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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大观
刘思彤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金华 321004）模具技术
《误杀》翻拍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由陈思诚监制，柯汶利导演，肖央、谭卓、陈冲、秦沛等主演，讲述了父亲为维护女儿，用电影里学来的反侦察手法和警察斗智斗勇的故事。影片以用了高度浓缩的镜头语言、精心建构的叙事节奏、密集调度的类型元素，形成了具有视听快感的异域跨境影像。在2019年年末成为电影市场黑马并且刷新了中国犯罪剧情类型片的票房纪录。影片内容和创作上都有着鲜明的体表现，在此延伸至心理层面来探析《误杀》银幕内外中社会对体的影响，探析集体潜意识的作用机制，激发对体与个人非理性问题的新思考。 一、体中的个人：人形面具与阴影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继承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将其归纳为“个人无意识”理论，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简单来说就是人类的行为行动都是受到其家族世世代代流传的生活经历的经验积累所建构而成的，是具有普遍性的心理体现象。是“人类千百万年来发展演化过程中的精神积淀物，是人类代代相传下来的原始痕迹，作为一种心灵的虚象，它先天地预存在每个个体的精神意识之内，并给个人的行为提供一套预先形成的形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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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潜意识的内容基本由原型构成，荣格从心
理学角度将原型理解为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式，它会使人按特定方式思考、感觉或行动。人格面具和阴影这为最重要的两种原型。前者类似于社会学中的角扮演，目的是制造良好印象以得到社会承认。后者是原型中最危险的一个，包括动物的本能部分，是多种不道德、卑劣欲望和活动的来源。人类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会遇到叙事，叙事的力量来源也正是通用的原型。
人格面具本意是指演员在演戏时为扮演某个角而佩戴的面具。在集体无意识理论中，人格面具指一个人在社会中为了能更好地与人交往，更好地在社会中立足从而掩盖真实的自己，给他人展示出一个他人所希望其展示的人物形象。《误杀》给主人公李维杰设置了一个资深影迷的身份，李维杰平时的爱好是看悬疑电影，全世界各国的各种悬疑片，他如数家珍、信手拈来，电影中他曾说，“你要是看过
1000部以上的电影，你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任何离奇的事。”以电影中的叙事经验来指导街坊处理纠纷。但实际上的李维杰文化程度低，生活拮据，靠着一家网络公司而谋生，他以影迷身份作为人格面具，卖弄电影中的知识来掩盖自卑，制
造良好印象以求获得到社会承认。此外在掩盖“误杀”行经来制造不在场证明的行动包括，带全家去旅游、看泰拳、吃蛋糕、看电影，拒收大巴卖票员的网络安装费用等，都是在强化好父亲、好丈夫、好街坊的人格面具，同时来深化所谓“证人”的集体潜意识。但它的弊端在于如果一个人过度沉溺在自己的人格面具下，也就是过度迷失于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时，他便会逐渐迷失自己的本真。李维杰利用“时空剪辑”埋尸掩盖一切证据，女警察局长拉韫滥用公共权力与资源，市长候选人都彭自持富贵权力，由此造成的罪行和阶级矛盾的激化，都是长期间佩戴人格面具后的对真实自我的迷失的后果。虚假和本真会相互矛盾冲击，在这种紧张的状态下会导致个人的阴暗面产生，从而让阴影展露。
与人格面具相对立的原型是阴影。它是人的心灵中遗传下来的最隐秘、最深层的邪恶倾向，深深根植于生物进化的历史中，包含了在社会生活中无法表现出的人的基本动物性。当人们为了更够在社会中能好地生存从而达到个人利益实现的同时，内心深处的不满、怨恨、委屈等负面情绪会大量积累。但当这些潜意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当人们内心深处已经再也压抑不了这些潜意识的时候，量变就会产生质变，阴影就开始爆发出来。因此阴影的爆发会让人具有攻击性和冲动性，从而丧失理智，去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影片中李维杰阴影的爆发是素察伤害侵犯女儿平平，急于修复父女关系同时又对
