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电影是世界电影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论及中国体育电影，谢晋导演是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谢晋对体育运动、体育电影有着不舍的情结。他喜爱体育运动，关心中国体育事业，自称是“先进体育工作者”。谢晋钟情于体育电影，其独立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是表现中国女子篮球运动的《女篮五号》（1958），最后一部故事片是反映中国女子足球运动的《女足九号》（2001），其间还曾多次筹划拍摄其他体育题材电影。［1］谢晋的第一部电影和最后一部电影都是叙述中国当代体育运动的，两部电影在中国体育电影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前者是谢晋的成名作，也是新中国第一部体育故事片。公映于20世纪中期的《女篮五号》和21世纪初的《女足九号》，均聚焦于女子竞技体育集体项目，主要围绕着一个男教练和他带领下的中国女子球队展开故事，塑造了女子运动队和女运动员形象，书写了女子球队与女运动员的成长，但是，两部作品的格调非常不同，前者活泼清新、节奏明快，后者悲壮激情、格调沉郁。“电影的魅力并不表现在画面本身，而表现在它再现世界和真实事物的能力上，特别是要看它能否赋予它所反映的现实一种含义。”［2］从《女篮五号》到《女足九号》，谢晋的体育电影记录了当代中国女子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历程，叙述了中国女运动员精神面貌与生存状态的变化，展现了时代意识形态与竞技体育、女性主体身份之间的关系，表达了谢晋的忧国忧民情怀和人文主义精神。 一、国人的体育情结与中国体育电影的贯穿性主题
体育活动的主要功能是强身健体、休闲娱乐，其本身并没有政治意识形态性，但是，西方现代竞技体育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体育活动，它包含着政治、经济、阶级、文化等多重内涵，尤其是
在19世纪初现代“民族”“国家”崛起以后，在民族国家认同与国家主权建构过程中，具有对抗性、竞争性的竞技体育被赋予了浓重的意识形态性，竞技体育成为“国力”与“族力”的表征，成为判断一个国家民族兴衰的重要指标。西方现代竞
论谢晋体育电影的女子竞技体育叙事与女运动员形象——从《女篮五号》到《女足九号》
石成城 刘传霞
技体育被引入中国之时，正是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难之时，“东亚病夫”成为现代中国人永远的屈辱与创伤，于是，严复、梁启超等一代文化先驱们把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提升到“强身保种”“救亡图存”的政治高度，从此以后，“中国人也常常把包括体育运动在内的竞技比赛与国家、民族的荣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成为国人的集体无意识。”［3］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在中国人心里承载着洗刷民族耻辱、抵抗外族侵略、开发民族力量、提升国家实力、实现国富民强之梦等多重意义，因此，体育在现代中国是一个负载沉重、意义宏大的巨型能指。强身强国、爱国图存、民族振兴是贯穿中国体育电影史的一个重要主题。
出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谢晋，他对体育电影的关注，不仅仅是出于对体育所呈现出的力与美的欣赏、拼搏励志精神的热爱，更是对体育所包含的国家尊严、民族情感的认同。不论是拍摄于革命话语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时期的《女篮五号》，还是消费主义话语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时期的《女足九号》
1995年语文高考第一题，“东亚病夫”的民族创痛和“强身强国”的民族愿望以或显或隐的方式牵引着电影的结构布局与人物塑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振兴中华民族是其不变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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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单人项目，集体项目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多，身体对抗性和竞争性更强，更容易汇集人力、召唤人心、构建认同，因此，常常被视作一个国家民族体育强弱的衡量标准；集体项目所体现出的团结协作、众志成城等精神与意志，也正是倍受压抑与欺凌的中华民族振兴与崛起之必需。在近现代的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中，中华民族的他者地位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他者位置有着相通之处，女性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因而，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叙述与再现活动中，女性体育与国家民族联姻。中国第一部体育故事片《体育皇后》（1934）就用影像方式将这种联姻具象化地传递给了中国观众。《女篮五号》和《女足九号》延续了这种传统，将视线投向了集体项目，投向了女子竞技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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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篮五号》通过女子篮球队教练田振华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次痛苦比赛经历和新中国成立后执教女子篮球队后的一段激动人心的对白，将这一主题明晰地表达了出来。电影展示了在一次与外国选手的比赛中，当上海东华篮球队在球队老板的指使与胁迫之下输给外国队的时候，看台上的外国观众兴奋而张扬，中国观众则屈辱与愤怒。新中国成立前在“东亚运动会”上曾被外国人耻笑为“东亚病夫”的篮球名将田振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轻视体育运动的年轻人：“我在想，如果我们能在世界运动会上升起我们的五星红旗，奏起我们的国歌，那么不管你是什么国家的，哪怕你是反对我们的人也好，你得站起来，你得在我们的国旗下面脱帽，你得考虑考虑，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有六万万人口的国家。”［4
