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期（第2卷）批评理论No.12018（Vol.2）·当代文论·
苗田
摘要：文学史讨论与写作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上世纪初发生以西方学科 观念为指导的现代转换，胡适的文学史著作引入彻底摆脱传统经史观念的统摄，采用西方文学观和进化论史观，成为现代文学史观的奠基者。改革开放以后，西
方经过形式主义更新的文学观念被引进文学史讨论，并激发起重写的热情。在此
时期的争论中，文学观念得以重新界定，文学史作为文学的历史的本体回归格外
被强调。然而这些讨论中有一种将文学观的讨论覆盖文学史观的倾向，而文学史
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同时还是一个文学观的演生史。另外，文学史写作
也不能仅止于文学的事业，它同时还是时代文化的参与行为，是时代文化的构建
力量之一。
关键词：重写文学史文学史观
文化参与
苗田（中国，1968-），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
艺理论。
本文是（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
问题”(16ZDA194)的阶段性成果。
女兵部落
文学史著作在我国虽然直到上世纪初才正式面世，但就其作为对文学活动的历史叙事而言，并不是新近的事物。黄霖先生就曾一气举出“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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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〇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中国文学史学”章。2〇黄霖：《中国文学史学史上的里程碑》，《复旦学报》1990年第6期。（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传记”（如《唐才子传》）、“时序”（如《诗源辨体》）、“品评”（如锺嵘《诗品》）、“派别”（如《诗人主客图》）、“选录”（如《唐
诗纪事》）等六种体裁的古代著作，认为其均是以叙述史实为主的文学史。1
〇即使并非以叙事为主的著作，而是我们所谓的理论探讨，也同样容易从历史文献中检出，如叶燮《原诗》，就是一部以阐述文学史原理为主的专著。黄霖
先生称之为“史论体”的文学史2〇。他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沈约的《宋书·
谢灵运传论》、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后世许多性质类似的著作，都可视作同类的工作。倘将时间再拉近些，则有清代学者章学诚，其在《文史通义·诗教》里讨论史书“文苑传”的写作范式时，针对东汉以后史书多简变成文章之士的履历表，而失却《史记》《汉书》的传记中记述生平同时展示作品的传统，提出“文苑必致文采之迹”原则，并对后世采取合平生所著而成集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样做混淆了文学与其他体裁的界限。“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
然而，尽管我们可以毫无夸张地说文学史研究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和持久的传统，谈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却是未曾有过的。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成书于1904年，是当时任教于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遵照朝廷颁布的《大学堂章程》而编写的一本讲义。它的出现不是传统教育或者学术活动的外延，而是晚清废除科举取士，改革旧式教育，开办新式学堂的产物。所谓“新式”，自然是仿照西方的教育体制。晚清学部的这一举措对我国学术活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就文学史而言，它由此而日渐远离旧学的范式，转变成为建立在西方文学和历史观念基础之上的独立的人文学科。概括而言，是教育体制的变革带来了文学史学科概念的更新，从而使文学史研究步入现代学术的历史。
林传甲们的文学史虽是以现代学科形式的面目出现，但其旧迹是一目了笹然的。林氏的文学史以日本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为参照底本，但对其中所体现出来的西方文学观却大加挞伐：“元之文格日卑……更演为说部文体，变乱陈寿《三国志》，几与正史相混；依托元稹《会真记》，遂成淫亵之词”。笹“川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而近日无识文人，乃译新小说以诲淫盗，有王者起，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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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戮其人而火其身乎！”1〇语气之严厉令人吃惊。稍后黄人的《文学史》也是将
制、诏、敕、令、谕、告等视作第一类文学而格外看重。2〇谢无量《大文学史》则
将表谱、簿录、算草、赞颂、哀诔、箴铭、占繇与赋和诗词并列为文，并特讲“经
术派”“纵横派”“小学派”“盐铁论”“经术变迁”“古学派之兴”“经今古文学
派之争”直至唐代“经术之统一及小学”。3〇因此，如果论列学科贡献，则林、
黄们的贡献不在转换旧学，而在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事件的叙事方式。
由于这一转变，文学史迅速蔚成大国，学者们似乎新大陆的初入者，满怀惊
喜与自豪地将发掘频频摆在世人面前。据陈玉堂编《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
考证，1949年之前的各种文学史著作已经有300余种；4〇吉平平、黄晓静编
《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统计，1949至1991年出版的各类文学史著作多达
578部。从1910年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公开出版，平均每年以100多部的速度
增长，短短80余年间面世的中国文学史已经近900部，其场面热烈同样是
令人吃惊的。
学界一般将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演变和进步划分成四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林传甲他们算是椎轮之始，则胡适当为变其本并加厉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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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学史》彻底打破长久的文学正统观，除《诗经》外，经书在他那里失去
了独尊的显赫地位，历来被视为汉代文学代表的大赋也未能入堂，却把向来
被视为旁支小道的民间歌谣抬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更甚者，它还将民间文
学视作推动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一切新文学的源头活水，传统文人创作
在这种话语的驱逐之下自然成为活泼生动的民间文学的对立面。
