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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22日，国家图书馆在善本库开辟专库，作为敦煌遗书特藏库，将馆藏的1.6万余件敦煌遗书妥善保存。图为工作人员在展示遗书修复过程 倘若22年前，在英国萨塞克斯的第一次“敦煌遗书保护研讨会”上向世界各国专家描绘这样一个场景：未来，无论身处何方，都可以在世界性的网络数据库上，免费查阅到全球各地所藏敦煌文献最为清晰的数字图片，或许会被取笑是痴人说梦。rbw
今天，全球最大、最具雄心的敦煌学合作项目――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已成为保护、研究敦煌文献的国际合作典范。
自1994年成立至今，全球共上传敦煌西域文献数字化图片460357拍。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上传图片133402拍，英方约158000拍。学界对敦煌西域文献的需求，由此大获满足。 大英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IDP项目主力，仍源源不断向网络输送着敦煌精美的画作和珍贵的文字章节。
若此项目最终完成，预计图片将超过100万拍。
季羡林曾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而IDP项目，将中英紧密相连。
失落就需要反弹
敦煌，之于每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某种挥之不去的惨淡记忆。武汉光福7号
1900年6月22日，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无意间发现日后举世闻名的敦煌第17窟，“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
奇观，闻者传为神物。”然而1907年和1908年，洞中很多精华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送出中国。
如陈寅恪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自动化仪器仪表“80年代中国的敦煌学为什么落后？就是因为看不到原件。”中国国家图书馆IDP项目第一任负责人林世田告诉《?t 望东方周刊》。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国图老馆长袁同礼意识到，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光靠伯希和提供的敦煌写本照片资料远远不够，“我们得去，去拿。”遂派人赴法英协助外方进行敦煌遗书的编目，并对外藏重要的经史子集、藏外佛教文献等资料拍照寄回。这些资料的影像回归，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敦煌学的发展。
二战后，此项工作搁置。直至上世纪60年代，英、法、中所藏敦煌遗书开始互换缩微胶卷。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料获取的困难，但很多文字仍难以释读。
“为了看那些缩微胶片，我们在图书馆里一点点摇着机器，看一个小时，机器的灯泡太热，就要关掉降温，再继续。”林世田回忆。
当时已经出版了根据缩微胶卷影印成册的黑白图册，然而，“字的颜，纸的纹路，都无法反映原貌。”他说，过去日本敦煌学之所以领先中国，也是因为“他们去英法看原件很容易。看不到原件，我们永远落后”。
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藤枝晃应邀赴南开大学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后有讹传称藤枝晃开讲便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引起中国学者不满。
以季羡林为首的22名专家联名上书中央，创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等中央领导批复拨款100万元，其中17万余元拨给国图，建立国图敦煌资料研究中心。落后多年的中国敦煌学才得以快速复苏。
“神话般的开局”
1993年，时任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欧洲代表的刘锡棠，负责资助通过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科学院赴
英访学的中国博士后，一位中国学者的访学报告，引起了这个中国人“对于敦煌无聊的好奇”。
参观大英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后，此前对敦煌只知一二的刘锡棠发现，1901年到1916年间斯坦因自中国运回的藏品，大部分还只是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大英图书馆中，而未曾广泛开放给研究者。
