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去”就是“媚外卖国”？——关于《拿来主义》的再认识
杜秉庄
（常州市第一中学 杜秉庄） 霍尔电流
高中语文课文第一册第十课是鲁迅的《拿来主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参上有这样一段话：
疑难之处主要是怎样正确理解第一段中“送去主义”的关于“学艺上”的事例。一般的看法都认为这些事 例是揭露反动派的媚外卖国。问题是：为什么在国外举办文物展览和画展，送艺术家出国表演和介绍，一定就 是“卖国”？我们认为在这里用“媚外求荣”比较妥当，因为这些都不像是正常的文化交流，而是有往无来， 只是单方面的取媚与讨好。（着重号另加） 这段话准确地抓住了本文的难点，问题也提得很好。可惜的是答案大错特错，因为“媚外求荣”和“卖国 ”相比，在程度上虽然要轻得多，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这样的答案既有悖于鲁迅的原意，又违背了30年代 的许多历史事实。
先说这有悖于鲁迅的原意。鲁迅在列举了三个“送去”的事例之后，指出：“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 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这里鲁迅明确地认为，“送去”与“拿来”是一种“礼尚往来”，国与国之间 的文化交流应该是平等的双向的有来有往的。鲁迅又指出：“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 得‘拿
中国电信八大基地来’，是为‘拿来主义’。”他鼓吹的明明是既“送去”又“拿来”，并没有强调“送去不得，赶快拿 来”。既然鲁迅反复主张在“拿来”的同时也要“送去”，怎么能说“送去”就是“媚外求荣”呢？ 再说这违背了30年代的许多历史事实。教参的编写者说：“这些都不像是正常的文化交流”，看来编写者 并没有认真地了解过有关史实，只是揣摩了一下鲁迅的措辞和语气，便得出了“送去”是“媚外求荣”的结论 。由于没有详细地占有材料，教参的行文前后自相矛盾；在评析题旨、归纳中心思想和解答练习三时，反复说 是“媚外卖国”、“卖国主义”、“媚外卖国政策”，而在解决难点时，又忽然说还是用“媚外求荣”比较妥 当。以己之昏昏，怎能使人昭昭？
最近我查阅了30年代的一些文史资料，阅读了柯文辉的《艺术大师刘海粟传》（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8月 第1版）、吴作人等的《徐悲鸿（纪念徐悲鸿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版）、梅绍武 的《我的父亲梅兰芳》（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等人物传记，翻检了《鲁迅全集》中的有关资 料，得出的结论与教参上的评析截然相反——我认为刘海粟、徐悲鸿、梅兰芳的“送去”，根本不是教参上所 说的“媚外
卖国”或“媚外求荣”，而是令人感动的爱国主义！至于对“中国古典艺术展览”，因为我还没有 详细地占有史料，不想像教参编者那样乱加揣摩乱下结论，留待以后再作讨论吧。
下面我分别就刘海粟、徐悲鸿、梅兰芳的“送去”的史实作概括的介绍：
一、刘海粟、徐悲鸿等到欧洲举办画展的经过：
1931年，刘海粟36岁，正在法国巴黎罗佛尔宫临摹名画，研究画论，德国佛兰克府中国学院派了丁文渊教 授来到巴黎，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征求意见，拟聘请刘海粟去讲学，讲题为述评南齐美术理论家谢赫的《六法论 》。刘海粟和朋友傅雷、宋岱等闻讯至喜。当时以中国之大，在英、法、德诸国只能设公使馆，而日本却能设 大使馆，可见中国国际地位之低。刘海粟和好友们商量后，决计打好这一仗，为民族争光，为祖国争光。他会 见了德国代表，接受了邀请。
刘海粟在德国佛兰克府的讲学非常成功，柏林的报纸作了报导。这引起了德国美术界、学术界耆宿们的重 视，他们派出代表去见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提出请刘海粟到柏林商谈举办中国现代画展一事。蒋作宾派代办 梁龙到佛兰克府，把刘海粟请到了柏林。
会谈在柏林的中国驻德公使馆举行。德方代表都是头面人物，如东方艺术协会会长、前驻日大使沙尔武博 士，国家博物馆主任孔威廉先生，名画家李培姆教授等等。沙尔武博士说：“现在，日本国小室翠云教授正在 柏林主持规模宏大的日本画展，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幅佳作，不知道刘教授能不能在今天让我们一饱眼 福？”刘海粟答道：“中国画是源，日本画是支流。我自愧不如先世大师，但对东邻画友，则当仁不让。”就 当即挥毫画成八哥松枝和山水画各一幅，德国耆宿们非常欣佩，提出了请中国美术界在柏林开办中国现代画展 的要求，经费由双方各付一半。刘海粟表示同意。次日双方议定，画展定于1934年1月开办，中国方面由蔡元培 任首席代表。
