ＣＡＮＧＳＡＮＧ
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大人生追求莫过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以自己之所学，辅助一位明君圣主，以期实现天下太平之理想。为人臣须有治术，其小者治一州，治一县，其大者可称为经邦济世之才。故“政治学”曾在中国历史的叙述谱系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历史学”几乎就是“政治史”。但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政治史”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冲击，究其原因，无非是西方知识话语霸权制约下的无奈结果，与中国史学界受当代西方理论影响，开始转向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趋向有关，而这只不过是近代以来的“西化”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已经不能忽视西方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如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首次提出“社会学”一词，用以说明研究社会的科学，从而标志着现代社会学的诞生。此后，在１６０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人类社会文化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独特的方法也逐步引入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并相应地出现了众多的分支学科。据统计，目前分支社会学学科已有１６７个细科，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研究。由此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渐趋老化的原因在于研究内容的狭小和研究方法的单调，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倘若广泛应用政治社会学独特的研究视角，当能拓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范围，深化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内容，刻画出政治制度生动的变迁面貌，并且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存在许多不 足，诸如内容上为传统历史著述所局限，范围仅仅局限在官制；范式雷同，机械对比；理解片面，手段单一等。此外有学者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本身亦多有看法，诸如皇权至上；政治制度呈官僚化；重人治，轻法治；政治制度日益完备等。关于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存在，有学者认为与社会生产力水平保持一致，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认为是历史反思的结晶，是一套很不错的制度，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领先于世界的；还有非常西方化的说法，如治水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带有环境决定论的彩；而“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缺乏具体内容的一般概括；韦伯提出的家产官僚制；保持人类原始血缘关系的宗法家族社会等等。
政治制度史研究如何走入现代，服务于现代社会或许将成为一个重要课题。研究对象的差异，造成传统政治制度史研究和现代政治研究的脱节。政治制度史是研究国体与政体的起源、形
式及演变规律的科学。中国作为一个有５０００年文明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历代关于政府制度和官制的探索不绝于书，但是，把中国政治制度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却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新方法传入中国后逐步开始的：
１．战争以后，随着一些较早接触的思想家对的介绍，人们开始运用西方政治学的某些观点展开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不管是王韬、黄遵宪提出的君民共主政体，还是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所提出的君主立宪政体；无论是陈天华提出的民主共和制，还是孙
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所有这些政治主张的提出，都是以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进行研究与批判为前提的。这些研究与批判，对促进用资产阶级史学新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起到了推动作用。
２．以“五四”运动为契机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学术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上诸问题，并将这种研究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使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踏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轨道。另一方面，一般要求改革的资产阶级学者在新文化运动的激励之下，继续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新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据粗略地统计，从“五四”到４０年代末，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专题论文，约在６００篇以上，内容以官制研究为主，旁及政体、皇帝制度、中央与地方行政、法律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人事制度、考试制度、宗法制度、家族制度、礼仪制度等，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吕思勉的《中国政治制度小史》（亚光印书馆版）、程幸超的《中国地方行政史略》（中华书局１９４８年版）、曾资生的《两汉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０年版）等。这一时期出版过大约４０余部中国通史著作，典章制度的沿革是它们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中，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年版）、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开明书店１９４６年版）、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１９４２年版）、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生活书店１９４６年版；大孚出版公
铀矿冶
司１９４７年版）等。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郭沫若于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间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１９３０年版）和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时代文化出版社１９４８年版）两书。前者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研究方法”为“向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具体地探讨了中国的家
２０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姜远飞
摘要本文分别论述战争后的传入对该领域研究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传入后该领域研究的变化，建国后至７０年代后期的研究概况，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本文旨在理清２０世纪该领域的研究脉络，对于该时期的研究方向、研究特点、代表人物以及相关作品有一个大致论述，并在其中谈了一些个人的感想。
关键词二十世纪政治制度史
历史研究
yjp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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羰基
・・２００７・４
ＣＡＮＧＳＡＮＧ
・・２００７・
４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特点，王亚南的研究，由于贴近政治学的学术规范，而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了剖析。