他觉得，“自唐代始，丝绸之路便是中国与世界关联的纽带。敦煌遗书的价值完全不止于中国，是全世界的重要遗产。”
不只敦煌藏品，包括中国境内丝绸之路其他遗址出土的重要文物、绘画以及超过20种语言文字的写本，流散世界各地。国际学者面临的大问题有二：其一，仍有大量藏品亟待修复和编目；其二，藏品分散，学者难见敦煌遗书原件，更难以利用、研究。
这也正是当时世界敦煌学最大的难题。
“我们流失的，暂时回不来。但现有的也不能轻易给你看原件。”林世田说，“敦煌遗书毕竟是1000多年的历史文物，你也看我也看，那不行。”
氧化铟彼时，如林世田所言，“大家都在寻新的途径，怎样既利于保护又方便学者研究。”
1993年，“敦煌遗书保护研讨会”上，大英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几大敦煌文物收藏机构继续探讨，当时刚刚完成博士学业的魏泓（Susan Whitfield）提到了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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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网络还非常年轻，没有多少网站，也没有多大的储存空间，几乎所有人都质疑，为什么要提出电子化这个方案。”IDP总负责人魏泓向《?t望东方周刊》回忆。
水性聚氨酯幸运的是，“每个人都希望一起在文物保护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1994年，在中英奖学金基金会的支持下，一个5年、2.5万英镑的IDP计划出现，魏泓被任命为协调员。IDP旨在为世界敦煌文献收藏机构解决藏品保护和编目，构建合作交流的平台。各收藏机构共同建立完整的网上数据库，目录数据和高质量的数字化图像相链接，并附有其他相关信息，使各国学者能充分利用藏品。
然而，这个“神话般的开局”面临着诸多难题。“事实证明，难度超出想象。”魏泓说。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完成”
当时各藏品编目还在进行中，鲜有电子名录，且记录混乱。仅就英国图书馆而言，斯坦因3次远征中国及中亚地区带回的藏品，敦煌遗书只是其中一份。藏语和其他语言书写的手卷当时为其他部门管理，此外还有斯坦因在罗布泊、塔克拉玛干沙漠或者古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超过15种语言和笔记的手卷。它们保存在不同的机构，采用不同的编号和保存方式。
1994年起，魏泓着手设计数据库，并详细制定IDP的标准规范，细化到清晰度的要求、图片录入、处
理过程的步骤，甚至命名规范。1998年IDP数据库建立，首批超过2万件手稿上传至网络，人们终于明白了IDP的可能。
2001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第一个合作伙伴，加入IDP 项目。
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回忆说，合作伊始，印象最深的就是魏泓对于“标准”的坚持。
英方为中方配以最精密的PHASEI数码扫描设备，制作敦煌写卷的高清晰图像。“但是扫描出来的纸都有纸毛，显得不漂亮。”张志清说，“按国图以往普遍的数字化标准，这就足够了，我照一张600DPI的，转成300、400DPI就可以直接上传。”
但按魏泓要求，“修图要至少两个小时，图片边缘放大，脏的地方一点点抹去，速度非常慢。”张志清说。中方提意见：“要这样下去，IDP不知道要做多少年。”
“一些人希望能够快点做完这件事，我们始终觉得应该考虑长远，用高标准来要求是正确的。”魏泓说，“不过学者们通常会感到沮丧，特别是中国学者们会问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完成？”
7年时间，IDP形成“分布集成”的合作方式，在国际上每个合作机构设立服务器，负责上传本地所藏的包括敦煌遗书在内的丝绸之路文物文献。
对于读者来说，在IDP网站可以“集中式”检索，比如输入“妙法莲华经”，立刻会出现中、英、法等各个国家藏馆的资料。
盘活了敦煌学
如林世田所言，IDP不仅是一个数字化项目，“它作为平台，通过国际会议交流、学术讲座，把整个敦煌学盘活了。”
通过IDP，交流最多的是敦煌遗书的修复问题。
“日本人过去怎么修？在敦煌遗书的背面裱褙。这也是我们馆最早时候的做法，是中国传统字画的装裱方式，拿一张宣纸在背后通卷托裱，更结实。”林世田介绍，“但敦煌卷子背面都是有信息的，一裱褙，查不出来了。”
西方的修复则是使用化学胶水，或者在敦煌卷子上包裹丝网，“破坏非常大，丝网很细，时间长了卷子都碎成渣。”
中国人提供了4点意见：其一，抢救为主，哪儿破补哪儿，最少的干预；其二，整旧如旧，保留原卷一切历史信息，最好保持在现有的状态不再改变；其三，可逆修复，避免通卷托裱，修好之后想拆随时可以拆掉；其四，保留完整修复档案。
国图的敦煌遗书长约1万米，按此原则已修复6000多米。英国人也承认自己过去的修复是一种“善意的破坏”。“国际上的学者交流，慢慢统一了修复的原则和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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