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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梦幻
艾丽斯·沃德博士
妇女研究中心
NUIG, 戈尔维
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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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不可想象为可能1：国际妇女运动与妇女人权
艾丽斯·沃德博士，妇女研究中心，NUIG, 戈尔维，爱尔兰
概要
本文主要探讨全球、国家或地方性妇女运动与妇女人权发展间的关系。在传统“公共”和“私人”概念发生转型的过程中，有关人权的表述和理解都被妇女运动激进化了。
本文认为存在自发性的妇女运动对各国和国家间发展和加强全面的人权文化是必要的。
引言
本文的目的包括三个方面：
∙提出与妇女人权的演变和发展相关的国际妇女运动的发展规划；
∙鉴别妇女运动与妇女人权之间关系的性质；
∙阐明在发展人权文化的大背景下独立的妇女运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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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发表评论时，时刻牢记着不要把人类遭遇，尤其是妇女的遭遇和生活普遍化。我们的世界里充满着文化、信仰、权力结构、精神行为和社会结构的差异。在进行女权主义的分析和批评时，我们这些西方学者尤其必须注意到西方女权主义者在女权主义思想或全球妇女运动中表现出的主导一切的倾向。2
本文在结构上主要围绕一个简单的问题：妇女运动之间的关系（全球范围内、地区范围内、国内或地方上）和具有悠久历史的，规模宏大的妇女权利运动及妇女人权运动间的关系。我将做历史回顾，但将集中于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将谈到对妇女的暴力问题。 开始前，我们必须搞明白什么叫妇女运动。有关社会运动以及妇女运动的内容，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章和著作。由于我们的目的不是讨论这些文章和著作，因此我提议先提出一个工作定义。这个定义包含妇女运动的两个主要特征：动态性和在有差别存在情况下的集体一致性。我们所指的妇女运动包括有组织团体的持续运动，包括共享运动经验的组织网络，尽管其所持的目标和拥有的成员可能存在不同。3
历史分析
我们习惯上将自十九世纪后期开始的全球性妇女运动分为两个明显的浪潮。
巴以冲突1作者证实该题目的灵感来自Sikkink和Kathryn2001年创作的《现代妇女权利运动的历史先驱》。该文刊载于2002年在纽约跨国出版社出版的《妇女与国际人权法》第3期，作者是Askin, Kelly和Koenig, Dorean。
2参见刊载于Routledge出版社在纽约和伦敦出版的，由芬克, 纳内特和穆埃勒·玛格达编著的《性别政治与后共产主义》的芬克, 纳内特1993年的《东西方女权主义》。
3定义引自克诺利和琳达1997年的《从革命到崩溃：当代爱尔兰妇女运动轨迹》，该文刊载于拜恩·A和伦纳德·M编著的《妇女与爱尔兰社会》。该书由贝尔法斯特的Beyond the Pale出版社出版。
然而，早在1792年，Mary Wollstonecrafts 在其著作“妇女权利辩护”4中就经常提到妇女人权思想。而且，妇女组织和妇女运动政治的发展演变总是与民族主义、反殖民运动和国家性质（自由的或专制的）联系在一起，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特定国家内的独立文明社会的推动。5已进行的妇女运动在性质和程度上都经常体现出这些差异。我们可以说，妇女运动的第一波浪潮主要是受到妇女要求选举权（或投票权）的推动，并明显地表现在妇女坚持要求接受教育、加入劳务市场和加强节育措施这几个方面。6
妇女运动的“第一波浪潮”
1848年被传统地视为妇女权利运动的起始年。在一次于纽约塞内卡瀑布举行的会议上，许多妇女一起表达了对妇女自由和权利的呼声。她们呼吁的原则很多都写入了一百年之后的《人权宣言》。7进而，我们可以追溯着看到在许多地区，妇女围绕投票权、奴隶制、和平、妇女产权、享受公共生活权利和其他议题组成团体。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格兰妇女围绕四个主要问题（受教育权、、收入控制和财产权）自行组织了妇女权利运动，并同时继续开展有关妇女投票权的运动。8在欧洲、南美和中美洲也有类似的运动。9日本在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妇女激进运动之后，新妇女联盟于1919年宣告成立，以进一步围绕投票权和其他问题开展运动。10根据记载，最早的反对对妇女暴力的成功运动是1874至1911年在中国进行的由传道人员和中国妇女组织的反对缠足运动。由改革家领导的这项全国性运动认为，废除缠足，普遍提高妇女地位（如在就业和教育领域）是更广泛的民族自强计划中的重要部分。11
内蒙古工业大学跳楼这些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全球性，这在由妇女组织举行的许多由全球妇女参加的国际会议中都有所体现。12这些运动理念在各国间都得到传播。各国妇女运动相互鼓励并相互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妇女选举权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使不可想象的事成为可能－妇女拥有了投票权。这种变化对妇女来说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这意味着妇女拥有了公民权，特别是与投入公共和公民生活，以及成为更广泛人民的代表有关的公民权。这同时意味着妇女在公民权方面劣于男性的时代的终结。如今在世界一些地区，拒绝或限制该权利的延伸表明了男女平等文化观上的基本性质。