家人深爱的潜意识，让他明知素察还活着，但其恶劣的行经让他选择不救造成“误杀”。拉韫的阴影是当所有的推断都指向李维杰却不到证据时，儿子失踪的极度愤恨与焦躁让她失去的理智，不惜使用暴力，失职而滥用公权力。《误杀》中的主人公们很好的展示人格面具的过度包裹下爆发出的阴影。
二、“乌合之众”：集体无意识与个体的非理性《误杀》的英文翻译是“Sheep Without A Shepherd”，意译过来是“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出的一个观点“：聚集成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2]。”勒庞的这一观点可以概括为集体的“精神统一律”，即个体进入体后，自觉的个性消失，处于非理性状态，因而所做出的行为完全受集体无意识的控制，呈现出情感和思想的统一化倾向。“Sheep Without A Shepherd”直译则为“没有牧羊人的羊”，
作者简介：刘思彤（1996.09-），女，汉族，河北唐山人，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艺术学。
摘 要：人类是居动物，孤立的个人在世间极难生存，于是孤立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能量体，因人多势众而产生的力量感。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勒庞将“体”定义为“许多个人聚集在一起，无论其国籍、职业或性别，也不管是什么偶然事件把他们聚集在了一起。” 体中存在着普遍而有规律的超个性共同心理基础——集体无意识。悬疑电影《误杀》在内容上的凶杀与悬疑，创作上的隐喻与构成以及接受上的震撼与共鸣都有着不同层面的体表现。
关键词：乌合之众；集体无意识；体；跨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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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行云流水的缜密叙事，羊这一符号贯穿影片始终。警察去学校大女儿的时候，老师正在讲“羊视力不好，很容易离，被大型动物吃掉。”羊在《圣经》中也指迷途者，代表集体愚昧从众的社会人民，即“迷途羔羊”。即暗示大众容易相信眼前所见的片面事实，往往容易忽略真正存在的客观事实，全盘被动接受眼前充斥的碎片化信息，男主恰恰好是利用众的集体无意识思维编造毫无破绽的不在场证明，正如牧羊人引领视力不好的羊般轻而易举。体现出人一旦进入体就失去个体或非体才有的理性，相互传染导致了暗示这种心理力量，他就会对导致自己丧失人格意识的暗示力量唯命是从。影片结尾民众的采访中，有街坊说“羊只要能好好的吃草，才不会管是谁在薅它们身上的毛”。此处也代指平民老百姓，这句话极端讽刺了面对社会阶级对立的矛盾冲突，百姓忽视和妥协隐匿在平静背后的巨大危机，即使是感受到被剥削，被压迫，被折磨，却依旧无动于衷安然自若。此处映射了当下社会众自主反抗的缺失和人格意识的丧失。
勒庞的集体“精神统一律”揭示了体无意识的本质，透彻地阐释了集体行为中个人的非理性因素。而这些行为是他们作为孤立的个体，在理性状态下绝对不会做出的。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体的特征冲动、异变和急躁，体中的个人失去自我意识从而导致智力泯灭，体几乎完全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体绝不允许旁人对他们的真理有所质疑，也绝不允许旁人持有他们所认为的谬论。影片高潮雨夜“开棺寻尸”未果后，情激奋，体情绪高涨且不断传染给别人，众愤怒地冲进来袭击了警察。牵连了竞选市长的都彭，并因此引发了社会，这是民众对呼吁公平正义集体无意识的渗透。曾经牢固地约束一个人的责任感就会荡然无存，丧失个体理性的体得到的是最为原始的本能表达与宣泄，同时也是对李维杰父母死于这一伏笔的呼应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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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领袖力量：导演意志与跨域影像
