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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号】G0
【复印期号】2006年12期
【原文出处】《论坛》(石家庄)2006年2上期第17～28页
【作者简介】曹大为，北京师范系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将中国文明发展的纵向历史流变和未来趋势以及横向中外比较的坐标中进行时空定位。并就汲取传统新文化的本原和源泉、建构的导向和路径等问题展开讨论，对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问题做出理论回应。 【关键词】传统文化/转轨/现代化实践/会通超胜
2004年9月，曾有70多位文化名人在以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为主题的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会上联名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宣言》涉及的其实是一个延续了近400年的话题。
17世纪工业文明波及中土以来，中国不再能脱离文化冲击的方略便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不容忽略的因素。自晚明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清廷实施禁海、闭关，魏源《海国图志》力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派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乃至现当代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努力等等，俱为回应工业文明冲击的开放浪潮鼓荡下再度引发了新一轮文化论争。人们深切反思创巨痛深的失误，以现代化为导向，放眼世界，学习西方先进与地区崛起为依据，冀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振兴之路，举起儒学复兴的旗帜。80年代末对《河觞》为代表激进思潮进行的美好预期。《甲申文化宣言》则是面对全球化迅猛发展凸显出国家、、地区之间不同文明的差异、分歧和冲突新形势，发出的关于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的呼吁。《宣言》既出，响应者盛赞《宣言》弘扬东方品格，对挺立住民族与文化主体性、促进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批评者则认为《宣言》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极言有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嫌。
从历史上看，一些文化主张的提出，无不带有那个时代特定的内涵与指向。即如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的论调，被维新思潮主将严复斥为令人呕哕；而其实这种中国创其法而西人袭之的西学中源说，先前曾经是洋务派用来和坚守夷夏精神堤防顽固派斗争的利器。笔者无意对包括本次争论中的不同倾向以及其间或许存在的偏颇与误读做具体辨析评判，重要的是，遗传与变异、基因与选择的对立统一是生命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亘古常新的课题。300 多年来的文化论争中确乎还有一些普适性的原则尚待
澄清。本文对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探讨，拟在厘清中国传统文化时空定位的基础上，围绕中国特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本体和源泉、建构的导向和途径等问题展开，侧重从理论层面做一些阐释说明。
传统文化的时空定位
欲望与智慧对文化传统文化两个关键词理解的歧异，给学术界关于文化问题的对话带来诸多混乱。文化的定义据说已有200余种之多，大而化之，无非是广义、狭义两种。其中影响颇大的关于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
人类化
或自然的人化的提法，实有加以澄清的必要。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编的高校推荐教材将此实质性含义释为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①。这一提法强调主体价值观念和社会实践有一定道理，但是人们所要展现的自身价值观念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是先验的吗？倘在以上表述的实现前加上获得和三字或许尚能勉强，毕竟在实现之前首先要获得。厘清这一点是为后面对新文化本体与源泉展开讨论确立必要的前提。通常认为，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生产能力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至于狭义文化，笔者将其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运用象征符号进行的精神活动，创造出的精神成果以及在人们自身所凝聚的、行为方式的复合体②。尽管我们把体现精神因素的物质产品（物质文化）与精神成果（精神文化）加以狭义区分，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仍处于研究视野之中。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历史上流传下来、至今还在发生影响、有一定活力的文化，具有相对稳定、延续和可塑、变通二重性的特点。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应无异议。但在界定传统文化具体内涵时，学者之间还是各有所指。敏泽先生认为：所谓传统文化绝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文化，而且应该包括近代、现代以来反帝、反封建及爱国主义的文化传统。③这种看法除了存在把近现代负面文化排除在传统文化之外的片面性，亦确有一定道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新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今天，中国的文化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改造与重建。但总体来看，我们面临的文化格局也还包含部分古代中世纪、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以及外来文化等不同成分和导向。