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10
⼀谈到⼈⽂主义和理性主义，⼈们就很⾃然地把它们与欧洲⽂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联系起来。有⼈甚⾄认为，只有欧洲⽂艺复兴运动中的⼈⽂主义才是真正的⼈⽂主义，只有欧洲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才是真正的理性主义。它们都是近代的、资产阶级的思潮，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不可能有的。其实，这是对学术思潮本⾝的性质及其在⼀定时代所具有的阶级属性、时代特征的混淆。⼆者虽有联系，亦有区别，不可混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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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类的封建时代，差不多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的全⾯统治之下，唯独中国是⼀个例外。当然，这不是说在中国封建时代宗教没有起重要的作⽤。在中国，佛教、道教、各种封建迷信也曾⼴泛传播，并多次试图登上封建意识形态的王座。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宗教的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和⼈⽂精神的儒家⽂化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是中国传统⽂化远远⾼出其他国家封建时代⽂化的突出标志。 中国的理性主义和⼈⽂精神的源头，可以追索到西周。殷商时期的奴⾪主阶级是笃信宗教的，⼤⼤⼩⼩的事都要求神问⼘，巫师集团在政治⽣活中占有⼗分重要的地位。据《尚书·洪范》追述，殷⼈在作出重⼤政治决策时，要“谋及乃⼼，谋及卿⼠，谋及庶⼈，谋及⼗筮”。其中有五种情况值得注意：“汝则从， 龟从，筮从，卿⼠逆，庶民逆，吉。卿⼠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静吉，⽤作凶。”从这⾥可以看出，在殷⼈的决策程序中，龟筮的结果，即神的意志（亦即巫师集团的意志），具有不容违抗的最⾼权威。这种情况，⾄西周为之⼀变。西周统治者虽然从形式上继承了殷商的宗教并以此愚弄、恐吓治下的⼈民，但他们⾻⼦⾥并不真正相信。西周统治者的信条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我民视，天听⾃我民听”，在宗教的外壳⾥明显地孕育着理性主义和⼈⽂精神。《礼记》说：“殷⼈尊神，率民以事神，先⿁⽽后礼。”“周⼈尊礼尚施，事⿁敬神⽽远之，近⼈⽽忠焉。”道出了殷周在宗教⽅⾯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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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末年，随着宗法奴⾪制的危机⽇益加深，“天”的权威也维持不下去了。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和⼈⽂精神破壳⽽出，独⽴地发展起来，并从此确⽴了它们在⼠⽂化中的统治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的⼈⽂主义和理性主义，与西⽅近代的⼈⽂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理论形式上颇为相似。它也和西⽅⼈⽂主义⼀样，把⾃⼰活动的领域和研究的对象集中在⼈⽂⽅⾯，⽽把⿁神⽣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如孔⼦讲“务民之义，敬⿁神⽽远之，可谓知矣”，后来的许多思想家，进⽽采取了⽆神论的⽴场。它也和西⽅⼈⽂主义和理性主义⼀样，重视现世⼈⽣的意义，⾼度评价⼈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称颂⼈性的完美和崇⾼，推重⼈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数思想家看来，⼈类在宇宙中有卓越的地位，“天地之性⼈为贵”，是域中“四⼤”之⼀，是“三才”之⼀。⼈有道德，是“天地之德”；
⼈有知觉，是“天地之⼼”；⼈能凭借道德和智慧“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能够“参天地、赞化育”。⼀些哲学家如⽼⼦、庄⼦把所谓“天道”“地道”“⼈道”中的“道”抽象出来，抬⾼到宇宙本体的⾼度，他们所谓的道，实际上是被实体化了的普遍规律、最⾼原理。⼀些哲学家如荀⼦主张以“道”为“衡”。道在荀⼦那⾥有总的原则、规律等意思。以道为衡，也就是主张以⼈们认识到的法则、规律为裁判、衡量⼀切的准绳。⼀些思想家如韩⾮讲“缘道理以从事者，⽆不能成”，即⼈们的⾏为应该遵循客观规律。凡此种种，都是⼈⽂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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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化中的⼈⽂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确⽴之后，在两汉时期、南北朝时期受到严重的挑战。两汉时期，具有许多“⾮常可怪之论”的春秋公⽺说和宗教迷信⾊彩极浓的谶纬之学盛⾏⼀时，南北朝时期，佛道⼆教泛滥。但这两次挑战，都受到⼈⽂主义和理性主义坚决⽽有效的回击。宋、明以降，儒学在思想⽂化领域中的统治⼒量⼤⼤加强，宗教势⼒⽇益衰落。
应当承认，中国古代的⼈⽂主义和理性主义基本上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种⼈⽂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理论形态上与西⽅⼈⽂主义、理性主义是相通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和⽂化在17世纪传⼊欧洲后，受到了启蒙思想家的⼤⼒推崇，在启蒙运动中推波助澜，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理性主义倾向的思想先驱和他们“借以鞭挞旧欧洲的‘巨杖’”。
在德国，这种影响可以明确地追溯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度评价中国⽂化和中
国哲学，他的单⼦论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思想。莱布尼茨认为在实践哲学⽅⾯，欧洲⼈实不如中国⼈，中国⼈的伦理更美满，⽴⾝处世之道更进步，从⽽开启了以后启蒙思想家借重中国⽂明鞭笞旧欧洲传统的先河。
戒毒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在清除现存的基本迷信的“神⽰宗教”之后，建⽴⼀种崇尚理性、⾃然和道德的新
的“理性宗教”。⽽在伏尔泰⼼⽬中，中国儒学乃这种“理性宗教”的楷模，⽽中国⼈“是在所有的⼈中最有理性的⼈”。伏尔泰还仿照元曲《赵⽒孤⼉》编写了诗剧《中国孤⼉》（副题《孔⼦学说五幕剧》），剧中崇尚武功、企图以暴⼒取胜的成吉思汗，最后折服于崇⾼的道义。伏尔泰在这部诗剧的前⾔中写道：“这是⼀个巨⼤的证明，体现了理性与才智对盲⽬和野蛮的⼒量具有⾃然的优越性。”
李克农将军伏尔泰对中国理性主义的赞扬，得到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共鸣。狄德罗在其《百科全书》中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特别称赞儒学，说它“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国平天下”。
这些评论都说明，中国的理性主义和⼈⽂精神对西⽅近代的启蒙运动发⽣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
中国古代的理性主义和⼈⽂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近现代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宗教负担最⼩的民族，这就是古性主义和⼈⽂精神的硕果。在西⽅和其他许多地⽅，“反对封
建制度的每⼀种⽃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必然⾸先把⽭头指向教会”。⽽在中国，情况则⼤⼤不同。中国反对封建制度⽃争的⽭头，⾸先不是指向教会，⽽是指向
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礼教、封建的⼟地制度。中华民族宗教负担很轻，这对于她今后的振兴和腾飞将具有深远意义。
（选⾃《中国⽂化论争》，中国⼈民⼤学出版社。有删节。张岱年为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著作等⾝。程宜⼭为张岱年先⽣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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