1931年9月初，刘海粟与傅雷等乘香楠沙号轮船回国，蔡元培先生在上海威海卫路中社办了四桌酒席为他洗 尘，作陪的有陈独秀、杨杏佛、许寿裳、黄宾虹、张大千、朱屺瞻、王个ｙí＠①等30多人。蔡元培先生宣布 了刘海粟在柏林与德国人谈判的结果，大家都很振奋，纷纷出谋献策，希望展出圆满成功。
1932年5月，关于赴德办画展一事，经国民党政府行政院42次常委会通过，决定聘蔡元培和叶荣绰为筹委会 正副主席，刘海粟、徐悲鸿、陈树人为常委，委员有李石曾、王世杰、高奇峰、驻德新任公使刘文岛。1933年 2月13日，筹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
增选了齐白石、林风眠等委员，负责评选作品。筹委会向160多位知名画家 发专函征集作品。经过慎重挑选，最后审定现代作品400余件，近代作品200余件，质量上已可代表中国现代绘 画的水平。
1934年1月20日，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在柏林市巴黎广场普鲁士美术馆正式开幕。展出15天，情况热烈，每 天都有观众手拿当天的报纸，排成长队守候在美术馆门前，等候刘海粟前来为他们签名。德国汉堡及莱茵河流 域诸省省会，法、荷、瑞士、捷克、西班牙等纷纷来专人或拍电报到中国驻柏林公使馆，请求画展结束之后， 移到他们那里继续展览。但中国政府行政院所拨经费4.5万元已支用罄尽，于是对前来邀请的各处商定，展出费 用由邀请者负责，刘海粟个人旅费以鬻画所得开支。
不再失落
1934年3月25日至4月8日，画展又在汉堡举行，观众达5.6万余人，报刊载消息及评论280多篇。其后，
展出 的地点还有杜赛特夫，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海牙，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捷克的布拉格，瑞士的日内瓦与伯尔尼 ，英国的伦敦。刘海粟在各地作了学术演讲。在柏林他由李丹田陪同，去看望了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的女版画 家珂勒惠支，在日内瓦他会见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1935年6月刘海粟返抵上海。画展筹委会设宴欢迎，蔡元培先生在席间盛赞刘海粟此行获得无上光荣与极大 成功。
应该说明的是，刘海粟为代表在西欧举办的画展都是现代近代作品，并不展出古画。那么鲁迅在《拿来主 义》中，为什么说“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呢？这主要是指1933年徐悲鸿在西欧举办的中 国画展。这次画展是非官方的，展品除了现代中国画家的佳作之外，还征借了稀有的传统绘画珍品，其中有唐 代画家李思训《江山渔乐图》真迹，元代画家王冕的《梅》真迹等，共有300多件，先在法国巴黎展出，此后又 应邀先后去英、德、意和苏联展出。这次画展震动了西欧各国艺坛，是很成功的。徐悲鸿先生凯旋归来时，在 上海世界社园子里举行了有叶恭绰、张大千等名流参加的欢迎晚会，大家盛赞这次画展在国际艺坛上破除了西 方人轻视中国文化艺术的偏见，在世界艺坛上宏扬了祖国的绘画艺术。 二、梅兰芳到苏联访问演出的情况：
1934年初，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拟邀请梅兰芳访苏演出，委托我国新闻界老前辈戈公振先生协助联系。
但前 去苏联需要路经东北，而东北已成立了伪满洲国。梅兰芳是爱国主义者，坚决拒绝从那里通过。苏方闻讯，决 定派专轮“北方号”到上海迎接他直赴苏联，并发出正式邀请书，全文如下：
梅兰芳先生：
阁
下优美之艺术，已超越国界，遐迩闻名，而为苏联人士所钦仰。兹特敦请阁下莅临莫斯科表演，以求广 为介绍于苏联民众之前。所有戈公振先生开示各节，遵当接受。惟盼阁下能于明年三月十五日前莅临。敝会自 当竭诚招待，以谋阁下旅途之安适。当深信阁下此次莅临敝国，将使中苏两国间文化之关系，益臻亲密也。专 此，即颂
时绥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理会长
fgf库里斯科
1935年2月21日，梅兰芳在上海登上苏联特地派来接他的“北方号”轮船直赴海参崴，然后再转乘西伯利亚 特别快车去莫斯科。苏方欢迎他的礼仪十分隆重，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委员中包括
第一艺术剧院 院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等许多文艺界的名流。3月12日梅兰芳抵达莫斯科，次日即备花圈去 红场敬谒列宁墓。
