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经过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
、江西、广东
4个省举行秋收，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
问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纠正了陈独秀
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
的总方针。会议决定派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边区组织秋收起义。8月12日，由共产党员卢德铭
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到达修水县城，并与8月下旬抵修城的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在本县山口统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度
、余贲民
任正副师长，下设4个团，1、4团驻修水，任前敌委员会
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总指挥机关设在县城，修水地方党组织积极配合，发展武装，组织众支持起义军。师部参谋长何长工
、副官杨立三
，根据前敌委员会指示，在修水设计并制作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
和臂章。“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9月9 日，震撼世界 的秋收起义首先在修水爆发，起义部队在修水县城举起义旗，向长沙挺进。途经渣津，与收编的邱国轩第4团汇合，并攻克了敌盘踞的朱陂厂，在进攻长寿金坪受挫后，返回修水台庄，后接指示，挥师浏阳文家市，与2团和3团会合后，跟随踏上前往井冈山的道路。
八七会议结束后，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成立前敌委员会，任书记。9月初，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是叶挺独立团
的新兵组建的），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
和浏阳
的农军、鄂南崇阳
和通城
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
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起义前又收编一部分原黔军武装为第四团。卢德铭（原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任师长。起义的目标是夺取长沙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
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众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某些指 挥员指挥失当，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9月14日，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处境十分困难，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即三湾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10月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得到当地武装袁文才和王佐的帮助，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比较，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是乌鲁木齐亚欧博览会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并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这次起义虽然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起义遭到严重挫折后，及时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起义部队在农村中从小到大地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道路，是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起点。
背景
秋收起义的爆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创建了我党第一支工农军队，设计制作并率先起了我党的第一面旗帜，正如同志在诗词中所说的：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最后，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转兵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从此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们对秋收起义的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见仁见智，为了更好地纪念秋收起义，笔者以史实为据，就秋收起义几个历史问题进行理性思考，从新的角度解读秋收起义历史，试图抛砖引玉，以期揭开历史的面纱！ 一、关于同志领导秋收起义时的身份问题
由于同志在秋收起义中的特殊贡献，以及其后来的特殊地位，正确把握同志当时的身份问题，对研究秋收起义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许多历史文献资料中，有的认为 “八七”会议后，同志作为中央特派员，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有的认为湖南省委任命同志为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派同志前
周荣汉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年谱》中介绍1927年8月30日的活动为：“30日，出席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湖南秋收的最后计划。会议确定集中力量首先在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举行；成立以为书记的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并指定到湘赣边界统率工农武装，组织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彭公达回到长沙， “派和彭公达召集旧省委及各负责人，宣传中央新政策的精神及改组省委。公达十一日回湖南，泽东十二日在汉动身，……”（1）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给中央的报告中可知，当时、彭公达回到湖南概括为承任三项任务：改组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组织湖南秋收。在中央与湖南省委的来信等原始资料中没有到中央派陌生的亲人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的记录，所以第一种说法不准确。
《年谱》比较准确地阐述了同志当时的身份，如同志是当时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纠正了一些史料在“前敌委员会书记”前省掉 “中共湖南省委”的失误，但《年谱》中提到的派往湘赣边界之说同样不准确。从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来信中，中央开始
