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南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Aug．2014第35卷第4期Journal of 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35No．4
①
本文所言的明代行政区划均以张廷玉
《明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为准。另，明代会试实行分卷制度，其中卷所属地区有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庐州、凤阳、安庆、徐州、滁州、和州10省府。另，此处四川科举实力的判定是以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相关数据得出的结论。收稿日期：2014－06－12 作者简介：刘小龙(1988—)，男，四川营山人，硕士生，从事明清史研究。 二十世纪以来明代四川科举史研究述评
刘小龙1
，田
玥
2
(1．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350007;2．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
要：
随着科举学的兴起，明代四川科举史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相关论著中，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明
代四川进士总数、进士地理分布及原因等。然而，明代四川科举史研究依然存在很多不足，表现在：专题性论著数量极少、基本史实不清、已有研究领域缺乏系统性、科举文献研究薄弱、研究领域有限。因此，加强明代四川科举史研究已经成为填补区域科举史空白的紧迫性课题之一。关键词：
明代；四川科举史；研究述评
一次性手腕带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02（2014）04－0152－05
Ｒeview of the Study of Si Chuan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Ming Dynast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LIU Xiao-long 1，TIAN Yue 2
（1．Department of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China ；2．Department of History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more and more papers and monographs cover the study of Si Chuan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se achievements can be classified the total number of Si chuan Jin Shi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reason of Si chuan Jin Shi and so on．However ，the study of Si Chua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still insuf-ficient ，which is reflected by the rarely number of core papers and monographs ，and the basic historical facts are obscure ，
and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haven ’t become a system 、the study of the document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weak ，and the fields of research are limited．Therefore ，strengthenning the study of Si Chuan imperial examina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which can make up for the insufficient of the study of regional imperial examination．Key Words ：Ming Dynasty ；Si Chuan imperial examination ；review of study
明代四川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省份，仅以科举
为例，明代四川的科举实力不仅在西南三省中独占鳌头，而且在整个中卷所属地区中也是位居榜首，甚至四川辖区内的富顺、内江两县亦能与科举发达的
东南地区属县媲美。①随着科举学的兴起，许多论著都涉及到明代四川科举史的研究，使得该领域研究
有了长足进步。然而，与其他区域科举史相比，明代
四川科举史研究依然很薄弱。为进一步加强该领域的研究，笔者拟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指出其
不足，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研究现状概述
(一)明代四川进士总数研究
在二十世纪，明代四川进士总数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在不少论著中。此期间，学者们对统计资料的选择显得不甚严谨，比如多数学者使用的统计资料仅仅只有一种文献，这无疑降低了研究水平。美
籍学者何炳棣（Ping—ti Ho）对明代四川进士总数的统计具有开创之功，在其名著《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一书中，他根据《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统计明代各直省进士总数，得出“四川进士总数为791人”的结论。［1］（P227）张步天在《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中提出明代四川进士总数为1334人的观点，［2］（P276）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交代其统计所依据的文献。陈国生《明代四川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一文根据嘉庆《四川通志》进行统计，认为“明代四川共取中进士1440人”；［3］在另一文《明代人物的地理分布研究》中，其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明代各直省进士总数，得出“四川进士总数为1352人”的认识。［4］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一书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和嘉庆《四川通志》进行统计，认为四川进士总数为1368 1375人。［5］（P108）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一文以乡贯为统计准则，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明代各直省进士总数，认为“四川进士总数为1369人”。［6］进入新世纪，明代四川进士总数的研究成果再次勃兴。与之前相比，学者们更加注重对统计资料的选择，比如不少学者使用的统计资料已经包含了《登科录》等原始文献，这无疑提升了研究水平。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
