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研究2008年第1期(总第78期)
陆锡兴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江西南昌310028)
训诂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它是从经学训释的实践发展起来，是一门应用性的科学。一般认为训诂学至晚发源于东周，但是至今没有发现可信的实物资料。西汉早期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 五行 篇中，能见到最早的训诂材料，虽然采用与后世相同的随文训释，却根据训释随意改变经文，缺乏严谨的态度，它代表了早期的训诂形式。古文经学的出现，以保存旧文为基础，比较今文古文，说明文字的差异，然后再串讲经义，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严格的训释方法。汉唐以来大致成就规范，到了清代发扬广大，成绩蔚然，从十三经到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均有集大成的注释，不仅有大量的训诂实践，同时集合诸家注释的巨著 经籍纂诂 横空而出，登峰造极，达到了新的境界。西学东渐，引进西方学术模式，民国开始总结历代训诂成果，才以训诂学称于学林。此类著作层出不穷，良莠杂出，研究学术史之首创者，胡朴安之 中国训诂学史 (1937年)，整理条理、阐发幽微之优秀者，如齐佩瑢之 训诂学概论 (1943年)、洪诚之 训诂学 (1984年)等。20世纪初敦煌藏经重现，考证俗字之意义，解释词义之奥妙，虽列敦煌学专门学术，但是其方法和性质依然属于传统训诂学范围之内，近年兴起的近代汉语(应该说古白话比较得当)训释、俗 字研究都是由此发扬光大而来。
我们训诂学界不应满足于前人的成果，既要回头总结古人的经验和成就，也要创造我们一代新的方法，进取和开拓是我们的责任。不但要关心本学科的进展，也要关注有关学科的进展，关注历史学、文献学、民俗学的发展，特别要注意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它们对训诂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提供了可贵的新材料，新的思维方式，能大大地推动训诂学的发展。名物训诂作为训诂学的组成部分，是对古代文献中名物词加以训释，由于客观条件以及观念上的原因，历来少人问津，缺乏科学的实践，自然谈不上理论探讨。而考古发掘的丰富古代实物，可以给名物训诂提供源源不断的材料。因此，训诂学可以在这方面突破，取得新的发展，发展训诂理论。 考古学是通过发现古人各种活动遗存，以实物史料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定的时空、生态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行为。考古学的工作目的与训诂学的方向，具有许多共同点。考古田野发掘的成果是各种遗迹和遗物，都是古代社会的缩影。20世纪下半叶，随着基本建设的开展，各地重要的墓葬不断被发现，考古发掘在严格的科学规范下进行，保存了文物的各种重要信息。在西方考古技术的指导下，考古学界继承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优良传统，注意结合文献，在文物从发掘到整理基础上，有些还作出了深入研究。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宿白 白沙宋墓 的考古报告中，对壁画内容,
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力求把涉及器物的性质和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开创了范例。在十年内乱之后，考古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考古报告中加强了文物方面的报导，而且把自己研究写入报告之内。1974年马王堆一号汉墓空前规模的发掘，二千余年的墓葬重见天日，不仅金属等硬质材料，而且那些纺织品等软质材料也保存完整，让我们得以全面地看到古代的物质生活。以后的曾侯乙墓、天星观楚墓内等大量实物揭示了楚人灿烂的文化。同样，墓葬的图画形象地表现了古人的某些细节，汉代画像石，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辽金壁画，时代风格明显，内容各不相同。丰富的考古发现，为古代文物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以孙机等为代表，结合正史 舆服志 等文献材料，逐个逐个地考证古代的各种用具，在车马器、服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汉代物质文化图说 以文献与考古器物相印证，完成了中国第一本断代的综合器物研究。在传统语文学界，却很少有人利用这个巨大的资源。上世纪90年代，滕志贤在撰写 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 车马 专类稿件之时，按照编纂方针采用文献和出土文物对照做法，体会到训诂离不开现古成果。[1]近年来汪少华致力于车舆制度训诂，从辨正名物关系着手，吸收了考古文物界的成果，他的专著 中国古车舆名物考辨 已经在中华书局出版。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京宁沪三地文博、高校、专门研究所等一百多专家、学者通力编纂 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 ,2001年开始陆续出版，词典严格以文献为依据，出土文物为对象，全方位研究古代器物历史发展。随着此大型词典各卷陆续出版，将大大有利于训诂实践、拓展训诂学的范围。[2]实践证明，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它重视交流、重视交叉，只有注意从其它学科获取有益的营养，才能深化本领域的研究，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训诂 是对古书词语的解释，名物训诂有其特殊性，它训释的是一个具体的物体，具有明确的形制。每个器物都建立在当时的社会风俗、礼仪制度、以及生产发展的水平的基础之上，并非语词那样可以从人本有的习惯思维推想的。根据考古发现的古代实物，我们几乎可以重新考虑名物的训诂问题。 尔雅 之 释宫 释器 释乐 , 释名 中 释采帛 释首饰 释衣服 释宫室 释床 释用器 释乐器 释兵 释车 释船 ，离开当时的实物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古代文献是以古代社会为背景的，如果古今制度的改变，而我们无法正确地解释文献内容。即使我们把那些文献内容串连起来，可能得到还只是片面的信息，就像瞎子摸象一样。训诂学对于这类问题，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么视而不见，如果勉强解释的话，常会落下笑柄。为了谨慎起见，传统训诂学对这些词的解释一般是指向性的，大致上说明属于那一类，如 尔雅 释器 : 盎谓之缶。 郭璞注: 盆也。 邢昺疏: 孙炎云：缶，瓦器。 襄九年，宋灾。 左传 曰具绠缶，备水器。则缶是汲水之器也。然则缶是瓦器，可以节乐，若今击瓯，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 缶到底是什么?