建议往湘南领导， “湘南特委以、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但这里必要明白湘南计划只是全省计划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2）而从湖南省委给中央的回信中可知，湖南决定只举行湘中，“（二）我们是以向长沙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的计划也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决定不以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但是湘南各县的计划及准备均已令有组织的各县切实执行，长沙开始，各县随之同时发动。”（3）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证实了这一计划改变的过程，“四、湖南计划。（一）的区域：以后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附注：缩小范围的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其时仅公达一人主张湖南全省，并要泽东即去湘南，当时因想在长沙即刻举行一个，于是没有坚持下去。”（4）从以上中央与湖南省委的往来信件中以及彭公达给中央的报告可知，同志是被中央派往湖南省领导秋收起义，当时拟派同志往湘南，后经湖南省委坚持，缩小范
步甲科围，“泽东持之最坚”（5），以湘南为重点的湖南全省变为“湘中”，为湘中的负责人， “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6）安源是计划县之一，所以接到当时属湖南省委管辖的安源（7）的信件后，于九月初匆匆抵达安源，召开了安源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8月18日沈家大屋会议精神、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会议精神，当从潘心源的汇报中得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和属湖南管辖的平浏农军滞留在江西境内的修铜时，对于主张用“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抓军事”（8）的来说，听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改变了 “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叶]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的武力，”（9）之初衷，从当时属湖南管辖的安源向属江西管辖的修铜发指示（这实属非常时期之非常之举），发完指示后，又急急经铜鼓赶往江西境内师部驻地的修水。铜鼓9月7号接到了的指令，修水8号接到了先俊转来了安源的通知，10日到达了铜鼓，因师部已于前一天举行起义，所以只到达铜鼓，没有到达位于修水的师部。同时卢德铭9月9日带着中央的指令回到了警卫团。从此，由湘中的领导人变成了湘赣边秋收的领导人。由此可见，同志成为湘赣边秋暴的核心领导者，并非当时组织的安排，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二、关于秋收起义指挥中心问题
研究秋收起义指挥中心问题，对于研究秋收起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对秋收起义指挥中心，一般以同志的活动地为重要标准，一说为“安源”，一说为“铜鼓”，有的网上文章甚至说“为什么将指挥岗设在铜鼓”，事实上“指挥岗设在铜鼓”的前提并不存在。笔者认为，作为指挥中心，应具以下几个条件，一是重要领导在此活动；二是重要领导在此活动时间较长；三是在此作出了重大决定和有重大事件发生等。
魏书生 安源和铜鼓在秋收起义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两个地方进行了秋收起义的积极准备，秋收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同志亲临了这两个地方。安源尽管召开了安源会议，但其会议内容主要是传达沈家大屋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常委会议精神，同时“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的布置”（10），特别是同志在安源的时间非常短，不可能在短短几天时间作出非常重要的决定，同时“师委会”没有一人参加安源会议。我们不能因为参加会议的同志后来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就确定安源是中心。事实上，安源应从属于长沙这个中心。尽管同志在起义前夕到达了铜鼓，但秋收起义所作出的重大决定不是在铜鼓作出的，同志到铜鼓只是组织实施沈家大屋会议和安源会议精神，而并非将指挥岗设在铜鼓，同样同志在铜鼓活动时间非常短，铜鼓中心说也不成立。
笔者认为，秋收起义的指挥中心当时有两个，一是长沙，彭公达和自武汉回到长沙后，在长沙积极进行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湖南省委围绕秋收起义召开了沈家大屋会议和8月30日、9月5日的省委常委会议等，多次研究秋收起义问题，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并研究了土地问题、旗帜问题、军队问题等（11）。长沙中心论毋庸置疑。第二个中心是修水，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在修水活动近一个月，在山口会议上组建了我党的第一支工农军队，并成立了“师委会”，特别是在修水设计制作了我党的第一面军旗，打响了秋暴的第一，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在修水，师长余洒度一直在修水活动，余洒度以黄浦同学的身份到处活动，非常活跃，从国民党的兜剿鄂南共匪近讯也可知，“修水方面，系余洒度主持，与黄埔的暴烈分子广通声气，聚众二千余人，有千余枝，骚扰赣鄂交界各县，鸡犬不宁。”可见余洒度在修水为秋收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四月的声音
从“两中心说”可知，秋收起义之初是两条线。一是由湖南省委领导下的湖南秋收起义，二是由中央军事部、江西省委、湖北省委领导下的江西秋收起义。《余洒度报告》中：“不久得通城刘某某同学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所有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度乃将此意转先俊同志。先俊同志以四面敌人包围，在修、铜恐不能立足，屡催度南迁。度以未得中央命令暂缓南迁。”江西省委在其秋暴计划中提出“省委完全接受中央的决议，
并斟酌各县的情形拟定秋暴计划如下：…………为指挥与联络的便利，应规定的起点，这起点必须是政治经济地位较重要而农运较有基础或已有农军势力的地方。兹拟定赣北的修水为起点，影响邻近各县与各县的联络，赣西以永新为起点，赣东以临川为起点。在上述起点的各县，省委应派得力的同志或临时组织前往准备工作，并指挥邻近各县的工作，同时须与省委发生密切关系（设专员交通，约密码电话）。在农军势力统治的县份，如修水、铜鼓等应即马上实行捕杀豪绅及反动派，没收大地主土地，建立农民政权，占据财政及交通机关，无限制的扩充兵力，解除反动武装，用革命委员会分会的名义发布政纲宣言…………影响邻近各县以至全省，与湘鄂邻近各县势力联合。”（12）由于卢德铭于9月9日及时赶回了起义部队，带回了中央军事部的指示；同志9月10日赶到了铜鼓，两条线并成了一条线，成为了湘赣边秋收起义。铁心的《从警卫团说到工农革命军》“…………赶了几天路，忽然接到一封药水信：‘为何许久不来，真是误事不少，务于明日午前赶到排埠…………前敌委员会毛令’。这样一来，对于我们余同志是出于意外的，想不到半天云里又来了一个命令他的人，心中总有点东西不能吐出，对于党权高出一切，自然不便作声。过了排埠以后，在依山傍水的某村午餐时，我们工农革命军的领袖才一起见面了”也反映了当时两条线并为一条线之史实。《访问宋任穷记录》中宋
任穷回忆：“回我们部队团部后，同志们告诉我，委员来了，现在是由毛委员领导。于是我把信和一些银洋（剩下的）交给了毛委员，并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说明宋任穷离开部队之前，浏阳农军不属于同志领导，回到部队后，才由同志统一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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