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一书认为四川进士总数为1426人，［7］（P192）虽然他没有交代该数据的来源，但是结合该书上下文和对照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明）》的进士地理分布表，可知该数据源于后者。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一书根据《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以及通志进行统计，认为“四川进士总数为1440人”。［8］（P156）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书，以《明代进士登科录》、《南雍志》、《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所载人数为基准，参以《明太学志》、《清国子监志》、明代各朝实录，进行统计，认为“四川进士总数1422人”；［9］（P58）顺便提及一下：作者在另一本专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明）》中认为是1426人。［10］（P496）周勇《明代科举会元的整体考察》一文认为明代四川进士总数为1408人，但是其未曾交代此数据的来源。［11］郭培贵、蔡惠茹《论福建科举在明代的领先地位及其成因》一文，根据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书中《明代直省各科进士分布表》的统计数字，减去“崇祯十三年特”的相关数据，得出明代四川进士总数为1404人的结论。［12］章春熙《富顺县明清文科进士总数说》一文，依据《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整理出“明朝四川各州县文科进士名额分布表”，认为明代四川进士总数为1377人。［13］
(二)明代四川进士的地理分布及原因研究
最早涉及该领域的是陈国生《明代四川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一文，他将1440名进士以表格的形
式列入1989年四川省行政区划的16个市、113县进行分析，得出“重庆、内江、自贡、成都、泸州、南充是出高层次杰出人才的集中地区；明代四川进士的分布除重庆、成都、自贡高能核区外，还有沿江和聚陆路干线分布的特点”的结论。他认为重庆、内江、自贡、成都、泸州、南充6个地区进士分布密集的原因有：其一、这些地区农业与商业发达；其二、这些地区要么是省会要么是交通中心所在地；其三、这些地区文风鼎盛；其四，科举和教育的兴盛。此外，他在文末提及宗族、进士分布继承性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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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勇在《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中也涉及该领域，他将1368—1375名进士以表格的形式列入明代四川31个府、州、卫、司，86个县进行分析，列出拥有进士人数前20名的地区，以此得出“成都地区、川南地区是明代四川进士地理分布集中的两大中心”的结论。他从政治、经济、教育的角度解释“明代四川进士地理分布集中成都、川南两大地区”的原因：成都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中心，具有区位优势；而川南地区得益于（宋代到明代）四川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两大地区的综合教育水平在川属于发达地区。
迄今为止，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书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当属最详尽，他将1422名进士分为籍贯同、卫所、籍贯异等小类，以表格的形式列入府、州、县进行量化分析，认为“进士数超过均值的府只有成都、重庆、叙州3府，州县进士地均超过17．4人只有重庆府和叙州府”。他从地方乡试解额、分卷制度、地方教育、人口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解额、分卷制度、人口是进士地理分布的主要 神经卡压综合征
原因，而地方教育对进士地理分布的影响不大。
(三)明代四川进士其他内容研究
蔡东洲、李勇先《巴蜀状元考》一文对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杨慎之生平事迹和学术研究作了探讨。［14］谭平《明清四川籍人才归类分析》一文则对明代四川第一位进士蹇义、陈于陛等科举人物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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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刘小龙，田玥：二十世纪以来明代四川科举史研究述评
论述。［15］龚延明、邱进春《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一文澄清了“洪武春榜所取进士都是南方人，实际上还有四川的李祥、蔡天祥；夏榜所取进士俱为北方人，包括了四川的冉通、张朝贵、马忠、王原、陈铿、张玺”的史实。［16］李胜《明清涪州进士述录》认为明代四川辖区内的重庆府涪州有34名进士，并整理出他们主要事迹、著述等。［17］廖英舜《天一阁登科录中的明代进士户籍分析》、《明代官籍进士研究———以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为主》均涉及明代四川进士的研究。［18］
钱茂伟《国家、科举、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涉及许多明代四川进士的研究：比如根据《皇明三元考》列出了周洪谟、杨廷和等四川进士中式的年龄；又如统计出257名明代灶籍进士（包含23名四川进士），并列出他们的中式科名、姓名、籍贯；又如考证出5名明代站籍进士（包括2名四川进士），并列出他们的中式科名、姓名、籍贯；又如考证出69名明代医籍进士（包含6名四川进士），并列出他们的中式科名、姓名、籍贯；再如根据《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履历便览》等补正了《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中一些人物的生卒年，其中涉及到一些四川进士，比如刘大直、杨廷仪、刘养直等；虽然此举正如陈长文老师所言有其局限性，［19］（P197－198）但是拓展了明代四川科举史研究的领域。
郭培贵《明代一甲进士体户类与地域分布考述》考证出明代四川一甲进士6人，并计算出明代四川每十万人平均拥有一甲进士数是0．19人；［20］另一文《明代军籍进士总数及其时空分布特点与成因考述》逐科统计了明代军籍进士，认为明代四川的军籍进士至少有313人。［21］
(四)明代四川其他科举体研究
举人体：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统计出四川举人共6290人，其考中进士的概率为22．6%。郭培贵《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一文统计出“乡试不拘额数”时四川共录取举人1595人；［22］另一文《明代解元考中进士的比例、年龄与空间分布》关注了举人体中的解元，
他指出明代四川应有解元88人、确知66人、待考22人，考证出解元进士37人、占解元比56．1%，解元一甲进士3人、占解元比4．55%，解元庶吉士6人、占解元比9．1%，解元二三甲进士34人、占二三甲进士比17．6%。［23］
庶吉士体：郭培贵《明代庶吉士体构成及其特点》一文统计出明代四川庶吉士为78人、明代四川庶吉士入阁数9人、他们在本省阁臣中（9人）所占比例为100%。［24］
进士家族：郭培贵《论福建科举在明代的领先地位及其成因》一文首次提出明代四川进士家族为137个。
(五)明代四川科举史其他方面研究
1．社会流动
垂直流动：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是迄今唯一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出身平民家庭的进士反映出四川社会流动率较低，比全国平均社会流动率低0．4%。水平流动：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25］（P318－321）刘小龙《明代四川双籍地进士与移民初探》、［26］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利用双籍地进士探讨了四川进士的基本流向。