而且文化本身层累递进，不同成分之间的边缘并非那么整齐，有的对峙并立，有的涵盖变异。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探讨的是熔多种成分于一炉的传统文化还是特指其中的某种成分？前述教委推荐教材《中国文化概论》一书提出以1840年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即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对象④，有一定代表性。笔者以为，当今探讨的传统文化的主要成分特指中国古代中世纪的封建文化，已经是一种事实。把传统文化中的这一部分剥离出来作为研究对象并无不可，只是研究时不要忘记把它放置在整个传统文化总体流变中加以考察。会泽信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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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宗法分封制早在公元前221年就被秦帝国郡县制取代，用封建概括此后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有点不伦不类；而且封建已成为愚昧、落后、黑暗的代名词，用黑暗的封建一sr2m
词概括古代两千多年文化也有欠公允。或许用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概念较为贴切。本文沿用封建一词均做加引号处理。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相当长的历史时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是和当时最为先进的精耕细作型农耕文明相适应的，有其历史依据。这种主要孕育于黄土高原和长江流域的小米、稻粗放耕作生产方式，都更有利于刺激早期人类智慧才干的开发和文明的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相应，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呈现出博大、开放、汇聚百川的特点，得以发展延续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古代在自然、人伦血缘关系、以儒家为主的正统思想三大纽带交织组合形成的强大凝聚力，有利于社会稳定，便于充分调动发挥大一统、整体的优势，从而产生高度繁荣发达的经济、文化。如韦尔斯《中国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成为鲜明对照，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即使非常独特
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
化外之邦
⑤。而这显然是唐宋租佃制生产关系远较西欧封建庄园经济优越的结果。
不过还应看到，在世界范围中华文明并非一枝独秀。不但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早于华夏跨入文明的门槛；即使在中华文明高度发展的周秦迄于宋明时期，世界范围也相继兴盛起希腊、罗马、阿拉伯等文明，东西方交相辉映。其中古希腊文明的城邦民主政治、罗马帝国的复兴运动在意大利兴起，此后西欧社会经历了取代自然经济、资本主义大生产取代手工作坊、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取代君主贵族的人治、人的理性冲破中世纪神学禁锢、科学战胜蒙昧等一系列深刻变革，并通过革命向工业文明迈进，实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⑥的巨大飞跃。而处于中华农耕文明鼎盛阶段的康乾盛世诸帝却专制愚昧、闭关锁国、钳制思想，顽固推行强化农耕体制、修补复制传统的重农主义举措，遂致中华帝国迅速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陨落。乾隆之后不久，便如道光帝所感叹的：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夷轻视也！⑦这是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较量的必然结局。
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放置在纵向历史流变和世界发展大势以及横向中外比较的时空坐标中，才能做出清醒、准确的定位。灿烂辉煌的中华古文明毕竟属于农耕性质的繁荣，是宗族农耕社会的产物。面临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以儒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不能挽救中国，早已为近现代历史所证明。如李大钊论及反映出来的产物，因它是大家族上的表层构造⑧。在向工业文明、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文化相应面临着转轨更新的变革。当前在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问题上，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树立向现代化转轨的，在现代化实践中用改革创新的视野对传
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加以审视解析，在这样一个文化坐标定位指导下决定弃取，并纳入新文化体系中融会创新。
呈坎村汲取传统资源的原则与取向谢尔盖
无论古今中外，在处理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课题。包括意识形态、方式制度、素质等不同层面中都含有一些跨时空、超阶级的共同因素。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和经验，可供汲取、借鉴的很多，并不只限于民主性的精华。中国历史上刚健自强、刻苦勤奋的精神，天下大同、克己奉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政治理想和准则固然要发扬；注重整体性、系统性、模糊性以及强调天人和谐的思想虽处于朴素粗糙层次，但却与后工业文明社会发展方向有不少契合相通之处，也都有可以吸收弘扬之处。传统文化中除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外，尚有与之既对立又互补的法家、道家、墨家、兵家、佛教以及明末清初带有启蒙性质的思潮等亚文化、反文化。如果从地域、民族差异的角度审视，则不应忽略，在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中，也包含着诸多草原文化、海洋工商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因子。我们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能轻而易举地到一些互相对立、相反的悖论。譬如农耕文明总体上存在着尊祖重孝崇古守成的倾向，但历史上也不乏与之针锋相对的主张。诸如秦始皇奉行以古非今者族，王充批判董仲舒奉天法古、嵇康倡言非汤武而薄周孔、王安石标榜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清中期汪中甚至一反孔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千古说教，宣称父若无道，不妨朝没而夕改可也