4参见弗雷瑟和Arvonne 2001年的《真正成人：妇女人权的起源与发展》，该文刊载于Agosin和马乔里编著的《妇女、性别与人权：全球观点》，该书由新泽西州Rutgers大学出版社出版，详细介绍了妇女人权运动的理论和历史根源。
5例如，尽管在许多后殖民地和后革命社会出现了全国妇女组织，但许多并不独立。这在前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在以全民动员作为民族解放运动和后解放进程一部分的国家也是如此(如古巴、厄立特里亚和坦桑尼亚)。在这些地方，国家组织妇女投入与国家建设有关的运动和结构之
中。
6弗雷瑟和Arvonne, 2001: 18-19。
7弗雷瑟和Arvonne, 2001: 33。
8参见安德森·邦尼·S和津泽·朱迪斯·P的《欧洲妇女自己的历史》，该文刊载于《Harper and Row》, 第11期第360-365页。
9参见米勒·弗朗西斯卡1991年的《拉丁美洲妇女与寻求社会公正》第68-144页，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出版。
10参见Ling, Yuriko和Matsuno, Azuna1992年的《日本妇女为权力斗争》，该文刊载于Bystydzienski, Jill编著的《妇女改变政治》第54页，该书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
11 Sikkink, Kathryn, 2001: 799-807。
12如1902年在美国华盛顿、1904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际妇女投票权会议，建立了国际妇女投票权联盟，以及1910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国际女权主义大会。
妇女运动的“第二波浪潮”
与由其他重大改革运动（劳工和工人运动、反奴隶制运动和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引起的妇女运动第一波浪潮一样，第二波浪潮也是在全球动荡和变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习惯上，我们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称为第二次浪潮的初期。当时，出现了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民权运动（如在美国）、反殖民主义运动（如在非洲）、学生动乱（如在欧洲和美国）和民族解放运动（如在中南美洲）。这些运动导致思想动乱，特别是对妇女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过来，妇女开始提出并宣扬自己的要求。逐渐地，她们开始提出了《人权宣言》中宣扬的人权概念。
对这一时期妇女进步运动主要观点的简述强调，在进行运动的同时，存在沿历史时期和在各大陆之间传动的意识流。尽管此次论坛并不对这一时期的运动和成果进行详细的分析，但我们可从中总结出对本讲坛有益的一些观点。
在妇女运动和组织的历史经验启发下，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波浪潮越发成为，但不仅仅是，女权主义对妇女不利地位的批评13。这些浪潮包含了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例如，在美国、欧洲和美洲的运动14一开始就批评妇女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及性别角和性别结构。特别是，一些经历过社会主义和革命政治斗争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还存在着一种与生产手段无关的，对妇女进行系统压迫和迫害的力量，或者说是结构。“家长制”概念很好地解释了在一些普遍支持妇女权利（如受教育权）的国家，为何妇女不能像男性一样参加听课、完成学业或达到优秀，反面经常会受到违反法律或惯例的歧视。同样，与“性” 15相对的“性别”概念是一个重要手段，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些有其他形式差异的国家和州中存在对妇女的系统的，普遍的歧视这一现象。
正是这种来自妇女运动的批评和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对人权，特别是对联合国和其机构在打破家长制结构上的重要性的关注。最终，在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得到认同的关键观点是，在人权条约产生之前（特别是关于性别问题的权利），许多妇女权利运动的法律基础并不一致。16
联合国于1979年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的对妇女歧视公约》（CEDAW）的产生过程被很好地记录在案，而且另一个委员会在大会期间对该公约进行了讨论。17我们还了解到，联合国世界
郭志辰
13需要注明的是，并非所有的妇女组织和妇女运动都标榜女权主义或拥护女权主义。
14特别是在南美，妇女运动对政治、国家暴力、贫困和农村发展和工作条件等问题采取集体行动。参
见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斯蒂芬·林恩1977年著的《拉丁美洲妇女与社会运动》和奥斯汀、拉德克里夫·S.和韦斯特沃德·S于1993年著的《万岁，拉丁美洲妇女和全民斗争》，Routledge出版社在伦敦和纽约出版。