2．明代四川乡试研究
钱茂伟《国家、科举、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介绍了明代四川1540年乡试应试人数2525人、录取人数70、此科乡试录取率为2．8%，四川1564年乡试应试人数1750、录取人数70、该科乡试录取率为4．0%；以表格的形式对明代四川乡试解额的演变进行了整理。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一书中《明代各直省乡试录取额数沿革表》包含了明代四川乡试解额的演变；［27］（P394－399）作者另一专著《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对涉及明代四川科举的众多史料进行了编年和详尽的考证，比如明代四川乡试首次开科的时间、每次乡试的具体时间。［28］此外，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书中《明代历科乡试解额表》、《各地学校各科平均拥有解额数量表》，汪维真《明代乡试解额研究》［29］均涉及到四川解额相关史实的研究。
3．明代四川科举文献研究
钱茂伟《国家、科举、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一书整理出现存的10种明代四川乡试录名目：成化元年、正德八年、嘉靖十六年、嘉靖十九年、嘉靖二十二年、嘉靖二十五年、隆庆四年、万历元年、万历十年、崇祯六年；并且指出多数乡试录为天一阁独家收藏。然而，陈长文《明代乡试录_武举乡试录的版本及庋藏》一文却认为明代四川乡试录现存11种而非10种，相比钱茂伟的统计，其多出“嘉靖四十三年乡试录”。［30］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一书涉及到雍正《四川通志》明代进士姓名的勘误。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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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4年
吴洪成、闫志军《明清时期重庆科举考试述论》一文，以明清史的视野论述了四川重庆府科举考试的特征和状况、分析了科举发展的原因。［31］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从以上学术回顾可知，虽然明代四川科举史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是在不少方面依然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研究成果数量很少。截止2014年5月，笔者所见专题研究论文仅有2篇，即陈国生《明代四川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和刘小龙《明代四川双籍地进士与移民初探》，尚未见到明代四川科举史领域的专著问世。
第二，在一些似乎已有深入、充分研究的领域，也存在基本史实不清。显例之一就是明代四川究竟有多少进士？学界可谓是“众说纷纭”，竟多达11种说法。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至少有三点：其
一、统计的标准不一。比如沈登苗的统计标准是进士的乡贯，吴宣德则是以进士的著籍为统计标准，陈国生含糊地说是以籍贯为统计标准；其二、统计所依据的文献不同。比如有人以《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为依据、有人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为基础、有人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和地方志为依据、有人以《登科录》等资料为基础；文献的优劣不可避免地造成统计结果的差异。其三、作者的学术修养不同。比如依据同样的文献和统计标准，但是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
第三，已有研究领域缺乏系统性。迄今明代四川科举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进士体，尤其是进士总数和地理分布及其成因，但是关于进士体的其他内容，比如进士的时间分布、婚姻状况、户籍类别构成、家庭出身、任官情况、著述梗概、历史贡献等都缺乏系统的研究，更别提科举史其他内容的研究。虽然明代四川科举史研究已经涉及到了举人体、解元体、庶吉士体、科举文献、乡试录取率、进士中式年龄、进士生卒年等领域，但是这些领域至今鲜有人问津，仍然处在一般知识性介绍层面。
第四，明代四川科举文献研究薄弱。科举文献是研究科举史的基础，因此科举文献的研究无疑也是科举史研究的重要方面。然而，明代四川科举文献的研究相当薄弱，比如对现存11种四川乡试录、时人文集、方志等文献所含科举史料均少有研究。
第五，研究领域急需拓展。明代科举研究已经朝着纵深发展，不仅在原有的制度、八股文、考试施行
情况等领域继续发展，而且还拓展出许多新的领域：比如科举与考试图书行业的关系，见张献忠《明代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8年）；又如科举与经济的关系，见储建国《论中国宗族钱会对科举平民入仕的作用》（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0年）；再如科举与女性的关系，见《明代女性的“功名”之路———由内廷女官沈瓊莲〈送第就试春官〉诗谈起》（第九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论文，2012年）。地域科举史的研究，一方面紧跟整个明代科举研究的步伐、展开立体式多角度研究，比如徐光宗《西学对科举的冲激与回响———以李之藻主持福建乡试为例》；［32］另一方面其着眼点在于“地域范围更小、时间跨度更小”的科举史研究，如林介宇《痛苦的断裂：明清鼎革之际的嘉定县科举事业》（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1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明代四川科举史的研究必须拓宽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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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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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定位谢闰根
(上接第124页)低缓而隽永。小说《流年》让我们窥见了女性成长的奥秘，更让我们看到，魏微打通了现代文学与当代写作之间的壁垒，娴熟地驾驭现代主义写作技巧的一切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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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微．我们的生活是一场骇人的现实”［J］．小说评论2007．06．
［6］何言宏．建我们的精神立场———简单的写作或魏微小说的问题与可能［J］．山花，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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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祝子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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