: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统治更加腐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百姓,再加上自然灾害严重,劳动人民陷入饥饿和死亡的境地。而此时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使中国城乡手工业受到摧残,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地主阶级乘机兼并土地,加重剥削。不堪忍受重负的劳动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面对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清政府中首先觉醒的进步人士在和外国侵略者交涉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逐渐认识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技术精良,主张利用从西方先进的技术来维护清政府的利益,而另一些顽固守旧派盲目的仇视一切外洋事务,主张原封不动的维护清朝的统治。清政府的统治者认为在内忧外患交加的形势下,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来维护统治,所以统治者采取了支持引进洋务的策略。
(二)国际情况: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欧洲经济持续高涨,资本主义采取一致的侵华策略,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导致了中国封建经济进一步解体,此时洋务派在清政府中占主
导地位,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列强企图用外交代替武力侵略,但太平天国坚持独立、自主、平等的外交策略,列强的愿望并未得逞。外国侵略者以其强大的武力侵略惊醒了清朝“天朝上国”的美梦,使统治者意识到中西在军事技术上的差距,如林则徐所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及彼,彼炮先以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展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4]充分说明了觉醒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中西差距了。
金属材料二 、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所采取的军事改革措施 
(一)编练新式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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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马本斋自1840年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已经意识到中西海军的差距了,他们认为中国要与西方列强抗衡,则以创建新式海军为当务之急,及至英法联军与1857年侵华到1860年,新海军的产生更加迫切,李鸿章、文祥、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运动的领袖无不有此共识。尤其是李鸿章,位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扼守京津门户,专司北洋海防,对于创建一支现代化的新海军更是责无旁贷。于是李鸿章在1875年到1888年十余年的时间内,将西方先进的海军、武器、铁甲战舰、巡洋快艇等分别购置,延聘西方海军专家施以严格的训
练,光绪十四年,成立了北洋水师。李鸿章说:“若北洋水师成军.....将来可渐招远东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护卫之中,”[5]这就把海防的空间由近岸推到远岛海域,这一主张对徒手陆上的传统海防思想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陆台湾企图将之占据,清兵以仅有之战船将之驱逐。此事件引起清廷的警惕,恭亲王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的紧急机宜;原江苏巡抚丁汝昌提出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的观点。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之论”压倒“塞防”[6],清政府决定加快建设海军,1875年5月30日,清廷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从速建设北洋海军,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海防,并决定提取税金和厘金收入作为水师军费。之后,北洋水师在刘公岛立军。同年,李鸿章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4艘炮船,开始清朝向国外购军舰的历史。1879年,又向英国订造巡洋舰扬威、超勇。由于对英国所造军舰不满意,1880年,经过反复比较,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定远、镇远。1881年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李鸿章遣驻外公使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巡洋舰致远、靖远与经远、来远[7]。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并同时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从此,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在当
时,它的成军不仅增强了中国的海防力量,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遏制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推迟了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的发生,并在甲午战争期间为防御和抗击日本的侵略发挥了一定作用。
北洋水师的训练起初并无一定的成规,直到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北洋海军订立章程,方才采用英国的海军训练之法,依据《北洋海军章程》来练军。北洋海军对于日常的训练有如下数种:大操、小操、会操、会哨、合操、操巡、校阅等,基于这些训练方式,可知北洋水师在官兵的训练方面要求甚严[8]。北洋水师将海军人员分为三种:一种为战官,由水师学堂出身者充任各船管带及大、二、三副之职,专司指挥之责;二为艺官,由管轮学堂出身者充当各船之管轮官,专司轮机驾马之事;三为弁官,由练勇水手出身者充当各船炮弁、水手、总头目等职,专司炮帆绳等等。依照规定,各级人事的选拔与训练,均相当严格。各级人员的任用皆以技艺为本而不许杂有生手。遇到缺额或升迁, 都以公开的考试作为选拔的标准。自此以后,遂为海军人员的专业化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在海军的训练方面,除上面提到的外,演阵打靶、操练、炮施放也经常举行。在英国将领琅威理的教导下,北洋海军不久即令人耳目一新,纪律严明阵容肃整,引起国际友人的称赞。北洋舰队除在中国的南北洋各口巡历外,并且也经常出现在朝鲜的仁川、釜山、文山
