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
松下m1000 ——较之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4—1274年）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生活的世纪是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运动的前夜，他尚在人世时就已经达到了神学和哲学的颠峰，其学说在1879年被教皇利奥十三世正式定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和哲学，被称为“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他本人被尊为“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 阿奎那一生著有十八卷著作，如《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哲学大全》《论存在和本质》等。他集各家思想之大成，思想理论涵盖政治、法律、哲学、神学、德行、习俗等各方面。这里，我将简要谈谈阿奎那与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异同。 一、阿奎那与奥古斯丁之比较
在中世纪早期，人们普遍相信“国家的根基是不洁净的，源于人的罪，国家不过是用以压制邪恶和惩罚违法者的必要的恶。” 奥古斯丁就曾把政治社会（国家）描绘为堕落的人以拯救他们罪恶的一种神授的秩序。国家存在首先是因为人有原罪。在这里，奥古斯丁揭示了国家 的不自然，国家不过是用以抑制人的原罪造成的一些社会后果的人类建制，是上帝用以惩罚人类原罪的手段，或者说是上帝实现其惩罚和拯救人类计划的安排，其自身并无独立价值。
因此，可以说奥古斯丁几乎完全依赖上帝的恩典，否定人类有自我拯救能力的学说，所以在一些重要方面陆续受到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们的修正。托马斯•阿奎那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学说至今仍可以被誉为是对罗马天主教神学、哲学、伦理观的权威解释。
首先，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做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前者体现了上帝的理性，而后者则是暴力的统治。在他看来，尘世之城是野心与贪欲的结果。奥古斯丁的政治观念在阿奎那那里得到了部分修正。虽然他们都认为只有在上帝之城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正义，但与奥古斯丁相比，阿奎那对尘世的国家又赋予了更多的合法性。因此阿奎那与奥古斯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只把国家视为以防范和处罚人世间的罪恶目的的镇压机构，而且还将其视为一种旨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机构。
腐蚀疲劳 其次，与奥古斯丁一样，阿奎那也要求人们对国家采取尊重的态度，甚至对政治生活中的不义，也要尽可能的加以忍受。如果说奥古斯丁认为忍受政治中的不义是人因为堕落而为
自己赎罪的一种方式的话，阿奎那则以类似实用主义的态度向人们发出同样的劝导。
最后，虽然阿奎那原罪神学与奥古斯汀的一样，都建立在救恩的基础上，但阿奎那大量使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资源，用存在论范畴将恩典描述成一种超验性的提升，一种灵魂的本质习性，这比简单地将恩典视为上帝的赐予显然高出一筹。更重要的是，阿奎那不仅认为亚当蒙享原义是上帝本来的旨意，而且由于人是亚当的后代，全人类都在亚当里蒙享了原义，这也是上帝本来的旨意。事实上，原义的缺失或亏欠是阿奎那原罪观的核心，尽管原义的缺失作为一个神学主题，最初是由圣安瑟伦提出的。
如果说，奥古斯丁是古代时期向中世纪的转变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思想家，那么阿奎那就是一个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向近代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继往开来的思想家。阿奎那以卓越的睿思，担当综合基督教义与哲学的历史重任，其法律思想的建树在他的著作中获得整体的表现。它既是对以前的各种思想进行汇总、修正和发展，又是当时欧洲中世纪发展时期具有深刻远见的反应。其合理成份在于以亚里士多德为媒介，受文艺复兴的启发，增加浓厚的世俗主义的彩，成为神学法转向世俗法的一座架桥。
黄曲霉菌 二、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之比较 什么叫市场营销
阿奎那不仅追随奥古斯丁，而且紧跟当时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而刚刚为人所知的亚里士多德。他详加评注了亚里士多德的几乎全部的主要文献，并在其神学著作中广泛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资料，为树立基督教在西方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权威，做出巨大贡献。
在亚里士多德的国家理论中，却带有鲜明的自然主义彩。亚里士多德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提出了“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认为国家是从家庭中自然地生长、发展起来的最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并在原则上可以满足作为公民的人之需要。国家是以实现共同体最高的善为目的的，在于保障良好的生活。国家是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契约或习惯的产物，更不是上帝惩罚人类的“刑具”。亚里士多德的立论有两个特点：社会和国家不是被当作观念的，而是自然的，社会和国家是被一体看待的，因为一切都包括在城邦政治生活中了。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有关城邦方面所形成的概念，不可能刻板地应用于中世纪社会，而需要加以相当程度的修正。 汝州市