］在这里，体育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符码，体育强盛是国家民族强盛的重要标志。田振华所带领的新中国女子篮球队能够参与国际大赛，与西方强国展开角逐，既显示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壮大，更昭示了新中国的民族兴盛与国家强大。正如报告文学家赵瑜所言：“我们对待体育运动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民族忧患意识的转移，受压抑的民族心理得到宣泄得到安慰的最便当的形式，莫过于在直接的公开的相对公平的体育大赛中获得胜利了。”［5］
《女足九号》从头到尾都贯穿着爱国主
题，中华崛起、民族腾飞是支撑几代中国足球人锲而不舍、勇敢奋斗的精神动力。《女足九号》的结构安排大有深意，其开头和结尾均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了中国女子足球的历史与现实。电影序幕呈现的是中国古代女子踢球的场面，画外音是：“相传足球起源于中国，漫漫历史，带给我们的是自豪？是思考？还是深深地追溯？”电影一开始就将足球所负载的历史与现实的重大命题推到观众面前。尾声展示的是中国女子足球队在1999年获得了世界杯亚军的录像，把中华崛起的迫切希望与未来图景留给了观众，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民族情感与爱国情怀。女子足球队教练高波的父亲是中国最早的足球队员、海外归侨，为了回击外国列强对中国“东亚病夫”的讥讽，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壮志未酬的他，临终前要求儿子把他的骨灰埋入球场；高波将“少年”置换为“足球”，把梁启超的“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当作座右铭，继承父亲的遗志，放弃国外的舒适生活和高薪，毅然回国组建女子足球队。与《女篮五号》相比，《女足九号》包含着更加厚重的历史和迫切的现实期待，“
反恐处突通过足球，中国古代生活的画面、近代梁启超的话语被追溯出来，从而将前革命时代的自豪与荣耀、革命时代的独立与解放、后革命时代的崛起与腾飞完整地串联起来”。［6］
与近现代的文化先驱们一样，谢晋背负着历史重负和民族创伤，将中国体育的强盛与落后和中华民族的兴旺与衰落链接在一起，把他对国家民族的关切与热爱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撒播在体育电影之中，以体育精神激发中华民族不畏艰难、拼搏向上、团结协作、负重前行的勇气和力量。二、女子竞技体育叙事与体育的性别之维
竞技体育运动是性别属性最为明显的一个领域，长期以来男性是竞技体育运动的主角，竞技体育的历史由男性书写，直到1900年女子项目才首次获准进入奥运会。随着世界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女性社会地位的大幅度提升，越来越多的女子项目被纳入世界竞技体育赛事之中，目前女子项目已经占据竞技体育的半壁江山。在中国，女子竞技体育在世界大赛中取得的成绩超过男子，出现了所谓的“阴盛阳衰”现象。尽管如此，与男子相比，各国女子竞技体育运动的生存与发展还是面临着更多的困境。中国女子竞技体育同样也面临着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从《女篮五号》到《女足九号》，谢晋用电影镜头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中国女子竞技体育发生与发展的历程。
《女篮五号》是以上海女子篮球队的真实故事为素材改编而成的，影片的副标题是“一个女子篮球队的故事”，表现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女子篮球运动。“女篮五号”是新中国女子篮球队主力队员林小洁和
她的母亲、新中国成立前上海东华女子篮球队主力队员林洁，两代同穿的球衣，这既是传承，也是对比。林洁的遭遇从侧面透露女子竞技体育在旧中国的生态环境。在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尽管文化先驱们发出了“强身保种”的呼喊，但是，政府对竞技体育运动并不重视，不论是男子竞技体育还是女子竞技体育，都被资本市场和资本家控制，运动队和运动员往往沦陷为赚钱工具或者娱乐消遣的商品。第一部体育故事片《体育皇后》里所展现的上海各大报纸竭力将女短跑运动员林璎打造成好莱坞明星般的“体育皇后”的情节，透露了当时在
“体育救国”口号中走进历史前台的中国女子竞技体育的尴尬情形。在新中国，竞技体育同样是一个负有国家民族责任的宏大话语，新中国也需要通过体魄健康的人民和体育竞技比赛中的胜利来昭示民族国家的强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视体育运动，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许多体育项目与活动大规模、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从事竞技体育活动的运动员们也在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下获得了重要的社会地位。
中国共产党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了被男性所把持的竞技体育项目，这也是中国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在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中国女子竞技体育蓬勃发展，逐渐展现出不可小觑的实力。《女篮五号》中的女子篮球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建立起来的，它传达着新中国的青春热血和豪迈之气。田振华所带领的女子篮球队，从物质到精神都获得了来自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运动员和教练员都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自己所热爱的体育运动之中，并且在