与巨文岛各口,负起保护藩属国的责任。有时航程达到香港、新加坡等南洋各岛;日本的神户、横滨、长崎;俄国的穆湖威、海参威等地,俨然已成为远东的海上劲旅,稳操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北洋水师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所建的第一支新兵种,不论装备、教育、训练、军官、水手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
(二)兴办近代军事工业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李鸿章在兴办洋务之初,认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9]可见,李鸿章是把“自强”寄托在仿造外洋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早在同治三年,即1864年,李鸿章就主张“及早自强,变异兵制,讲求事实,”其具体办法是“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10],并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他不但主张引进西方的洋洋炮、轮船,而且大力发展国内军事工业,他先后建立了上海-苏州炮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接办和扩建了天津机器局。
1.上海-苏州炮局——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兵工厂
1861年,太平军锋芒毕露,先后夺取天京上游的安庆、芦州,横扫下游的江浙地区。此时入幕曾国藩府下的李鸿章被派到皖北帮办淮军,1862年3月,淮军练成由长江轮运至上海,,李鸿章到上海后即制定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军的方针,达到攻占天京,灭亡太平军的目的。到达上海后李鸿章亲眼目睹外国军队的精良武器的威力,于是淮军到上海后很快更换新式武器,但购买武器甚难,而且热武器弹药消耗量大,供应很难而且价格昂贵,淮军的军饷经费根本负担不了。此时,在淮军军营服务的英国人马格里建议李鸿章设厂自造,经过重重困难与实践,在松江筹建了上海洋炮局,为“得其秘传,推广尽利”[11],李鸿章又请来学识过人的丁日昌来学习洋人的技术,专办军火制造。上海洋炮局主要生产开花炮弹和自来火,每月生产炮弹六七千枚,交淮军各营使用。1863年12月,苏州被清军攻陷,李鸿章移驻城中,马格里等也把松江的上海炮局迁至苏州。此时的英国“阿斯本舰队”被清政府遣回英国,该舰队之前使用的军火武器被李鸿章等买了下来,苏州炮局的机械化水平大有提高,初步摆脱了手工操作,进入机器制作阶段。上海-苏州炮局的军火产品在镇压人民起义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2、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办
李鸿章在办上海-苏州炮局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是其积极举办江南制造总局的思想基础,而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办则是曾国藩和李鸿章“觅制器之器”[12]思想的实践和运用。曾国藩在与拥有洋的太平军交战中意识到洋武器的杀伤力大于弓矛刀剑,于是大力购求洋洋炮,更新武器,而更新武器与新式机器制造业又是密切联系的,于是曾国藩派容闳赴美国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同时,李鸿章的苏州因“所购机器未齐”而不能制造轮船炮,饬派丁日昌到上海采购并购的旗记铁厂,两者合并一起加上苏州洋炮局中丁日昌、韩殿甲经营的两车间,就构成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机器厂,称之为“江南制造总局”或“上海机器制造局”[13]。由于江南制造厂的创建有旗记铁厂的全套设备和容闳从美国买来的“制器之器”,两部分较为先进的机器合在一起,所以向之“机器不齐全”的缺陷基本得到弥补,很多不能制造的机器都能制造了,整个生产过程基本配套,机械化程度也较高,加之不断补充扩建,到19世纪90年代,江南制造总局已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包括机器局、木工厂、轮船厂、炮厂、厂等16个分厂,不仅为军用生产服务,也广泛的制造机械设备、工业、农业等各种民用器皿服务,容闳称之为“机器母厂”[14]。
江南制造总局自创建以来,制造了大量机器、轮船、炮、弹药等,除此之外还设立工艺学堂与广方言馆,不仅在军事方面贡献颇大,在教育科技方面也具有很大贡献。
3.金陵机器制造局
1865年,原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李鸿章离苏州移驻南京时,将其创办的由马格里、刘佐禹主持的苏州洋炮局一个车间随之迁往南京,并进行扩建,新增火箭局、铁路房、翻砂厂、子机器厂、洋火药局、局等,合称为“金陵制造局”[15],、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的大型军工企业,是洋务运动中开办较早、规模较大的工厂。其主要的产品有炮、弹药、火药、等,据资料记载,1894年-1895年间,因中日甲午战争的需要,金陵火药局加造火药,共造成炮粗细各种洋火药31万磅,约用库40030两有奇,可见金陵制造局在抵御外辱中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4.李鸿章接手扩充天津机器局
1870年,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发生后,李鸿章接手了由清室贵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为了整顿和扩充天津机器制造局,李鸿章做了不少努力,经过逐年扩建,天津机器制造局颇具规模:包括设在城东贾家沽的东局,,以制造局洋火药、洋洋炮等为主,并附设水师、、电报学堂;设在城南海光寺的西局,以制造军用器具和开花子弹为主,同时也制造各种炮车器具、电线、电机、电引、布置用的轮船及挖河船
等,用李鸿章的“洋军火总汇”[16]来概括一点也不为过。除了生产军火外,天津机器局还承修兵船、轮船和挖河机器等。中法战争爆发后,天津机器局向各省供应的军火“较往年多至数倍”[17],真实的记录了天津机器局所生产的军火在抵御法国侵略者的战争中所发挥的积极地历史作用。
此时,除了左宗棠与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外,清廷直接控制的、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创办的或参与创办的就有三个,正如他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18],可见李鸿章在亲自履行着自己的认识。
在与列强的不断摩擦中,李鸿章认为中国的自强事业“尤以人才为亟要”,为此他分析了中西情状,认为“中土人才,多空谈学问,仕宦对洋务漫不究心”,他曾多次呼吁清政府要不拘常例“造就人才”,“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19]。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训练新兵,也必须要有懂的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但传统的科举制却很不利于新式人才的培养。

本文发布于:2024-09-20 18:32:56,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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