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情感分类及其文化根源作者：莫庆薇来源：《管理观察》2009节流阀体
年第13期 本文认为处在文化转型期的迷茫而混沌的动荡的二十世纪中国,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文化艺术家身上共同碰撞,时而磨合,时而撕裂他们的身心。一是溶浸在深层骨子里的、以儒道释的求善精神影响为主的体人本思想的政治人伦道德性质的文化（简称德性文化）。二是符合人性发展的自我要求、西方求真精神为主导的个体人本思想的科学理智性质的文化（简称智性文化）。二者共存，共同作为新诗诗人的文化底蕴，其在新诗中表现为奔月记“从社会看我”的政治人伦道德情感，“我看社会”的自我情感和“我看见”的生命的终极意义的体验与思考。
一、“从社会看我”——政治人伦道德情感
“中国现代文化基本上已不是德性文化，而是智性文化。因此中国现代抒情诗（也称新诗）”的基本情感也就不是人伦情感，而是自我情感。①”然而，“文化作为某种文明发展的积淀物而存在，也是作为某种文明发展的连续而存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人伦道德文化（德性文化），并不是一个凝固的板块，随着肘内翻“五四”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就烟消云散，而是形成了一个极度坚固的“意识磁场”；这个磁场也没有变成一去不返的历史，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客观原因还活跃在现实生活的诗人的心中。
中国新诗的草创期，胡适、沈尹默的同题诗《人力车夫》，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等诗，表现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平等的批判。接着闻一多、郭沫若的某些诗作不但有“绝望死水”、“这不是我的中华”、“冷酷如铁”、“黑暗如漆”的现实的诅骂，而且还有“速度云庄严灿烂的祖国”、“天上的街市”等对美好社会理想屏憧憬。
三、四十年代以后、外敌大规模入侵，国内战乱加剧，各种运动的持续不断，救亡与图存（改革开放）成为时人主题，因此体对个人的取代，导致了“我从社会看我uu定制网”彻底演变为“社会看我”促使诗由个人情感的传达被要求记录下社会体事件细节和过程。中国诗歌会诗人们的大部分诗，艾青、臧克家，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作应是田间的《假如我们不
去条伏》、《给战斗者》等。在社会宣传与鼓动人们保卫家园、捍卫民族尊严上充分发挥了诗教的传统功能。然而到50、60年代，集体对个人的取代，“集团艺术的倡导”②导致了郭小川的《望星空》创人与修改造成的文本与人格的严重断裂。更有甚造成诗歌的非诗化时代。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德性文化的本质是为现代精神相悖的，不符合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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