脱离银幕的遮蔽，电影的创作主体与受众客体也在艺术本体即电影的勾连下形成电影内外的心理体。《误杀》叙事故事中李维杰和拉韫为各自体的领袖，在影片外导演则是统领叙事人物和创作团队和观众的领袖。导演的意志是观众形成一致意见的核心，观众聚集在密闭、暗黑的影院中，会本能地让自身处于一种被引领、被统治的观影状态下。《误杀》以高度视听刺激的悬疑叙事和社会现实议题的深意触动了观影者的心灵，得力于领袖/导演的动员手段，用观念和信念影响众的头脑。同时电影《误杀》的镜头语言极度丰富，导演柯汶利动用了一切元素为故事服务，以此来增加观众的代入感。
为了让观众“入戏”，每一个镜头都是经过刻意设计的，让他们的潜意识跟着电影走。圆形叙事结构的方式与开头李维杰所说的故事相呼应，成功地将观众带入电影的情境之中，伴随情节的发展实现了与电影与观众的互动。导演将镜头语言处理得自然，甚至让观众看不见摄影的存在，在观影过程中削弱银幕空间的主体意识，影片中几个直视镜头的画面，让观者以主观视角的角路径行动，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潜意识情绪，使之全情投进影片中。充分体现了导演领袖般对受众体集体无意识的感染力及说服力。
《误杀》最有特的叙事逻辑，是李维杰效法仿韩国悬
疑片，通过混淆真正的作案时间，伪证据。影片桥段设计对多部电影的再现激发了观众观影修养的潜意识。法国导演路易·德吕克曾描述过人对电影所产生的独特迷恋，认为这往往指涉一种深层心理状态[3]。“影迷”“粉丝”等词，指向一种对电影特有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强烈迷恋。影片开篇中监狱场景来自《监狱风云》，越狱的场景致敬《肖申克的救赎》，李维杰的凝视借鉴了《杀人回忆》。他的观影记录包括《白夜行》《七宗罪》《狩猎》《控方证人》等。由此看出得出导演对于电影的热爱并以显性或隐性的致敬和提及来引导观和激发众的观影潜意识。
从电影的创作构成看，电影《误杀》则是多国参与的成果。其中，原作来自印度，取景地为泰国，影片的监制陈思诚和主创演员肖央、谭卓来自于中国内地，演员姜皓文、秦沛来自于中国香港，演员施
梁有成名帅、陈志朋来自，很多演来自于泰国，音效团队来自于韩国，而导演柯汶利是祖籍为福建在台湾完成学业的马来西亚籍华人。将不同地域口音间的明显差异巧妙统合在跨域影像叙事中形成对影像的积极诠释。华语电影制作中的跨域影像是全球化时代的华语电影新现象。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转型和变革，电影市场突飞猛进，日益繁荣，中国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华语大片的制作在现代民族国家层面而言是跨国性的，含多个声音层面的华语电影制作。“电影生产的国际化分工与电影市场的全球性竞争与合作”推动了“国家 / 区域之间的跨国 / 跨境合作以及跨国 / 跨境电影的全球分账和版权共享”[4]。亚洲电影票房占据世界第一的格局，《误杀》的成功我们看到了亚洲电影圈层、亚洲电影体内部在文化概念、地缘关系、宗教民族等多个层面互联互通的新形态。从而在聚合视野下，获得对亚洲电影整体的新鲜认识，让亚洲电影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最大数量的、最有风格特多样化的复合圈层的电影景观之一。
四、结论
电影创作是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认识并按照一定的审美规律进行审美创造，外化为艺术作品的表现方式，既有现实生活作为依据，又有主观意识的作用。电影领域中心理学的解释话语权占有着极其丰富的语境。通过对电影《误杀》银幕内外体的无意识和理性存在的探析，集体无意识的凸显并不代表着意识的消失，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在可以同时存在，在当下社会体的语境下看到的是集合的力量超越了个人力量的总和而达到不可思议的效果。参考文献：
[1]申利锋.荣格原型批评理论述论[J].当代继续教育，2010，28(3):50-52.
[2]古斯塔夫·勒庞（法）.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0.
[3]李洋.迷影文化史[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7.[4]李道新．跨国构型、国族想象与跨国民族电影史[J].当代文坛,2016,(3):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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