从考古发现的实物看，春秋战国自铭 缶 的铜器基本是广腹小口之器，肩部设钮，可提。秦汉以后基本是陶器，自铭器证明它与现代的罐相似，即可盛水、酒，也可盛其他东西。有些很简单的东西，解释也会有问题。 急就篇 第三: 椭杅盘案杯閜盌。 这七个东西都是问题，颜师古的注不仅含糊，还有不少是错的。还是以 杯 为例。颜注：杯, 饮器也。 根据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 : 古盛羹若注酒之器。 汉语大词典 汉语大字典 都解释为古代盛羹及注酒器。朱的解释完全是按照文献来说的，这怪不着他，
但是现代这样解释就大有问题了。首先汉魏的杯专指那种椭圆形，两侧有耳的耳杯，这一点 大字典 已经有说明，可惜插图错了。杯的用途广泛，曾经是此类器皿的总称。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载有 幸食 、 幸酒 之杯，小的杯还可盛酱和盐等调味品，饮酒只是用途之一。 方言 第五: 閜，杯也，自关而东，赵魏之间 其大者
组织微阵列谓之閜。 急就篇 颜师古注 閜，大杯也 ，是承 方言 而来。 说文 门部 : 閜，大开也。从门可声。大杯亦为閜。 段注: 五字盖后人所增。 閜 是大杯意义的假借字。在西汉初期是有本字的，它与 杯 字一样也从 木 ，作 柯 (后来用作树柯的本字)。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遣册: 柯二双。 凤凰山十号汉墓: 柯一具。 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 柯二枚。 以 柯 字为多。湖北江陵、云梦之地古属楚, 方言 仅言 赵魏 ，不确，对 閜 的释义不确切。 大杯 是一般意义上稍大的杯。如 居延汉简甲乙编 293 1、293 2: 大杯十一，小杯廿七。 云梦大坟头汉墓遣册有 小杯十 、 大杯十 、 画閜二 三种，大小不一。小杯长16.8、宽12.5、高5厘米，大杯长18、宽14.5、高5.6厘米, 閜 长24.5、宽18、高8.6厘米和长23.4、宽19.4、高7.2厘米。[3]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中称为 栘 的一种杯，长24、宽18、高7厘米。耳杯面朱书 四升 二字。[4]马王堆三号汉墓遣册 大栘，容四升，十 ，耳杯背面也是朱书 四升 二字。[5]大坟头的 閜 长24.5、宽15.8、高11.8厘米，与马王堆汉墓的 栘 大小基本一致，容量应该相当。汉代四升，合800毫升，如果作酒器使用，一般情况下，不能用来饮酒，只能是注酒。所以 柯 (閜)或者叫 栘 不是一般的 大杯 ，而是容四升之杯。 急就篇 第三 槫榼椑榹匕箸籫 , 榹 ，颜师古无注。 说文 木部 ; 榹，盘也。
榹 解释为盘，是举其类义，并非确诂。 椑榹 宜连读，在西汉遣册常见，罗泊湾一号汉墓、高台十八号汉墓、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均有此名称，字形小异，对照实物是一种平底扁薄的盘子。
古代的事物有一个发展过程，一旦这个阶段过去，根本无从想象。从先秦开始钳是常见的刑具，与后来的同类刑具相比，结构比较特殊，简单的解释毫无意义。 汉书 楚元王传 : 楚人将钳我于市。 颜师古注: 钳，以铁束颈也。 汉书 陈万年传附陈咸 : 或私解脱钳釱。 颜师古注: 钳在颈，釱在足，皆以铁为之。 颜师古对钳的解释就是铁制的束颈刑具, 说文 金部 : 钳，以铁有所劫束也。 除了对 束 有所强调外，还是没有说清是什么刑具。到了近代，更是不甚了了，如 正字通 云: 钳，刑具。 把具体刑具扩大到总类的概念。钳能达到 劫束 的强制的手段在于它的结构。 太平御览 卷六四四引 晋律 : 钳，重二斤，翘长一尺五寸。 铁制品有重量可以称重而得，关键在于翘是什么。西汉阳陵钳徒墓出土的一种铁钳，圆形，并带有一根与之成直角的铁杆。总重在1150到1600克之间，按照248克为汉代一斤计算，重达五六斤有余。直杆长30到34厘米，考虑铁的朽坏，大致合乎一尺五寸，这就是所谓翘。[6]这个翘不仅能控制人体的薄弱环节，而且能够摆弄这翘折磨钳徒。唐代的刑枷还遗留翘的形制，长柄不是向上而是沿着枷面水平伸出。这样的枷柄更便于操纵，可以通过它的角度变化，力量大小，使得受刑者痛苦万分。唐代的酷吏使用枷柄花样出新，弄出许多名堂，什么 仙人献果 、 玉女登梯 之类。如果我们了解古代钳的构造，就很容易解释，不会把刑罚名称当作刑具名称了。梅氏三角形
世说新语 任诞 : 在益州，有语儿云: 我有五百人食器。 家中大惊，其由来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