⑨。即使时时择语浑如哑，事事重思惧失行⑩正统形象之际，仍如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所云：妇女之轻剽好作乱，大抵不少慨见也。(11) 这正是传统文化内部矛盾斗争并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变化的内在依据。如果不把眼光局限于占统治地位的主文化，那么传统文化中可供汲取借鉴的优良成分大有可以拓宽挖掘的余地。特别是明清之际先进重科学、讲实际，高扬断义逐利、经世致用的主张以及负万死不回之气的革新精神，尤应大力标榜弘扬。而且即使在官方正统文化中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继承之处。姑不论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文化体系，即以阶级彩极浓的政治建设而论，廉政和效率是任何企望正常运转的政权所要解决的问题。隋文帝非燕享之事，所食不过一肉而已(12)，往往潜令人赂遣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
(13)；唐太宗为提高效率，推行五花判事制度，会签文书规定时限，稽延一日笞十，三天加等，以八十为限。并精简机构，将中央官员从二千多人裁至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14)。隋唐时期确立的科举制度曾分别为1791年法国大革命以及教科书(15)。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畅达的通讯运输系统，有效的组织调动人力、财力资源的行政机制，早已使中国的政治设施在结构上发展到与现代化社会的政治大体相当的程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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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鉴于文化具有整体性、系统关联性的特点，往往优劣融于一体，呈现出既是优点
同时也是缺点的两重性。例如传统的宗族农耕型文化讲究身心和谐、天人协调的内倾导向，务实、入世，避免了全国性的迷狂；但却缺乏探索、开拓、竞争、征服自然的进取精神。重人伦、宗族、整体的倾向，强调人对集体、国家应尽的义务、责任，鼓舞人们向心、凝聚、忠于民族、爱国、克己献身，这是今天仍应大力倡导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但这些优长之处在当时却是和浓厚的宗族血缘观念以及忠君思想紧密相连的，一定程度上是与社会的精神奴化基础之上。这种尊卑等级化、凝固化的结果，又成为妨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凝聚力、生命力、再生力及其前期显示出的大一统优越性和它的保守性、迟滞性及后期因不能适应工业文明社会变革而由盛转衰、被甩出世界发展潮流之外，其症结俱源于此。特别中国近现代是在工业尚不发达、并未经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潮涤荡的状况下，因帝国主义殖民势力逼迫挤压而被迫启动现代化进程；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殊死斗争又一定程度上掩抑、缓冲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在这种超阶段飞跃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难免出现文化的错位与失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过程中便经常因封建习惯势力影响而变形走样，并步入误区。平均主义、大锅饭表面上与社会主义公有观念接近，实质上却是等贵贱、均贫富绝对平均主义酿造的苦酒；建立在压抑个性、专制独裁基础上的整体利益、宗族本位，形式上也与集体主义思想原则近似，在政治中却造成官本位、家长制、终身制，粗暴地践踏民主原则，把一些富于创造性的合理选择也一概视为个人主义加以扼杀，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当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1957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失误，便主要是这种文化错位、即封建遗毒对马克思主义扭曲变形造成的恶果。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呈现为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宗族农耕型特质，而其自身又是包含着多种成分和倾向的复合体。认识、评价传统文化和弘扬传统文化是两回事。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时空定位及评价其社会效应时，务求客观、实事求是，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能只看玫瑰花不揭癞疮疤。而在探讨如何利用传统资源建构新文化时，则应更为鲜明地体现主体选择性和创造性。对传统文化的筛选、过滤，其实也是今人对传统的建构与发明。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建构取舍的标准要体现前瞻性、开放性、前沿性、先进性。与此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传统文化中的腐朽落后糟粕是一种客观存在，必然要或隐或显地对实际生活发生影响，肃清制约人们价值取向和行为的封建毒素，摆脱旧传统习惯势力的桎梏裹缠，同样是建构新文化必不可少的前提。
新文化的本原与建构路径