关于胡适的这部《文学史》对于我国文学史学的领军意义，学术界进行了很多的探讨，但我以为，胡适最值得注意的影响其实在于文学观念和进化
论思想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应该是新文化运动汲取西方文学和历史思想的
最集中的表现。正是崭新的文学观念的引入，使文学史摆脱了“载道”或阐述
“圣人”之志的正统文学观念，将在传统中属于小道末技的戏曲、小说、民歌
等等俗流稗品请入大雅之堂与正统诗文共享秋甚至凌于其上，从根本上
改变了文学史之文学的标准，后者则决定了文学史的叙事范式。1949年以
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史逐渐演变成了以反映论、进化论和
1〇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本，1914年第六版，第128页。
2〇黄人：《中国文学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〇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
4〇陈玉堂编：《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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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论为经纬的政治彩浓厚的历史叙事。内容上反映劳动人民疾苦、
鞭挞统治阶级剥削和压榨，艺术上则是现实主义的薪尽火传并逐渐增强。自
可燃气然，它势必造成在作品取舍和作家评价上的困难。在这里，文学性因素仅仅
在选择作品的意义上还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地平，但在对作家和作品的评判
中，它经常在一种无奈或者无意中被淹没或遮蔽掉了。
改革开放以后，这一范式的局限为西方文学理论的重新输入所打破。无论是七、八十年代的拨乱反正，还是后来各种理论竞相登场的杂语，文学性
的地平都受到格外的重视。由此引发的则是重写文学史的热烈讨论。先是
1985年北京万年寺举行的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上北京大学的三位学者提出
“二十世纪文学”的概念。继之，1988年至1989年王晓明与陈思和在《上海
剧
文论》的专栏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虽然
话题均限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而陈、王二位也只是将重写视为历史发
展的常规。并不把“重写”看作什么划时代的转折。“我们自己每天都有变化，
对人生也好，对文学也好，我们的认识也都会发展，只要你的思维尚未终止，
你对世界，包括对过去的文学，就总会有新的理解，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1〇All Rights Reserved.
然而这一主张所引起的反响却是始料未及的热烈。这是一场持久的、众说纷
纭的讨论。文学史的时间不仅远远超出了20世纪的范围，它所吸引的广大
人和持续时间之久也都足以使其成为我国学术史流程中的一件要事。随
后，1991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辟“文学史观讨论”专栏，1994年《江
海学刊》亦发起“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的大讨论，并1997年再次组织。由
此，“重写”成为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中心词。
南帆在回顾重写文学史的对话时说：“‘重写文学史’不仅是改变几部作品的声誉。事实上，这将触动‘文学制度’的既定结构。这时，无论修史者资格
的论证、重读史料依据的价值观念还是经典名单的增删、文学史课程的调
整，知识领域的一系列震荡都将在隐秘的中介转换之下，曲折地进入社会。”2〇
将文学史看作一种话语权行为，只是“重写热”诸多因素的一个方面。“重写”
二字实际是极具暗示性的概念。它意味着存在于之前的时间和空间断限里
的内容已经失去了其当下的生命活力，或者已经不能为当下的视点所接受。
本来，过去并非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历史和当前一样，是充满了丰富的多样
1〇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上海文论》1989年6期。
2〇南帆：《文学史与经典》，《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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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但经过这一概念的整合以后，历史骤然间变成了一种错误的或者陈腐印象派
的爆炸性力量也就不难理解了。
的单一，这样，“重写文学史”
白介素6
这里不准备解释局面热烈的促动因素或知识背景，只想就所涉及话语范围作一审视。“重写”所光大的是文学史以外的话语，即对文学史研究的反
思。它是对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的研究，并暗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文
学史观。因此，如果从林传甲算起，文学史一直在讨论文学史应该怎样写的
话，则陈王对话所推起的就是在“应该”之外还要加上反省“应该”的学术史
的反思行为。两相辅成的结果，是文学史观的彻底检讨。
正如《江河学刊》1998年3期上的“编者按”所说，这次讨论“论题主要集中在文学史模式及文学史学建构等方面”，而这都是文学史观为前提的。
具体来说，则无非文学史的自律与他律问题。“重写”的提出之所以有历史意
义，还在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西方思潮在八十年代All Rights Reserved.
成了我国思想活动的基本资源。从柏拉图到萨特再到福柯、德里达……，西
方哲学的、美学的、文艺学的种种思想走马灯一样一一被隆重请来或再次请
来，从思想贫弱的人中呼啸而过。而被满目的琳琅刺激得头晕目眩的人们
在经过了痛苦的拨乱反正之后，也在晕眩中攫住了许多灵感，被用以烛照过
来的文学史研究，并对文学史提出新的构想。
文学史的反思首先触动的自然是文学观念的重新审视。对于过来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指建国以后的文艺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将其文艺思想概括为两条标准，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现
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
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世纪上是蝶形运算
不存在的”，文艺工作必须“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1〇
建国以后，由于我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思想，《讲话》的
精神得到顺理成章的延续，中更是得以极端的强化，文艺完全沦为政治
工具而失去了基本的独立性。在这种思想下，文学史自然也就成为阶级斗争
的阐释者，对其进行重写是必要的纠偏使返于正的工作。改革开放后的西方
1〇：《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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