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1期
吴昊
【提要】日本百余年间的《红楼梦》评论史上，针对女性像的认识与讨论始终是 研究热点之一。但是长久以来，评论只以贵族美女为研究对象，站在男性立场，多数论 者以“男性凝视”物化女性，并未从女性问题上升到社会思想、革命思潮看待小说。此种倾向也投射到面对社会大众的简缩本的女性形象改写中。除战后五六十年代受左 翼文学观影响的评论自觉地把女性问题作为社会压迫的反映面外，多数评论脱离中国 历史文化背景，以个人的生命体悟与自身生活态度为基台评述女性像。特别是新世 纪20年来的评论尤为如此，表现出有意而为之的“去政治化”的学术姿态。 【关键词】日本《红楼梦》评论女性形象近代文化政治流浪汉与天鹅
《红楼梦》是在1793年传人日本，但被介绍进人文坛是百年之后的1892年。当时 的日本已处于明治时代的中后阶段，近代民族国家确立、国力增强；人文学界已经实现 了日本汉学的近代转型，扬弃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研究，进化成为以了解中国社会现状 为目的、强烈的实用主义性格的中国研究。可以说，《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从 一开始就与“近代”息息相关。众所周知，中日两国选择了完全不同的
近代化之路。对 于日本来说，“近代”自西方来，是其“文明开化”的榜样，同时也是其鄙视中国为“因循 固陋之国”①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红楼梦》的反传统反封建专制的近代思想，提示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二等资助《社会大语境视阈下的〈红楼梦〉在日接受研究》阶 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8M643607)；广东省“冲补强”高校提升计划资金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991620505)0
①[日]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德川期儒学到东亚协同体》，（东京）以文社
2011年版，第114页。
〈红楼梦》女性形象在日本的评论与建构|123
着中国自身的文化土壤中也可生发出“近代性”。那么，以“近代文明”自诩为东亚唯
一强国的日本，将如何解读《红楼梦》，根本上来说是个文化政治问题。“一个时代的知
识生产，归根到底要受到该时代世界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巨大影响并从其中获
得想象力。因此，在回顾与探讨过去时代的知识生产和概念建构之际，我们不能仅限
于纯技术层面的考察，还要深入到概念知识和时代社会的复杂交错的结构中，从而了超甜玉米
解其背后的文化政治。”①本文仅以红楼女性像在日本评论史上的嬗变轨迹为契机，
考察不同时代思潮下的日本文学评论界对红楼女性的理解与阐释，最终从女性建构角
度再认识日本理解《红楼梦》与近代中国的思维特征与演变规律。
-明治时代的红楼女性评论
曰本汉学在明治时代完成近代转型，促使文学史家领先中国本土编纂《支那文学 史》©，同时文学评论逐渐增多、面对大众读者的中国名著简缩本也筹备面世，这些社
会大语境内外作用形成了日本接受《红楼梦》的第一次热潮。
红楼女性给日本论者的思考，最初体现在《红楼梦》整体审美意境的叙述中。1898
一次性手腕带年笹川临风的《支那文学史》③是近代日本首部录人元明清文学的屮国文学史，有关 《红楼梦》的评述如下：“其涉人情之微妙，于观察之精致诸方面，在支那乃稀有之大作。
水浒凭雄壮，红楼以幽艳优于其他。”④“幽艳”成为《红楼梦》区别其他小说的最大特 征，它是《红楼
梦》给日本评论界留下的第一个鲜明印象。根据《大辞林》，“幽艳”指幽DNA变性与杂交
深雅致，又深奥又美好的样子⑤。此词在空间场域的“幽深”和审美意象的“美好”都流
露出一种女性的、神秘的、贵族文化的内涵。“幽艳”的第二次出现，是1916年首部面
向大众的《红楼梦》缩略本，序言中称：“《红楼梦》是清朝三百年第一杰作，兼与《水浒 传》一道是中国上下四千年无可比拟之大篇章。在儒教尚鼎盛之时，小说戏曲地位卑
下的支那，纤巧极致地描写了金陵十二美人之情事、配以235名男子与213名女子，以
①赵京华：《中日间的思想：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 63页。
②“支那”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蔑称。本文引文中保留日本原文原貌呈现。本文的引用均为笔者翻译。重点标记均为笔者所加注。
