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这门课程将涵盖这几个关键词：历史、记忆、再现，又因聚焦于我们实在的前史——二十世纪历史，所以还有第四个关键词，即“战争”。本课程将关注二十世纪的几次战争，西班牙内战、二战、抗日战争、越战，以及再现这几场战争的电影展开讨论。 再现representation
涉及到①时间-事实再次被言说；②讲故事的方法与“叙事者”，后者重新组织世界并赋予意义，且通过“个人命途”来回溯“世界”；
要警惕“正读”，即将自己置于“接受”的处境当中而全然信任创作者的引导，相反的应该怀着追寻其叙述与原始事件之迥异的警惕；半带滤波器
历史
主持与播音历史感的消失：个人的历史感来自于代际的变迁，出于某种好奇而去追寻宗族的联系与发展— —在我之前是怎样的世界？年长者于年轻时如何？“我”何以成为“我”？除却“个人的历史感”之外，历史感更包含着超出个人的追问，譬如回望上世纪，譬如远眺异国，以更内在的方式感知与思索“历史以怎样的形态源远流长”。历史感的消失是全球性的症候，但也是非自然的。其原因可以追溯至当今视野中历史形态被空间化、数码化、游戏化这一现实，这使得历史归于“外化”，更导致穿越题材作品中“穿越到什么时代似乎都被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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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不得不提到二十一世纪的变化：（1）数码转型：它的到来是未经讨论、未经抵抗的（技术联合资本而技术永远胜利），生态文明与社会结构与之而变——人对人的接触不再是必须，人不再必需人（可以电商为例证）。但我们越陷入这种个体的“独立”与“完满”中时，我们实则越依赖社会系统的良好运转，于是可以说我们身处脆弱的自由、链条运转上的自由；（2）生物学转型：基因链的破解、克隆（人开始僭越上帝职责）、转基因（自然间的边际在消融）……技术所挑战的是“死亡”，这个人类的唯一共识（“我们都会死去”），这个《堂吉诃德》中所言的“最后的平等”，这个反身定义了人类的概念。如果“死亡”被成功战胜了，人类拥有了永生的可能，那么①地球必然走向“超载”，更加之因为用来定义人之为人的“死亡”被铲除后我们自身似乎离“人”更远了，两个动因下人类便会走向变相的法西斯化：人的进步必须以人的抹除为基础——电影《RepoMan》中设想的“近未来”：技术的可能性被创造，随之而来的便是享受技术的可能，即“技术进步了，谁应该来享受技术？”，超越阶级的“人”和“弃民”的两极分化便可能出现②“赛博格化”的实现：我们不再惧怕机器人挑战我们，因为我们成为了机器人；（3）“劳动”再现的匮乏：物质生产不会被再现了，人们更有心于复现非物质生产；
我们，新新人类，在这样全新的生态下，历史与我们似乎无关了，漠然成为趋势。但我们必然是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文明的瓶颈和文明的突破应该导致“历史”在我们眼前的涌现，于是可以说历史感的消弭（我在此理解为“涌现的失败”）或许更显示出我们对于现实认识的无力。
activex控件是什么有关“历史”这个关键词，在此需要列出支撑本课程讨论的三个观点——
中国汇市1.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政治）
“今日来自于往昔”
历史的原点问题：历史在何处发生，关联着与之迥异的“谁在讲述/主导历史”的问题。此处以西班牙为例。西班牙是现代欧洲中的第三世界与“他者”，西班牙文明大多数经由意图完
成自身的帝国想象的欧洲之口被讲述，但其形象并非向来如此，从最早的哥伦布、开辟新血脉的西班牙海盗（补充：先有西班牙制霸再有英国崛起，而今的国际法是英国逻辑下的法律，原初是用以对抗西班牙的），到今日充斥异域风情的斗牛、卡门等国家形象，西班牙本国居然自己也接受了这种殖民性想象（他者想象→主体想象，而后开始了漫长的区隔，直至最后“我们不是卡门”的疾呼——卡洛斯·绍拉《卡门》）。西班牙开启了现代史，却也失落了现代史，因为其历史并不由本国讲述。
历史同时也是有关历史的历史，是羊皮纸的重叠，其中混杂着政治参述。从二十世纪到而今发生着这样的变化：二十世纪中每个人都强烈认为这个世界与我有关，个人是存在于政治中的个人，而今政治成为与我无关的高级核心斗争，我们在现实政治中陷入很深的“无力”，这种“无力”正是一种自上而下灌输的自弃。对此可以说是出于在上世纪中我们的乌托邦被玷污了的缘故——二十世纪失败的共产国际运动将人们两百年来平等和乐的乌托邦粉碎了，从“彩熊寨”到《动物农场》，出现了“我不相信”的情绪。
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今日也得益于往昔，二十世纪各运动中掌势者的权力退让改变了世界。
2. 本雅明：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历史-权力）
历史为权力/统治提供合法性的逻辑；
胜者的书写包括着对胜者主体的书写、对失败者的书写；
3. 福柯：历史history与人民记忆memory的角斗
“人民”：人口大于人民，“人民”于二十世纪被形构，出于多数人同意社会需要改变后所出现的“阶级划分”，由是才开始强调“人民people”-渴求自我变革的主体；
大众文化/影像其实更起着阻断与置换人民记忆的作用。如纳粹形象的性爱化（淡化政治性而聚焦于个体-《午夜守门人》、《红樱桃》），我们要追问：他们真如是那么特殊吗？兼顾“平庸之恶”，只好说恐怕并非如此。
memory一直被history试图矫正，并且陷入了彼此的永恒角逐之中；
当今我们对于The Cultural Revolution记忆的追寻或许陷入了这样的困境：我们所能知觉的“空白”并不是真正的空白，却正相反是被过度表达的；我们试图夺回的、加以控诉的，诚然已经在我们眼前存在了。以为自己在奋力突破禁忌，其实在一步步加强历史禁忌——
人们以为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不容被讨论是出于掩蔽暴行的思量，但其实任何暴行都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被书写，真正不可被讨论的是The Cultural Revolution暴行的形成。而今人们对于The Cultural Revolution陷入误区的指控，或许是为了冷眼威胁某种过度权力，而召唤封存的幽灵。
于是，请听历史无声处。
更要问：人民的记忆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书写？“口述史”成为一种可能，但需要更多的思索。书写人民的记忆似乎可以被界定为是二十世纪的努力，在今日已经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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