按照双方最初商定，梅兰芳原计划在莫斯科演五场，列宁格勒三场，后因购票观众空前踊跃，经苏方要求 ，改为在莫斯科演六场，在列宁格勒演八场。最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又请他在莫斯科大剧院再加演一场，作为 临别纪念。先后上演的剧目有《打渔杀家》、《汾河湾》、《宇宙锋》、《虹霓关》、《刺虎》和《贵妃醉酒 》6出戏，以及《红线盗盒》、《西施》、《麻姑献寿》、《木兰从军》、《思凡》和《抗金兵》中的舞蹈部分 。演出期间盛况空前，每场演毕，观众都叫幕多次，最后一场，梅兰芳被掌声请出谢幕达18次之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他在莫斯科演出时，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伏洛希罗夫，著名作家高尔基、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等， 都前往观剧。他还在苏联文艺界欢迎他的招待会上会见了高尔基（那年高尔基67岁，梅兰芳41岁）。苏联剧评 家在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热情地赞颂了梅兰芳炉火纯青的演技，《工人与戏剧》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梅兰 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演出，应被视为苏中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新里程碑。”
梅兰芳在苏联逗留了一个半月，除了演出之外，还应邀参观了工厂、学校、名胜古迹，观看了许多苏联的 戏剧、歌剧和芭蕾舞的演出。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1935年4月14日，梅兰芳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告别宴会，随后便载誉回国。
应该说，苏联邀请梅兰芳去演出是有特定的政治背景的。1933年5月6日，苏联向伪“满洲国”提出出售我 国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6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为此向苏联提出抗议。1934年9月26日，伪“满洲国”代表同意以 1.7亿日元收买中东铁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就非法售受中东铁路问题发表声明。1935年1月22日，苏联与日本 关于中东铁路售受谈判达成协议，3月16日国民党
政府就中东铁路买卖一事向日本提出抗议，并向英、美、法、 意等国发表声明。苏联非法出售中东铁路的丑行引起了我国舆论界的愤慨，为了消弭怨怒，苏联需要摆出友好 的姿态，于是有邀请梅兰芳赴苏演出之举。但政治背景并非这次邀请的全部原因：就苏联文化界而言，他们对 梅兰芳的钦佩是真诚的；就梅兰芳而言，他访苏演出促进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中苏两国之间的文化 交流，是爱国之举。
综上所述，刘海粟、徐悲鸿、梅兰芳的“送去”决不是“媚外求荣”，更谈不上“卖国主义”。相反的， 他们“发扬国光”，为国争光，是爱国主义的行动。
我还想指出的是，《拿来主义》的“预习提示”和个别注解存在着简单化的左的错误倾向，因而是片面的 不够客观的。刘海粟、徐悲鸿、梅兰芳等的“送去”的背景，不应该像“预习提示”所说的那样，简单地归结 为国民党“奉行卖国主义政策”。课文第一段的注解⑤是这样的：“〔还有几位……叫做“发扬国
光”〕指当 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西欧各国举办的中国绘画展览。”这一注解是不妥当的。1934年刘海粟为代表在欧洲举办 的“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虽然带有一定的官方性质，但主要是中国和欧洲各国美术界的友好交往。支持这次 画展的，不仅有蔡元培、陈独秀等许多爱国人士，还有齐白石、张大千等许许多多著名爱国画家。当时的国民 党政府能支持这次画展，不应该否定，但在这一点上谈不上“反动”和“卖国”。
回顾历史事实，刘海粟、徐悲鸿、梅兰芳的“送去”都是爱国主义的，这是确凿无疑的；但仔细揣摩《拿 来主义》第一段的文字——“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做‘发 扬国光’。”“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明明语含讽刺，带有贬义，这 又该如何理解呢？
这确是一个难题。我认为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
第一，这是鲁迅的偏见。
《鲁迅全集》第12卷中有1934年11月16日鲁迅致吴渤的信，其中说：
“刘大师”的那一个展览会，我没有去看，但从报上，知道是由他包办的，包办如何能好呢？听说内容全 是“国画”，现在的“国画”，一定是贫乏的，但因为欧洲人没有看惯，莫名其妙，所以这回也许要“载誉归 来”，像徐悲鸿之在法国一样。
这段话中有三点是偏见：[1]刘海粟为代表的这次展览会不是个人包办的，这在上文已经讲过。[2]说当时 的国画是贫乏的，与事实不符。30年代正是国画名手异彩纷呈的年代，仅上海美专就拥有刘海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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