③笹川临风编写的《支那文学史》是近代日本出版的文学史中权威之作，具有很大历史影响力。他首次收录了元明清文学并重视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近代学术转型的需求。
④[日]笹川临风:《支那文学史》，（东京）博文堂1898年版，第311页。
⑤根据《大辞林》第三版，幽艳指“奥深〈上品々二匕。奥叻力、L〈美二t。圭之、乇W $圭”。
124 j《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1期
风流幽艳之笔连缀百二十篇回目，堪称文坛一大奇迹。”①此处“幽艳”所指具象化到 “金陵十二美人情事”，坐实了女性像与“幽艳”之间的关联，也流露出评论所持的 “男性凝视”②观察视角。“美人情事”是想象中的深闺春情，是异域的、禁忌的、猎奇 的，有江户时期文人对明清小说普遍存在的“玩赏主义”之余韵。由此明治时代最初的 评论中可析出两对矛盾的存在：红楼女性与男性评论者、清代贵族闺阁隐蔽之情事与 近代日本之中国印象。那么，评论话语中所隐含的近代日本文化人所持观念与心态、价值立场与思想境界如何，仅凭笼统的“幽艳”很难厘清，需深人到人物评点中继续 分析。
二大正时代的红楼女性评论
历史进人到了大正时代，随着汉学重镇京都学派的崛起，专家与专著与日俱增，日本东洋学得到持续发展，《红楼梦》也迎来第二次研究热潮。女性角受到更多关注，开始出现专题人物评论。
首开先声的是京都学派奠基人、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他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 论》中的“支那的文化生活”一章中这样写道：“支那人的精神生活，如同《红楼梦》表现 出的人的情绪，在我们看来是畸形的。文中的恋爱亦超越了我们的现实。在支那人表 示近代趣味的戏曲中，明末以来亦多见此种精神
倾向。描写妇人有如男子般勇壮行为 者甚多，然事实上亦有妇人实如此。虽说这与西洋之妇人解放之说不同，但亦是-种妇人解放思想。此种真理在近来美人画中亦有表现。乾隆、嘉庆之后的美人图开始表 现妇人之个性、自尊。这与明仇英笔下那种作为男子玩弄品的美人图迥然不同。因此 可见，支那人的精神生活有了时代性新变。”③内藤的关注点显然不在文学艺术本体，而是在于“近代趣味”，在于艺术精神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联动关系，最终目的是探 究清代文化生活中的近代性火花。他从《红楼梦》中提取到“人的情绪”，再抽象成“精 神倾向”，又举乾嘉后的美人图，从文学的、文人的、美术的三方面共同指向了“妇人之 个性、自尊”，最后将之归结为“妇人解放思想”。可以说，内藤湖南从文学艺术的女性
①[清]曹雪芹、高鹗著，[日]岸春风楼编译:《新译红楼梦》，（东京）文教社1916年版，第I一
2页。
②男性凝视（m a le g a z e)，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把妇女定位于被看者，置于男性凝视的主
控操纵之下，将女性角建构成男权社会所希冀的具有“女性气质”的角。
③[日]内藤湖南著:《支那论》，（东京）文艺春秋2013年版，第322—323页。
〈红楼梦》女性形象在曰本的评论与建构|125
医患法律关系表达中敏锐地察知到清前中期开始的、中国人精神史的运动趋势。在红评的角度看，内藤揭示了伏在恋爱表层下的《红楼梦》的近代性。
此时的专业的文学评论领域则是另一番景象：评论焦点集中于熙凤、黛玉、袭人这
些具体的人物，最终过渡到中国国民性批判。其中代表性的意见是京都学派奠基人狩
野直喜在1916—1918年京都帝大的中国文学史讲座①中认为：王熙凤性格阴险多智，不修品行，盛气凌人，能得贾母与王夫人欢心，以其有总理家务之才，乃手握荣国府财
政大权，擅威福，而彼之品行颇恶，又深嫉妒，常因其夫贾琏偷腥，大起风波。中国妇人
如吕后或武则天等男子所不及者常有之，王熙凤亦属此类。其权谋之深，行为之恶，虽
男子亦震畏也②。狩野直喜的评论特点是，由点及面，从虚构的、小说人物扩大到现实 的、整个中国妇女体。这种文学评论逻辑是否具有合理性暂且不论，明确的是，它反
映了大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超越文学的、关注中国社会的“国民性批判”视 角。1923年面向大众发行的《红楼梦》读本中亦做如是观：
熙凤越坚强嫉妒心就越强，还私放，因她如此造作，贾府日后被抄家。
……贾瑞如同被恶毒辛辣的娼妇玩弄的痴汉一样送了性命。后来的尤二那样 的情深之人也被熙凤虐待致死。熙凤虽有才气而又情感尖锐，缺今卞今寻，这类女人总在亨子']、平中出现。③