n-二甲基亚硝胺３．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后期，海内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研究，是以历史学的专题研究这一单一形式和面貌出现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１）这一时期各报刊所发表的属于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论文，较之３０、４０年代大为减少，总计不过１８０篇。所研究的专题涉及中国国家的起源与形式、官制沿革、兵制、科举制、地方及基层行政设施、变法运动等。这些论文，宏观地论述政权性质的多，微观地论证行政体制特点的少；把皇帝仅仅作为历史人物评价的多，论证皇帝制度的少。此间最有分量的论文，有陈寅恪的《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中山大学学报》
１９５７年第１期）、陈仲安的《唐代的使职差遣制度》（《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６３年第１期）、邓广铭的《辽史兵卫志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５６年第
２期）。（２）这一时期所出版的通史与断代史著作中，对历代政治制度的论述普遍比较简略，而且品种与数量都比较少。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修订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１９７９年版）、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其《续编》（三联书店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９年版）、岑仲勉的《隋唐史》（高教部教材编审处１９５４年版）等。（３）这一时期出版的属于政治制度
史方面的专著屈指可数。它们是：吴恩裕的《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唐长孺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１９５１年版）、岑仲勉的《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等。４．１９７８年以来，随着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的恢复与重建，为填补高等学校重新组建的政治学系的教材空白，以及满足社会上日益增长的希望有系统的政治制度史知识的需求，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其标志有四：
第一，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即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形式、国体和政体的演化规律问题，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郭沫若早在１９３０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率先就中国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形式问题进行了论述。建国后，吴恩裕在《新建设》
杂志１９５６年第７期上发表《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提出了国家的起源
是与氏族制度的瓦解联系在一起的，夏朝是中国国家的形成时期。进入８０年代以后，学者就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经列举的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展开了讨论。
第二，开始注重对过去学术界因受“左”的倾向的干扰而惮于涉足的、属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范围的众多课题，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终身制、世袭制、封建特权等等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系统的综合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政治体制上研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著作尚不多见。白钢的《中国皇帝》（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６月版），显然是力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其它著作还有王连升主编的《中国宫廷政治》（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版）、
李治安和杜家骥合著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月版）、李治安主编的《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月版）等。
第三，断代专项政治制度方面，散见于国内各大报刊论文总计约在１２００篇以上，内容涵盖面极广，包括国体、政体、元首制度、决策体制、官制、选举、兵制、民族事务等方面。例如：重视夏商时代以外地区文明的研究，有佟柱臣的《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
方国文明试论》（《考古》１９９１年第１１期）、宋新潮的《商代政治疆域与商文化影响范围》（《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等；重视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治制度的研究，有杨若薇的《辽代斡鲁朵官制探讨》（《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４期）、《辽朝军之探讨》（《历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等；重视地方基层行政体制的研究，有薛力军的《州的地方化与曹魏时期的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３期）、田昌五、马志冰的《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
１９９２年第２期）等。第四，出版了百余部政治制度史教材讲义和专著。大体可以划分为四类：（１）政治制度通史，有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白钢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等。（２）断代政治制度史，有朱绍侯的《军功爵制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阎步克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王永兴的《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等。（３）专项制度通史，以法制史研究最为发达。有肖永清主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编的《中国法制史简编》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工笔花鸟论文
１９８２年版）、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版）等。（４）断代专项制度史，如张秉楠的《商周政体研究》（辽
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钱宗范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等。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经历了辉煌的过去。在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如何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批判、剔除其糟粕，深入挖掘，充分利用其积极、合理的政治资源，使之结合中国国情，服务于现代政治，可能会成为今后政治制度史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参考文献：
［１］白钢．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Ｊ］．历史研究，１９９６，（６）．
［２］杨念．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
研究［Ｊ］．历史研究，２００４，（４）．［３］曾育荣．政治社会学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Ｊ］．湖北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５）．
［４］曾小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独特类型及其特征［Ｊ］．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５，（６）．
姜远飞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一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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