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古学发轫于20世纪初兴起的"古史辨运动"。为寻与传统史学论战的证据，疑古派将目光转向考古学，"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缺乏"。他们当时"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有上穷碧
落下黄泉，动手动脚东西"。他们甚至认为，"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古学诞生。虽然当时它只为"证经补史"，只是服务于文献史学的一门工具，但毕竟是文献史学的研究危机诱发了它的产生和 发展，从此中国考古学逐渐地走向成熟，与文献史学同为历史研究的左右翼。
由于特殊的学术背景和大量历史记录的存在，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编
史的倾向。尽管有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尖锐的批评，但
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复原和重建中国古史。"从傅斯年揭举古史重建，李济以考古学来实践，历经夏鼐、苏秉琦前后70年，中国考古皆以重建历史为基调"。考古学为
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可资利用的资料，包括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等，还有
各种大量考古实物，它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正是考古学一下子把历史研究延长到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只有当历史的框架建设起来之后，考古学才有了对如何重建中国历史的问题进行整体思考的基础"。通过考古学家们对实物资料的解释，全国各地基本上建立起较为概略的独立的考古学
文化序列与古史结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时空框架。 史前史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除了传说材料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史前史
的重建完全依赖于史前考古学。考古发现已经使古史传说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为重建史前史提供了重要前提，因为史前史并
不等于史前考古学。"从史前考古学到中国史前史要有个升华过程，即概括和抽象的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考古学家在思
想观念上、工作上要有个转变"。史前史的重建不仅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苏秉琦不仅
为重建中国史前史提出了内容和时空框架，还从宏观上系统总结了中国史前文
化特征。张光直提出了"相互作用圈"的概念，阐明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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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因为有大量文献为佐证，似乎考古学的作用显得不重要，其实不然。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最早的发掘，出土甲骨文印证了
文献所载商史是信史。考古学者也依据考古资料进行了文化分期和年代学研究，确立了殷墟文化的时空框架。所以，安阳的发现，一方面把地上和地下的材料
联系起来，一方面把历史和史前史联系了起来。殷墟以前的夏文化、早商文化，文献虽有所涉及，但并不能确认其为信史，考古学界对此多有努力。1959年，
徐旭生依文献发现二里头遗址，此后学者对"二里头文化"进行了分期与编年研究，并将"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邹衡以郑州出土
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系统研究了早商文化的分期。它们与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
化分期构成青铜时代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就是刚刚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研究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能否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的的基础。
自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末期，文化发展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地域文化特征明显。苏秉琦在考古学上提出
了区系类型的概念，建立起各种文化间的时空关系。李学勤曾将当时各地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七个文化圈。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不仅
始终保持着，一体化的范围和程度也稳步地扩大和加深，直至秦汉帝国的建立。由此可见，考古学向我们展示了整个先秦时期所体现的文化多元一体和连续发
展的特征。历来古史学界都将先秦时期分为古史传说时期、历史时期，或者分
为考古史前史、夏商周三古等结构。近年来，张光直根据考古资料进行了
整合研究，将先秦史分为四段：第一是直立人生存的时代；第二是现代人类的
芬尼根的守灵夜
出现到农业的产生；第三是农业开始到文明起源；第四是文明的开始及继续发
展直到高潮(龙山文化-夏商周)。同时认为中国先秦史是一门有系统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实际上重建了一个新的先秦史体系。
总之，在历史时期，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在研究方法有着很多的相似性，
但是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框架内，使用的是考古学语言社会心理学理论
体系，历史文献起着补充说明印证的作用；而后者则相反，它是建立在文献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内，考古学材料仅是说明史实、揭示历史
规律的证据；对于原史时期来说，虽然有文献记载可以借鉴，但记载内容多有
存疑之处，需要大量考古学工作的结合与验证，考古学在其中占据极为重要的
地位；而考古学在史前史研究中的作用却是文献历史学所不能比拟的，在没有
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史前史的研究则完全依靠考古学。
管妖妖的风花雪月
第二、证文献之真伪，补文献之阙如，纠文献之不足。在古史研究中尤其
历史时期，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结合可以帮助解决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甲骨文使史学家对《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有了
重新认识；发现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角器、牙器、兽骨等遗物和
墓葬、建筑遗存，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晚商文化的各个方面，有的能与文献相对照，有的则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不足。发掘出土的石雕人虎联合体，"这确实是中国艺术史的新资料，为史学界启示了一组
极富刺激性的新问题"。关于商代的世代谱系问题，载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安阳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后，
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单字和内容的系统研究，运用"二重证据法"，证明司马迁
所记载的殷代王室谱系是准确的，在此基础上，他还成功重建了殷王室的谱系，重新肯定了《史记》中原始材料的真实性。董作宾根据甲骨刻辞作了详细考证
后指出，"《殷本纪》的世系与卜辞对校，自太乙至帝辛，共为十七世，是绝无违误的"。
遥感学报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的缺环，并将中华文明大
大推前。20世纪80年代前，考古学界一直认为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距
今7000年的水稻是中国最早的水稻。20世纪90年代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
淮南市公安局局长
现了距今9000年到10000年的水稻遗址，考古将水稻发现从距今7000年提前
到1万年。2002年湖南2万余枚里耶秦简的发现，内涵丰富，极大地丰富和改
变关于秦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认识，它的发现不亚于甲骨文对于商
史建立的意义。
第三、引发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变革，扩大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传统史
学研究都是从文献中寻解决问题的方法，近古学传入后，新史学工作者
都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图从中出历史问题的答案。在近代学术史上，几乎
每一次新发现都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如20世纪初发现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等，都开拓了学术新领域。从此，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发生了极大的
改变，多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对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21年前后瑞
典人安特生发现彩陶文化，从此中国古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寻新史料的新途径。"站在中国学术史的立场看，这些发现的真实影响，为由这些新问题引起的新认
识，中国史学界对于史料之范围及采集史料之方法，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王国维更是总结性地提出地上和地下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20世纪70
年代以来出土的筒帛文献越来越多地冲击着传统的历史学，几乎改写了整个上
古史尤其是思想文化史的看法。
考古学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有特的研究领域，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生态环境、农业、手工业、古食谱、原
料产地及远途贸易与交换、居址与墓葬、宗教信仰、埋葬习俗与社会分层结构
以及社会生产组织结构等。这些都是文献史学所忽视和力不从心的领域。从这
个角度来讲，考古学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当然，考古学研究也有自己无
法深入的研究领域，如人的心理、语言、文学、特定历史事件等。所以，我们
从事历史研究应当尽量做到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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