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学术百科

革命与改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革命与改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自八十年代反思法俄革命的思潮后，论说革命与改良的话题就逐渐从精英圈子走向了大众，《走向共和》的“翻案”则使之成为热门话题。
革命就是好的，而改良则是投降主义。这是过去给革命和改良加上的价值判断。现在反了过来，改良是理性的、自由主义的、逐渐进步的，而革命则是非理性的、乌托邦的、暴力轮回的。
——按韩乔生的说法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如今流行说改良。
我有些不明白，把旧的价值判断打碎的时候，为什么又要把事实判断变成一种价值判断？打碎旧的价值判断，我承认这是一种进步，但事实判断又被绑定、附丽新的价值判断，这是否是一种进步？童大焕最近的一篇文章，《从革命到改良》这个题目最能代表这种认识。这类观点现在占据压倒优势，很有风水轮流转的意思，不过，我认为本质上，这与“革命进步、改良投降”一样，随意将事实判断变成价值判断，无所谓谁比谁更先进的问题，而且，这种绑定在逻辑、定义上一定是四处漏风的。
与童的浩大叙事不同，岑科的《职业革命家的可敬与危险》从职业革命家个人苦难的经历入手，套用马斯洛心理需求理论，论说职业革命家容易心态失衡，所以在革命成功后容易不愿退出权利中心，最终可能走向反面。岑文只从职业革命家的心理这一个角度入手，规避了许多的风险，但问题是，首先用马斯洛心理需求理论在文章中是错的：按马斯洛的观点，出身苦寒的人，首先考虑的是“形而下”——改善自己的生活，“形而上”的理想反而应是远离他们的。岑的文章只是在证明马斯洛的理论也有特例——如果岑的观点靠得住的话。而岑文的根本问题，是将从部分事件中概括出的现象用普适命题的方式论述。
有趣的是，童大焕《从革命到改良》也从职业革命家的“危险性格”开始论述，但借用的是“理性经济人”理论：枕式包装机控制系统“人的任何行为，都可以到生物学或经济学的解释。”
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不明就里随便乱用理论的例子，且不说童文结尾又把职业革命家的性格归类为非理性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是对“理性经济人”的自我否定，认为革命的动机部分是因为“革命比在现有秩序下的奋斗更容易取得成功”，这就真不知从何说起了。如果真有这样一回事，那革命就会是任何社会的常态，任你每天在报纸刊载一万篇《从革命到改良》也没用。同样的，童文也是在论证“理性经济人”并不是绝对的，革命家是特别的例外——如果童的观点也能成立的的话。
用先验的价值判断来解释事实，必然会出这样的问题。在陈说革命家的非理性时，估计岑、童二位都是眼睛里盯着几个特别的个案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做全称判断无大问题。我不知道今天有无这种社会学统计，革命者中有多少是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同时性格又偏颇的。但被目为革命灾难论典型的苏俄和中国，革命者却几乎都是出自经济条件还不错的家庭。
岑文的切入角度小，所以漏洞的机会也远小于童文。通读童文，无法把握童文中革命的边界何在。童文一开始为说明“革命”是以暴易暴的轮回，就把中国历史上的造反、王朝的暴力更迭都算做革命，后面的总结亦然。我不知道王莽代汉、曹魏代汉、赵匡胤的黄袍加身是否算得是“改良”？今天讨论的革命与改良总是以制度演进和创新方式来展开的。是“劳动部吊民伐罪”也好还是“禅让”也好，都不带来制度创新，几千年的暴力轮回干今天语境下的革命什么事情？“革命论”为使自己的理论能很好地完整解释历史，遂把造反算成革命，为了颠覆它，未必“改良论”还得把造反当成革命？如果是这样，建议先谈谈历史上“禅让”的优点好了。
而童文的后面大量篇幅在谈革命的“乌托邦理想主义”，那么，很想问，此乌托邦革命与彼造反革命可是一个范畴？革命都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吗？“乌托邦理想主义”都是用革命方式进行的吗？
试图把妥协与不妥协作为革命与改良的一个分别标志，然后论证革命的非现实理性和改良的现实理性，这也是大成问题的。我不好举具体的例子，有心人可以翻翻历史书，苏联、中国的革命者的“海蛇头伟大的妥协”和机谋经常算得上是毫无原则、阳谋百出的。——没有这点，如何能有千折百回不屈不挠的成功？
在我看，只能对个案的革命和改良做出价值判断，而命题式的全称判断则是一种妄断，因为有时候界定革命和改良都是一件困难的事。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是能以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身份出现的，而这种变化并不是因自身观点和性格有了任何改变。