自明末中西文化频繁交流碰撞以来，在建构新文化以及处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关系问题上便始终存在着中西体用之争。这一争论不仅涉及对中西学的态度，而且关系到对中西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评价与选择。抛开历史上一些口号的特定内涵不谈，仅就形式而言，这种争论大体可归纳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和综合创新三种意见。如果不把中体诠释为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或传统的社会制度，而是强调发展新文化应以中华民族为主体，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当然有其合理之处。同样，如果把西体解释为并非将西方现行制度
不分良莠盲目照搬，而是强调以西方现代化实践中积累的先进经验或以西方工业文明孕育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导向，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实际上这两种观点多少分别带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倾向。第三种态度则不去计较字面上的体用之别，而是从实际出发，兼取中西文化之长，创造中国新文化。事实上，早在明末中西文化碰撞之初，徐光启便曾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主张(17)。20世纪初，李大钊高瞻远瞩地提出以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创建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又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三新文明(18)。所谓第三新文明，实际上就是融会东西文化之长、有中国特的新文化体系。张岱年先生继承这一优秀传统，概括成高扬民族主体精神，以开放的胸襟、辩证的态度综合中西文化之长的综合创新理论。综合创新论跳出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显然比简单判别中西体用高明可取。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一度兴起两个影响颇大的文化建设口号。敏泽先生在高度评价张岱年综合创造论之后，表示惟觉提出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综合创造论，似更准确。又据他说明，这意见得到了张岱年先生本人的赞同。敏泽并且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而且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唯一出路。(19) 但是，既然在敏先生看来传统文化中包含多种成分，那么笼而统之不加区别地提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就只能在客观上造成思想混乱。如果说，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要从这样一个由各种文化成分组成的客观现实出发，从此起步，当然无可厚非；但这却不是简单的传统文化一词所能概括得了的。传统文化基础论的失当，不但表现在忽视新中国经历了影响深
远的重建与变革；而且还在于对现代化实践对建设新文化所起的重大作用置之不顾。与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相类似的，还有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口号(20)。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进行分析批判、对工人运动实践加以总结并吸收汲取人类文化遗产优秀成果基础上构筑起的不断更新发展的思想体系，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上讲不通，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的倒退。
如果我们从文化的来源、本原的角度审视中西体用之争，当能更清楚地显示出各奉中西为体和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观点的偏颇。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八条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向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在从物质变精神的过程中，却必得经由人类实践的渠道，才能把客观物质世界和认识主体的心理活动沟通，从而转化产生出精神产品。因而人类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或者说人类的文化本质上都是实践的产物。无论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前人创造出来迄今仍发挥影响的文化遗产，是文化的不同支流。对于新文化来说，它也是一种源泉，但却并非新文化的本体、本原。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之间如李大钊所形容。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应有体用二元的对立与区别；而唯有实现现代化的实践本身才是检验真理决定弃取和发展新文化的本体。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是古代中世纪小农自然经济生产活动和宗族血缘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如果不发生向工业文明的生产生活实践转轨，后滕久美子
就根本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同样，脱离现代化的社会实践，西方工业文明的精华也不可能真正在中国本土上扎根开花。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20) 改革开放的实质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而生产方式调整、生活方式变革，必然引发传统价值体系产生深刻的裂痕。只有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中才有可能强化竞争观念、效益观念、法制观念和开拓意识、民主意识，建立起中国特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现实生活中，深圳、珠海等特区人重竞争、讲效益、快节奏，在价值取向等方面发生了有别于传统观念的重大转变，便明显植根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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