五十乌樏。 二百五十乌樏怎么供五百人进餐?有人认为盒与盖供同时使用，所以樏与人变成加倍之数。余嘉锡云: 盖取出碟，隔中亦可盛菜，故二百五十沓，而可为五百人食器也。 [7]民国时期漆木果盒，内由多个瓷盘拼合而成，瓷盘可以取出。余嘉锡可能是根据当时的果盒来推测的。而古代的樏，也叫槅，一般是长方形，中间有间隔，分割成若干小格称为子，其大小如碟，但是不能取出。沓是樏的量词，一沓就是一件。这种樏已经出土了许多，它有大小之分，小者七至十一子，长21-26、宽16-19厘米，大者十七子，长43、宽28厘米。后者就是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出土的漆器。前者独用，后者供两个人使用。 二百五十乌樏 就是指后面这种大的樏。[8]余嘉锡还说: 乌樏者，涂之黑，而不用漆，极言其清贫耳。 [7]此又想象之
发展导报言。古来漆器外黑内朱是常则，漆樏也如此，东吴高荣墓漆樏正是内朱外黑，即所谓乌樏也。
淮南子 泰族训 : 欲知其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则射。 汉代高诱注云: 金目，深目，所以望远近射准也。 深目 在汉简中常见，如 居延汉简甲乙编 89 21: 坞上转射二所，深目中不辟除。 又142 30: 坞上深目少八。 因为后人无从得知何为深目，就无法理解高诱的意思。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推测。方苞云: 古书多以音近而字讹, 金 当作 晶 ，即今之眼镜，以水晶为之也。 梁玉绳云: 金目似即今之千里眼，故注云深目。 金其源云: 金目者，一目也。盖射者取准，如木工审曲，只用一目，故曰金目。而注以深目释之者, 山海经 海外北经 云: 深目国为人举者，一手一目。 殆因其国人皆一目，而号深目，故以深目释金目欤? 汉语大词典 第五卷 水部 解释为 古代用于加强视力的器物 。旧注从目推想到近代
才从西洋输入的玻璃眼镜，或者是望远镜，荒谬到极点。还有从眇一目遐想，居然拿神话中的人物作为依据。实在怪不得作注的人们，他们没有见过深目，只能瞎说封神榜了。这个深目在今额济纳河流域已经多次发现实物。它由四块木头合成 工 字形木框，中间两竖木之间设一根圆柱木，内小外大的长方形竖孔，孔下安一小把，控制中轴左右转动，视角可达100度到110度。安装在坞壁垣堞上，从孔中窥视敌情，也可与转射配套。守卫兵士在深目后面观察自如，不用把自己身体暴露在外，有安全保证，提高射击的准确率，因此高诱注有 所以望远近射准也 。高诱汉代人，正确说明了深目的形制，只是后人随意发挥出了问题。洪诚先生说过训诂学的几个原则，第二点: 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实际理解语言，脱离社会实际，专就一词一句去揣测，容易发生误解。 他虽然不是专门对器物训诂来说，但是确实是我们应该牢记的原则。
从考古出土的文献来说，有铭刻形式的金石文献、有书写形式的简帛和纸质文献，以及各种各样文字材料，它们是训诂学的新材料。就名物训诂来说，考古文献资料尤其重要，是必不可少的依据，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传统训诂的对象主要是经、史、子为主的古籍，不过这些文献并不能完全包括古籍的各种类型，簿籍一类的日用文献就很少。而恰恰在出土文献中有大量的簿籍，保存了细微而具体的器物词汇，补充了传统文献的不足。同时，传本文献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历代正字系统差异和不同师法家法的传授，必然会改变文字面貌。出土文献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保持了当时文字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获得古本文献带来的许多的信息。
集中反映古代名物簿籍中，比较重要的有遣册和其他名物的登记书册。遣册是随葬物品的清单，它随着陪葬品一起入葬，原来是用竹简制成，故称 遣册 ，后来用木牍制成，称之为物疏或衣物疏，南北朝以来改用纸张，称为纸疏。古代是以在世生活标准来安排随葬品，所以这些物品包罗万象，从食品、衣着、巾褥、器皿、家具、车马、文房器具、直至奴仆等，大到建筑，小到针头线脑，应有尽有。遣册类簿籍是一个大家族，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战国中后期的仰天湖楚墓、包山楚墓等，西汉早期的马王堆一、三号汉墓、江陵凤凰山八、十、一六七、一六八等汉墓，安徽、江西东吴墓、西晋墓，以至新疆吐鲁番十六国墓葬都有发现。其他各种器物簿籍记录的器物比较专门，内容更加详细。例如江苏尹湾汉墓发现的西汉成帝年间的 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 ，为迄今所见最完备的武库器物的统计报告，计有、铠甲、剑戟、战车、旗帜、钲鼓以及其它杂用器具。居延汉简内的 永元兵物簿 ，用来向上级报告守卫边境军士的生活用品和兵器的使用情况。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发现的唐代 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碑 ，逐条记录武则天以来皇家赐予寺院的各种珍宝，特别是佛教的法器。此类名物簿籍，集器物之大成，无论训释日用器具、民俗宗教、战具等均为第一手文献资料。这些器物簿册发现后，已经有专家作出了详细的考证，对它们所及各种器物的情况作出了解答，无疑为训诂实践创造
