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事件
据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和《江南时报》日前报道，6月21日在安徽六安市和7月7日在吉林长春市，分别发生了两起歹徒从大街上劫持人质事件。两起案件的相同结果是歹徒最后都被当场击毙；而两起案件的不同结果是前一事件的人质——12岁小女孩儿被毫发无损地成功解救，而后一事件的人质———宝来车女车主则因被歹徒割破喉咙抢救无效死亡。 当媒体把成功解救小女孩的现场总指挥、安徽六安市公安局副局长杨长俊请到演播室做嘉宾时，又对长春警方因措施不当造成女人质死亡提出指责和质疑。到底警方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时，该不该将人质安全放在首位、将惩罚歹徒的目标放在次位？民众能否接受“和平解救”人质（在一定条件下先满足歹徒的要求）也不意味着警方失败的理念？整个社会是否在用“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双重标准评判警方的作为？目前的警察素质是否缺乏对突发事件的紧急应对训练？如何健全全社会的应急事件处理机制？如何从各个环节构筑社会对“失控”人的缓压、降温渠道，而不把矛盾都集中到警察暴力———这最后一道防线上。这一系列问题，恐怕是我们应从这一系列人质危机中“悟”出的东西。 当量1
11岁女孩毫发未损被解救
据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报道，今年6月21日早晨7时15分，在安徽六安市的皖西东路上，一名歹徒劫持了一个上学途中的小女孩。歹徒大约30岁左右，被劫持的女孩是当地五年级的小学生。歹徒将女孩拉到附近的一个理发店里，然后又将床板、椅子、电视等物品堵在门口，并用手搂着女孩的颈部，挥动着手里的刀一直在大声叫嚷。此时，小女孩手里拎着考试用具，吓得直哭。外面的围观众已达上千人。
接警几分钟后，六安市110民警赶到现场，一边稳定歹徒情绪，一边紧急向市公安局领导汇报。之后，该市公安局许刚局长、杨长俊副局长及一百多名武警、防暴警察、消防人员也相继到达案发地点。8时30分许，歹徒提出要见媒体，扬言要开记者招待会。他时而拎起匕首，时而抱起人质，情绪激动。
为保护人质，警方答应歹徒要求，先后安排了4轮记者与其进行谈话。其间，杨长俊副局长还以小女孩“父亲”的身份出面，以稳定歹徒的情绪。
当歹徒提出要见中央台《今日说法》记者时，两名武警装扮的记者伺机前往，并一直欲引诱凶犯靠近门口；但狡猾的歹徒并不上钩，他刻意与这些记者保持一段距离；时间很快走到了上午11时，此时距案发已有四个小时了。11时20分，“记者”与歹徒双方交谈了近40分钟。
这时，新消息传来，歹徒提出要中央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他就对小姑娘下手。
与此同时他开始往屋里和自己的身上泼洒汽油，手里还拿着很多打火机。情况突变，小女孩危在旦夕。她哭着说：“不要杀我啊，叔叔求求你了。”
电视直播这个苛刻的条件肯定无法办到，这个时候歹徒已经用刀抵住了小女孩的脖子，情况十分紧急。警方开始研究实施最果断的措施———现场击毙。因为就在中央台“记者”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歹徒情绪出现激化，因为他已发现要求无法满足。
11时30分，距离案发四个半小时之后，警方决定使用狙击手击毙歹徒，武力营救人质。随后，负责“采访”的武警以光线不足、电视画面不清楚为由，要求歹徒放开人质，靠近摄像机镜头观看效果。歹徒情绪有所缓和，放开人质，靠了过来。此刻隐蔽在大门两侧的突击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门而入。歹徒闻见动静，立即回身继续将人质挟持住，并用匕首顶住人质颈部意欲行凶。
现场的指挥一声令下，只听见“砰”的一声，与歹徒相隔不到一米的狙击手扣动扳机。
只听一声响，歹徒应声而倒，现场武警立即抱起被挟持的小女孩冲了出去。
看见人质成功获救，现场外面的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获救的小女孩除了受到一些惊吓，毫发未损。
警方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吴浩明，34岁，家住寿县农村，其妻一个月前与其离婚，精神受到刺激，时常对家人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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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创一十万不成劫匪杀害人质
据《江南时报》7月8日报道：7日早晨7时50分左右，一名男子在长春市北安路劫持了一辆宝来轿车，并挟持了该车女司机作为人质。围观众将试图逃跑的宝来车堵截后，警察迅速赶到现场。该挟持人质的男子与警方对峙两个多小时。
一位保洁员告诉记者，7时50分左右，一名男子从“刚记广州海鲜酒楼”东侧的胡同内出来，将路边停着的红宝来车左后侧车门打开，钻进了车内，用刀劫持了车内的女司机。坐在女司机旁边的孩子特别机灵，一下子打开车门，跑下了车。但试图反抗的女司机却被该男子用左手抓住头发，右手的刀子架在了其脖子上。女司机受到惊吓，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住地大声尖叫，臂部有两处被刀划伤，不断地向外流着血。劫匪不停地让女子把包交出来，但女司机可能是吓着了，并没有将放在胸前的包交给劫匪。
