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
為茨儒菽筱《周代用玄制凌册究》新版篠后◊王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18年7月，孙庆伟教授的专著《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一书，在初版时隔十年之后再版。此书原是由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据此书后记，作者从1992年作为大四学生参与晋侯墓地发掘，最早接触到了大批令人目不暇接的周代玉器起，至2003年以《周代墓葬所见用玉制度研究》为博士论文获得答辩通过，耗费十年功夫而成，用力之勤，或可谓“磨铅勘玉杯”。此句语出杜牧《早春寄岳州李使君》诗，典出《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著《春秋繁露》，集《玉杯》、《竹林》等数十篇，说《春秋》事得失。而《玉杯》实为讨论儒家礼制和政治伦理的重要著作，至于何以篇名“玉杯”，已难考订，不便妄加揣测。《礼记正义•卷二•曲礼上》孔颖达疏“饮玉爵者弗挥”云“玉爵，玉杯也”。既为周代重要的礼器，故董子《玉杯》或取君子知礼需谨敬之意，篇中尤其强调，“礼之重者，在其志”，认为“志为质，物为文”，“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之所以读《周代用玉制度研究》，而联想到“玉杯”之喻，亦出于此。因孙著虽以周代玉器为研究对象，实偏重于周代用玉礼制而非器物本身。近年来，孙教授的研究转向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致力于重拾古史重建的“初心”，彰显考古学“文明阐释”的人文底，其实在其博士论文，就已见端倪。本文将沿着这一条思想线索，就孙著《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中的“文与质”、“破与立”、“德与礼”等方面略加以概述和检视，且当为全书新版增添一篇粗浅的导读。 —、文与质
如果用上述儒家“文质论”来简单比拟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透物见人”问题的思考，那么，考古学所谓的“物”就是“文”，是礼乐文明的制度在墓葬和器物上的表现形式；而希望透物见到的“人”就是“质”，是礼乐制度背后所展示的历史主体的人的思想意识。北
大考古学自苏秉琦起就致力于反思考古学“见物不见
人”，孙庆伟教授则深受此传统的影响。当他忆及当年
发掘晋侯墓时谈到研究的缘起，面对数以千计的出土
玉器，他就意识到，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是先去欣赏
十六届三中全会这些玉器作为“物”如何精美，甚至也不是要对它们进
行分期断代，而是要了解历代晋侯及夫人其“人”为何
课堂内外创新作文要用如此大量的玉器来随葬？各类随葬玉器的功能又
究竟如何？一言以蔽之，孙著《周代用玉制度研究》的
目的，希冀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玉器在周代礼仪和世
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何种角①。其实，在全书绪言中，
孙教授就已坦言了此书所追慕的研究“典范”，是20
上上下下的享受世纪70年代俞伟超和高明两位先生合作的长文——
《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客观的说，《周代用玉制度研
究》初版十年以来，加上他后来陆续发表的《周代金文
所见用玉制度研究》、《〈左传〉所见用玉事例研究》等
一系列相关论文，对周代用玉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探讨，填补夏鼐先生《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
与《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两篇
经典玉器研究之间周代玉器研究的空白，业已实现了
孙教授研究的初衷，开创了将考古材料、出土文献、传
世文献三者结合的又一典范。经过北大考古两代学人
的努力，关于“用鼎”与“用玉”这两类周代两类最重要
的礼器的两项研究，成为了中国考古学努力“透物见240pw9
人”而留下的历史路标。
《周代用玉制度研究》分为上篇和下篇，可以说是
“一文一质”。上篇是对考古出土材料即“物”的统计分
析，以地区和国别为单元，通过对3828座两周墓葬随
葬玉器的详细复原，全书厘清了周代各种玉器的名
称、形制、结构以及使用方式等重要内容，统计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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