了很好的条件。如果没有发生盗掘，遗址没有扰动的话，簿册与实物是同时呈现的。如上面出土遣册的汉墓都保存完好，葬物基本保持原来状态，考古报告中一一指出了文献和实物的关系。再如法门寺
地宫发现了大量稀世之宝，金银器、琉璃器、瓷器、纺织物、宝石等等，与 衣物帐碑 对照，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实际上已经用实物来训释了文献上的名物词汇。这些出土文献不仅丰富了训诂材料，开拓了领域，而且是可以直接采用的依据。1964年，我读到陆宗达先生一段话，他在薄薄的一本书里特别提到: 古代的文章和书籍里，反应了丰富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蕴藏着许多科学事实和文化知识，比如天文、历法、礼仪、经济、法律、服装、器物农田水利、医药卫生，等等。训诂学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加以阐述，作出解释，然后才能用来分析古代语言。所以古代的训诂有时又叫做 训诂名物 。 但是陆宗达提出的 名物训诂 并没有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发展起来。文献的简略性、语言的抽象性以及作者的局限性都无法全面正确地传递信息，无法替代古代实物包含的真实的信息。现代社会对训诂学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要全面地面对文献词汇，而不能见到器物词汇避而不谈，把那些日常生活用品有关的基本词汇推到专门学科词汇中去。当然含糊的指向性的解释毫无意义，像旧式训诂把与陶器有关的器皿都解释为 瓦器也 ，这难道不是一场梦魇吗?况且这种指向常常隐含了错误，从本文提到的几个例子足以证明这一点。
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决定必须与日俱进，近年来开展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就是一大进步，它发展了限于经籍为主传统训诂学。任何故步自封，固守老习惯、老传统，必然会抱残守缺，被社会淘汰。当然训诂学并不是一味地接受外来的知识。对于考古成果，需要了解它们的文化背景，需要利用浩瀚的文献材料，熟悉文献材料的阅读规则，这恰恰是训诂学发挥作用的场合。如果训诂学积极参与考古成果的
研究，一定会使古老的学问发扬光大，同时推进考古学的发展。现代社会，物质条件是充裕的，考古发现的成果公布越来越及时，考古方面的书刊很容易得到，它不像敦煌文献那样大部分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只要我们下决心，进入这个世界，从而创造一个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一个丰富多彩的学术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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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技术应用
[6] 秦中行.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J].文物,1972,(7).
[7]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J].考古,1980,(3).
[9] 何宁.淮南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5号
[10]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的简册文物[J].文物,1978,(1).
[作者简介]陆锡兴，男，上海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汉语训诂研究。
[责任校对：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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