15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尼·德·波瓦尔清晰地指出了两者的区别，她认为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形成的，换句话说，“性别”和“性别特征”只是两个概念，而非传统上所理解的“自然形成”。
16参见米勒·艾莉斯1999年的《实现妇女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条约》，该文刊载于梅耶·M·K和Prugl·E编著的《全球政治中的性别政治》161页，该书由马里兰州Rowman and Littlefield出版社出版。
17联合国将1975年定为“国际妇女年”意义重大，这一提议来源于一个国际妇女组织关于联合国咨询地位的倡议，并得到妇女地位委员会成员的通过。《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形成过程，参见弗雷瑟和Arvonne, (2001): 15-64及伦敦《Zed Books》中Pietila, Hillka和Vickers的《提升妇女地位：联合国的作用》一文。
妇女大会从该公约的通过到执行期间的发展情况，1975年的墨西哥会议，1980年的哥本哈根会议，1985年的内罗毕会议和1995年的北京会议。18
这些会议本身都为各国和全球的妇女运动者提供了（通过筹备过程、起草非正式或备选报告、各成员国代表的参与和举办非政府组织论坛）加强联系和提高集体地位的机会。19此外，国际妇女运动还通过参加由联合国举办的其他重要世界会议，如环境和发展会议（里约热内卢，1992年）、世界人权大会（维也纳，1993年）和世界种族主义大会（南非，2000年）20提出其主张。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尽管联合国并不致力于推动全球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的网络化，但这些大会和相关工作为全球妇女促进相互理解和共同团结，创造了条件和环境。21
维也纳大会（1993年）所取得的成果意义重大，这不仅仅因为大会对全球妇女运动者在过去十年的目标，即使全世界认识到妇女人权的普遍性，表示赞赏，而且也因为其在反对对妇女暴力问题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在那之前，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并未被视为一项人权问题，因此也就被认为不应引起国际人权界的关注。22在维也纳大会上，妇女权利是人权一部分的原则得到了认同。
对妇女的暴力问题
针对对妇女暴力的妇女人权运动起源是认识对在受到暴力时，妇女的人权地位从属于男性。在参加1993年的维也纳大会时，全世界的妇女网络和团体自行组织起来，共同以此为目标，并将之作为揭示人权性别特性，并指出国家应防止文化中允许或隐含允许的暴力行为的一个途径。23此外，为回应如国际特赦等妇女组织和团体的压力，大会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列入了对人权的阐述之中。南斯拉夫内
战期间大量出现现象，推动了维也纳大会通过使用人权框架来解决对妇女暴力问题的决定。这一现象当时引起了决策层（联合国）对性别暴力的政治特征、弥散性和跨文化性的认识。24
事实证明，对妇女暴力问题使得妇女运动在提高妇女人权地位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同时也变成一个越来越难处理的问题。其困难性至少可由两个相关的理由来解释。
首先，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困难来自于证明暴力合理性的文化规范和机制（如家庭体制）内的行为和观念的内在本质。这些行为在广义上包括家庭暴力、婚姻、通奸性侵犯、伤害女性生殖器、新娘性病、杀害女婴和贩卖妇女。通过坚持这种经常在私营领域内发生的性别暴力与否定政治权利一样，都属于严重的实质性的违反人权行为的主张，妇女运动成功地促使政府认识到亲近的，或隐私间的关系也属于人权义务的范畴。25
18参见邦奇·夏洛特1990.年的《妇女权利也是人权：修订人权概念》，该文刊载于《人权季刊》第12期第486-492页。
19这并非要否认妇女组织间存在的深层次的差别，也不是要否认存在对通过人权立法和机构提升妇女地位的反对。在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就出现了有组织的抗议，特别是来自保守人士、男性主导的宗教机构、国家和组织的反对声非常清晰，并对大会造成了影响。参见韦斯特·洛伊斯1999.的《联合国会议与女权政治》，该文刊载于同上的梅耶和Prugl的著作第177-193页。双脉冲发动机
20参见米勒·艾莉斯1999年同上著作第161-176页。
21参见邦奇·夏洛特2001年的《妇女人权：全球女权主义和多样性的挑战》，该文刊载于Dekoven 和玛丽安编著的《女权主义定位-全球性和地方性-理论与实践》第130-131页，新布卢斯维克Rutgers UP出版社出版。
22参见邦奇·夏洛特, 弗洛斯特, 萨曼塔和Reilly, Niamh1999的《缩小全球距离：国际妇女人权网络化》，该文刊载于 Askin和Koenig，同上编著第92页。
23参见邦奇·夏洛特等同上第91至113页关于运动神情部分。
24参见Joachim和Jutta1999年的《建立关于对妇女暴力案件的人权计划》，该文刊载于梅耶·M和Prugl. E同上编著第155页。
25参见邦奇·夏洛特同上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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