竞技体育运动之中获得社会价值、成就人生幸福。林小洁和她的队友们成为国家篮球队队员，代表国家出国参赛，在赛场上展示自己的体育才华；田振华收获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幸福，他与林洁之间被离间的爱情得到修复，至此，运动员们的个人前途与国家荣誉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女篮五号》中女子篮球队所遭遇的最大困难是普通百姓以及运动员本身对体育的歧视与不重视。尽管现代竞技体育进入中国之时就担负了宏大的政治使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都市，现代知识精英和都市时尚界都看重体育的价值，但是，在民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观点仍然占据主流。谢晋在谈论《女篮五号》的主旨时指出：“搞体育的，在过去社会中是被歧视的，解放后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还不能说这种歧视体育工作的残余思想已经没有了。”［7］林小洁的母亲基于个人的经历，反对林小洁报考体育学院；男友陶凯竭力鼓励她考理工科大学，认为她天资聪明，从事体育运动是人才浪费；林小洁自己也认为打球只是一种个人爱好，不值得当成终身事业。不过，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召唤之下，反对者很快被说服。《女篮五号》中女子体育竞技运动的阻碍力量十分微弱，主要反对者陶凯只是一个喜剧性人物。当然，电影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也是社会文化的想象。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传播媒介，电影受着时代话语的规训与引导；体育电影中的体育叙事在银幕表达上必然镌刻着政治话语的痕迹，参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女篮五号》的女子竞技体育叙事，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气息，透露着青春中国的朝气与信心，给人以愉悦欢快之感，激发观众对祖国未来的无限向往之情。
《女足九号》的原型是以孙雯为队长的国家女子足球队，谢晋称《女足九号》是《女篮五号》的续篇。
《女篮五号》青春欢快，像优美的抒情诗；《女足九号》激情悲壮，像沉郁的史诗。格调的变化不仅仅是导演艺术风格转换的结果，也是中国女子竞技体育的现实使然。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拼搏奋斗、卧薪尝胆，中国竞技体育，尤其是女子竞技体育在世界大赛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女子竞技运动为国增光，使国人扬眉吐气，但是，随着市场经济、资本权力在社会中话语权、影响力的增强，不少集体性女子竞技体育运动陷入困境，中国女足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长
期以来男子是足球场上的绝对主角，但是，中国男足却一直低迷不振，因而足球几乎成为困扰当代中国人的心病。随着世界女子足球运动的开展与发展，富强起来的中国也创建了女子足球队，中国女足所取得的世界性胜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人的足球焦虑，实现了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屡创佳绩的中国女足在社会上却始终无法获得与男足同样的地位。市场经济、消费话语让女足遭遇了来自资本权力与性别权力的双重夹击。
《女足九号》从被解散的某省女子足球队重新组建开始，以重建的女子足球队再次被迫解散而结束，女足教练高波和女足主力队员罗甜的家庭也因为足球队的原因破裂了。与《女篮五号》相比，女足教练高波和女足队员们既不乏真挚爱国热情和对体育的拳拳之心，更不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牺牲奉献的精神，但是，高波和他的女子足球队却举步维艰，不断陷入困境之中。在《女足九号》中，女足发展最大的困境是资金缺乏，球队的重组和解散与热爱体育运动的女厂长的支持与离任有着直接的关联。重建的女子足球队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房子，女足以男足的仓库为宿舍，到偏僻农村去训
练，为了得到赞助还不得不为针织厂扮演服装模特。尽管重建的女足在出国比赛中击败了东道主，但是，当赞助厂商撤资之后，省体委在体育经费匮乏情况下，为了保存男子足球队，再次解散了女子足球队。当国家意识形态不再给竞技体育运动和运动员提供全方面庇护的时候，女子竞技体育遭受的影响更大，因为传统性别观念潜在地影响着资本市场，影响着社会和个人的价值理念。《女足九号》通过男足和女足的不同遭遇，展示了传统性别观念给女子竞技运动制造的困境。男足教练老李因为足球分得好房子，让老婆获得对外炫耀的资本，女足的教练高波和女足的主力队员罗甜，他们付出的心血与努力无人喝彩，不被社会和家人认可，甚至导致家庭解体；男足海外踢球归来受到球迷的热烈欢迎，女足凯旋却无人问津，受到冷落。女足的这些不可大声言说的遭遇，让尾声中女足的胜利欢呼也带上了沉重与无奈之感。wol
当然，谢晋也是带着个人感受与情怀来记录和表现中国女子足球队的。在20世纪末，中国电影，尤其是非商业电影，身处与女足相似的艰难处境，《女足九号》的拍摄过程与中国女子足球的生存与发展同样悲壮。［8］在资金短缺、观众流失的情况下，作为老一代导演，谢晋依然钟情于大银幕，用影像表达着对国家、社会以及个体命运的关切。
三、女运动员形象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
谢晋在谈论这两部体育电影的创作主旨时都提到了关于女性成长与解放的话题。《女篮五号》要“通过
田振华教育上海市代表队（主要是林小洁）的过程中，写出一些年轻运动员的成长”［9］，《女足九号》更明确地指出“要写中国足球的困境，写中国妇女的解放”［10］。《女足九号》于2001年“三八”妇女节面向社会公映，这一时间节点的选择，清晰地表明了谢晋对女运动员以及中国妇女解放的关怀。这两部跨越近半个世纪、以女运动员为主角的电影，一方面塑造了当代女运动员形象，展现了国人对女运动员的身份想象与定位，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展现了当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建构历程以及所遭遇的问题，构成了一部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与主体身份建构的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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