大众读本的评论缺乏狩野直喜的客观性，而且男性立场一边倒，对熙凤做女德审判。说明即便在“文明开化”了半个多世纪的大正时代，日本男权社会的性别秩序、对女性
的价值定位仍根深蒂固。值得注意的是，由熙凤联想到“西洋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形 象”，侧面说明熙凤形象中的反传统性实际上已经令评论者有所觉察。只是论者囿于
自身的男性立场、传统的男女意识而未能理解。
无独有偶，黛玉的评论也体现了“全局性”视野、“国民性批判”意识和“大男子主 义”这三个时代特点。狩野直喜认为黛玉“与中国理想之贤妻良母不同。黛玉不盲目
顺从，而是恃才傲物，全不顾他人情感”©。狩野敏锐地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贤妻
①狩野直喜是京都学派的奠基人之一，是日本第一位把中国俗文学研究搬上大学讲堂的研究者。他的治学特是以两方汉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研究明清小说。《支那小说戏曲史》是狩野在京都
大学授课的讲义，后经学生整理发表的。
②[日]狩野直喜著，张真译:《中国小说戏曲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页。
③[清]曹雪芹、高鹗著，[日]太宰卫门编译:《红楼梦》，（东京）三星社1924年版，第46页。
④[日]狩野直喜著，张真译:《中国小说戏曲史》，第114页。
[清]曹雪芹、高鹗著，[日]岸春风楼编译:《新译红楼梦》，第89页 [清]曹雪芹、高鹗著，[日]岸春风楼编译:《新译红楼梦》，第267页t
[清]曹雪芹、高鹗著，[日]岸春风楼编译:《新译红楼梦》，第69页。
[清]曹雩芹、高鹗著，[日]太宰卫门编译:《红楼梦》，第63 —M 页良母”，说明他看到了黛玉形象中反传统规制的某种“近代性”。但遗憾的是，同时期的 大众读本偏离了原著，将黛玉形象导人歧途。1916年的大众读本全部择取黛玉与宝玉 争执哭闹情节，还插人译者旁白，明确表现出对黛玉的厌恶：“（因宝钗亮出了金锁）黛 玉由着天生的小性儿，说了很多令人讨厌的话”①;“（因晴雯没给黛玉开门）从来就心 胸狭窄的黛玉不觉悲从中来，躲到墙角哭泣”②。另一 1924年版的大众读本也是同样 处理，呈现给大众一个刁钻刻薄的“麻烦制造者”和“抑郁症患者”的负面形象。
集通信与明治时代不同，大正的红楼女性接受是在研究评论与小说改编两个平台上同时 展开的，而且两者之间有连带性。无论文学评论还是改编重塑，共性在于都未评析出 原著反传统的近代性格。很大程度上，
一是由于日本社会自古以来的稳定的男主外女 主内的性别秩序，二是明治维新由上而下的政治变革未造成大面积的阶级对抗，女性 问题未被提出，更不会作为社会革新运动的一环出现。“女性主体性”无论在男人还是 女人中都不曾提及。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中，以上对熙凤黛玉的误读就很正常了。同 时值得关注的是，袭人脱颖而出，成为战前评论眼中的“正面形象”。1916年的读本旁 白道“袭人真是温顺的女人，稳重直率到令人觉得脑子里少根筋的地步了”③。这也是 “温顺” 一词首次出现，第二次是1923年的大众读本评价熙凤“缺乏女人的温顺的情 操”④，可见“温顺”是“好女人”的必要条件，是正向的褒义词。无独有偶，“温顺”也恰 是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加注到日本女人身上的最鲜明诱人的性格标签。关于蝴蝶夫 人形象中潜伏着的后殖民主义，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中已早有批判。历史总是重复 的。大正日本文化界对袭人与黛玉的冷热态度，同样也潜伏着H 本式的东方主义的幽 灵。在这里，“温顺”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评判标准与属性要求，也暴露了国力对比悬 殊的近代日本在评论清代文学作品中流露出的文化优越感与殖民主义情调。
三战后到新世纪的日本红楼女性评论
经历了两次热潮的《红楼梦》研究，在昭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戛然而止。战争期 间，《红楼梦》被军部主导的政府文化部门列为“软文”禁止出版与研究，直到战后曰本 经济复苏、学术走上正轨后，红学研究才又迎来了新一轮热潮。了解中国、分析中国仍
126 |《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1期
①②③④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