阿奎那生活在基督教社会，一方面不想离开从教父一直传到十三世纪的那一套政治与社会传统，把国家视为神的计划或人之自然本性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认为作为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应当具有必要的手段满足公民的共同利益，诸如和平秩序、生活资料的生
产贸易、抵御外侮、控制犯罪等管理行为，这必须成为一种权威。因此，阿奎那既强调人类灵魂的得救，并以超自然（来世）的永福为人之目的，又指出只有教会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特别是在“决定一个统治者何时和何种程度上违反了法律并因此将受到抵制的问题上，教会成为最高仲裁者。” 同时，阿奎那还把亚里士多德主义当作稳固信仰的一种有力的哲学上的支持，认为政治社会起源于人的体的自然本性，具有价值和合法性，国家和法的目的是要保障人的世俗幸福，调节人的外在行为，使人尽可能在世俗范围内过好的生活。在这里，阿奎那尤其突出国家目的的伦理性，就是为了谋求人的“公共幸福”，就是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以达到享受上帝快乐的目的。就这样，阿奎那自觉地肩负起了调和理性与信仰以及自然国家观与神学国家观的沉重使命。
另外， 阿奎那宣扬“人们之间天生不平等”，主张“在人类事务中，低级的人也必须按照自然法和神法所建立的秩序，服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 他把亚里士多德理解为自然的奴隶制解释为神意，为奴隶制度辩护。在这方面，阿奎那表现出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对他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把希腊智力生活的新眼光带给了中世纪，并使中世纪人相信，理性是一把钥匙，一定可以打开认识自然界的大门。从十三世纪迄今，这种激励人心的因素从不曾完全消失， 而且对欧洲精神生活影响很大。W•乌尔曼甚至认为，亚里士多德理论对中
世纪社会及政治统治的观念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然而，阿奎那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致力于根据基督教信仰来重新解释亚里士多德，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改造基督教神学，他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同福音教义相适应，使之同基督教信仰体系协调一致，并将自然的和神学的知识创造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的思想体系。所以博登海默说，他的思想体系乃是基督教圣经教义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种巧妙的结合。
阿奎那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将亚里士多德的人与自然的概念同基督教思想进行了综合，其最著名的表述是，天意不是要废除自然法，而是要使之完美。在这里，经院哲学将哲学的理性与神学的启示融成一体。在理解亚里士多德时，阿奎那在使理性屈服于信仰和使信仰屈服于理性两者间选择一条居中路线。自然秩序是好的，因为它是上帝创造的。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尽管后来堕落，但是仍然保留着一些美德和理性方面的能力。自然中的所有事情都以某种有道德的行为作为目的，人所追求的目的是自然给予他的。 这样，阿奎那就用一种折衷主义把本来无法调和的理性与信仰调和起来。
除此之外，托马斯•阿奎那还在奥古斯丁与亚里士多德之间进行综合，提出道德美德（德行）与可变的自然法的思想，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公正思想的基础上，对自然法
的绝对不变性观念进行了修正。因此，可以认为阿奎那是西方世界中相对自然法理论的经典倡导者。在西方历史上，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之后，阐发善和美德的佼佼者非阿奎那莫属。他对美德问题既有总体分析，也有分类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美德与邪恶的观点提供了“历史上乃至当今关于道德研究著作中最详尽、最全面的解释。” 最近二十年来，西方学者的许多著作，都表明对阿奎那关于美德解释的兴趣在明显复兴。
当然，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他在法律与习俗的关系问题上，持一种十分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和后来的伯克那样的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如果说阿奎那认为自然法和人法必须是理性的反映，从而与柏拉图的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的话，那么他在强调自然法和据此制定的人法必须与人们的传统和习俗相一致这点上又离开了柏拉图，而倾向于亚里士多德。
从思想贡献上说，托马斯•阿奎那打破了中世纪典型的神学政治的“话语霸权”，频繁使用古代法学的词语，为人们用“人”的眼光观察、了解和分析政治问题，从此不再仰赖宗教权威的自治世俗国家的观念，开始穿透中世纪的薄雾。阿奎那大胆地将国家从教会的束缚下剥离出来，认为国家无论是在其起源上还是在其运行上都与教会的权威无关，它有着自身存
在的价值。这种思想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特别是他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权力起源于民众的思想，进一步激发了中世纪关于“民权”问题的讨论，促进了中世纪的宪政主义的发展。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