为说明这点，我再举回答岑文时用的我认为最可以与中国相比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青年党是军营里主张全盘西化的青年军官建立的地下组织，他们的地下活动在今天看，当然是激进的革命者。但奥斯曼帝国的西化过程要比满清早得多似乎也顺利得多，这个受打击镇压的党派很快当政组织了改革内阁，与改革还是不改革之争中杀剩的皇室惟一男丁马赫默德二世开创了“坦齐马特时代”（坦齐马特在突厥语中意为改革整顿）。１８７６年１２月１３日从头到尾都体现出西方影响的奥斯曼帝国的宪法诞生，完成了形式上的宪政改革。显然，人还是那帮人，观念还是那些观念，但奥斯曼青年党却从革命者变成了改良者。——这与今天时髦的改良论者给革命者和改良者贴上的标签和判词毫无关系。如果说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在改良的长征之路上已经走到了六盘山，那么大清帝国到灭亡的时候还在湘江边上原地踏步。但是，形式上的宪政并未帮助奥斯曼帝国振兴起来，反而生存危机更加恶化。接着，是另一个地下的党派土耳其青年党上台组阁。——通过武装发动第二次宪政革命，换掉了苏丹、执掌了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大权。
——尽管童在《从革命到改良》一文中说的话，似乎可以为此做出很好的解释：“如果改良不彻底，甚至‘反物质世界行一百里半九十’，改良之路都已经走了九十九步了，最后的关键性一步走不出去的话，它随时都有可能为下一场革命的到来准备条件；而如果一场革命不能在革命成功（比如取得政权）后迅速有效地进行某种形式的制度改良，甚至反而‘继续革命’的话，它也常常将迅速丧失自己的合法性，并为下一轮的革命埋下伏笔。”
但是，我想要探讨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也在这里。什么是改良的“一百步”？什么是“关键性的一步”？什么是彻底的改良？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判断者是谁？童文在批判革命者的“先验理性”，认为改良主义是“k2summit经验理性”的时候，可能忘记了一点，很多改良就是在童文所说的“先验理性”目标的指引下进行的。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中批判的“先验理性”（哈文中用的是更准确的惟理主义），并非是东方革命者推行的乌托邦，更主要的是警示欧洲正在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改良。
认为存在一个“一百步”、“关键性的一步”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即默认有一个理想的社会体系标准范本存在，逻辑上与童本人批评革命者的“存在一个有一个人间天堂般的桃花源和理想国”并无出入。事实上，在早些年反思革命的文章中，在讨论大陆国家的革命暴力时，就存在一个理想范本，这就是英国的渐进改良。
就我个人而言，毫无疑问认为今日的欧美国家就是我们模仿学习的范本。至于在讨论社会演进的路径时，我认为，拿西方先进国家的演进路径来为后发国家“设计”和安排一种理想的路径——改良。从认识和方法上就是荒谬的。
首先，先进国家社会的演变是自身各种政治力量不断搏弈的过程，是“自发秩序”的产物，而非观念指导的产物。而对后发国家来说，先进国家的结果是我们的目标，它们的成功，就是一种先进的、最好的范本。后发国家注定是要用发达国家总结出的一套观念体系来指导自己。所以，自发秩序和观念指导的分别，是西方思想大师们对其自身历史的总结，不是准备给后发国家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等观念都是其自身特定历史社会下的产物，而对我们来说，却不是本土所能自发产生的，是必须灌输的一种先验的观念。所以，改良或革命，对后发国家来说，不存在“经验理性”和“先验理性”的根本区别。——因为都是先验观念的指导。如果一定要到区别，就是今天的改良爱好者企图根据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把改良贴上好的价值标签，把革命贴上坏的价值标签，力图论证和设计出一条“最优”的改良之路，这才是最典型的惟理主义。——请记住这一点，他人的观念可以学习，他人的历史过程却不可以复制。
其次，如果说可以设计、选择一条改良之路，请问：谁来主导？谁来设计？改良，首先得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不把奥斯曼青年党和土耳其青年党视为敌人，得让他们有政治参与机会，而不是象满清那样，最后连立宪党人都镇压。对无政治参与权的大众拼命说改良好，革命坏，这种可爱的改良主义，怕也只存在于当下的中国。
最后，前些时候翻了下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和很多读者一样，我是把林达书当作了解药方疗效细节的说明说看待的。而这本书，或许表达了他对如何去药方的一种忧虑。林达带的书是雨果的《九三年》，如果是文学爱好者，我至少不反对带这本书，但是，如果就此展开改良还是革命的话题讨论，我建议，还是带上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

魔鬼教官２００３／０５／３１

本文发布于:2024-09-21 15:39:01，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17tex.com/xueshu/513650.html

上一篇：西方经济学演变过程中的三次革命

下一篇：给冰雕连战士的颁奖词

标签：革命改良判断价值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