警方该如何应对劫持人质危机
此时宝来车向前行驶了5米左右，一辆快速驶来的出租车突然停在该车前面，将该车堵住，无法继续行驶的宝来车便停了下来。围观的众越来越多，有人拨打了“110”报警，有人拿出了棍子，准备救人。随后，巡警赶到了现场，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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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15分许，记者赶往事发现场。在距离现场几百米远处，便可看到上千名众站在北安路两侧围观。在北安路北侧、“刚记广州海鲜酒楼”对面的马路上，停着一辆车牌号为吉A－K2382的红宝来轿车，该车被一辆车牌号为吉A－C2843的出租车、两辆巡警车及一辆白宝来车围在中间。在红宝来车内，劫持人质的劫匪坐在车左侧后座处，用刀逼迫着司机位置上的女子。在宝来车四周，围着数十名公安民警，维持着现场秩序。几位民警正隔着只落下几厘米的右前车窗，与劫匪进行交涉，试图劝说劫匪放弃行凶行为。
被劫持女子的父亲告诉记者，女儿姓郭，是到此处送4岁的儿子上幼儿园的。早上8时10分，郭女士的爱人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只听妻子在电话里声嘶力竭地喊救命。当他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时，郭女士只是说出事地点在北安路。
记者在现场看到，吉林省和长春市公安部门领导、市政府有关领导先后赶到现场，指挥解救被挟持的人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9时20分，警方一边继续与劫匪交涉，一边加紧部署，准备采取必要的行动。
9时40分许，一着便衣的男子匆匆赶到现场，手中拎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塑料袋，看上去可能是钱。据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公安民警带来的正是劫匪要的十万元钱。警方准备以此换取人质的安全。但经过又一番的交涉，劫匪并没有就此停手，仍不同意释放人质，双方仍隔着车窗在对峙。
10时30分许，一位特警突然来到车窗旁，双手高高的举在头顶，手中握着一把手。现场所有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随着警方交涉人员的一侧身，特警的响了，“啪啪”两声，然后是一秒钟左右的停顿，随即又是“啪啪”两声响。这时，早已做好准备的民警立即冲到了宝来车旁，打开车门，向外抢救人质，抓捕劫匪。
宝来车前门被打开时，被劫持的郭女士颈部向外冒着鲜血，长长的头发被血染红。早已在附近等候的“120”急救车立即上前，以最快的速度将郭女士抬进急救车，送往市中心医院。此时，劫匪也从被打开的车门里摔落在地，抬了抬头，看了一眼四周，便当场毙命。20多分钟后，一个不幸的消息传了出来，人质抢救无效身亡。
警方该如何应对劫持人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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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质的生命安全应放在首位
读者武志兰在《中国青年报》上就此事发表言论说：警方面对劫持人质歹徒，应将人质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文章说，罪犯虽被击毙，但女性人质也被罪犯同时下了毒手，从人质安全的角度上讲这次人质事件的处理是失败的。
罪犯人质的目的是取财，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先行满足罪犯的要求，给他提供金钱稳住他。罪犯的下一步要求肯定是得了钱财后的安全逃离，为了人质的安全，参与营救的公安部门也应该满足罪犯的要求，“协助”他逃离。从此案看，公安干警与罪犯一直在短距离内对话，长达两个多小时，我们对罪犯的体貌特征、口音等都有了初步了解，为下一步查明罪犯身份、抓捕罪犯创造了条件。可以这样说，只要掌握了犯罪分子足够的身份资料，就是我们的公安部门为了人质的安全把罪犯在短时间内放跑了，最终我们还是能够把他抓捕归案。
在人质事件的处理上必须考虑到成本的付出。生命无价，最大的成本莫过于人质的生命，所以处理这些案件时人质的生命是第一位的，金钱的损失在生命面前是次要的。从本案看，罪犯才十万元，应该不算多，公安部门应该为人质的安全考虑，让其得到满足后离开，抓捕工作放到下一步。在人质仍在罪犯手中就直接冒险击罪犯，主要是出于对罪犯逃离后再度危害社会的考虑。在这方面考虑过多，人质的安全就不能保证，说得严重了是拿人质的生命与机会“赌博”。因为当人质被罪犯的利刃架在脖子上的时候，击毙罪犯的行动会存在下列变数造成人质受到伤害：一是不能击中罪犯要害。二是罪犯虽被击中要害但在死亡之前仍有能力向人质下手。
事实证明，当犯罪分子通过利刃、爆炸物挟持人质的时候，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当场击毙罪犯的营救方案，对人质的安全性具有很大的威胁。在人质事件的处理上，人质安全是第一位的，各种方案的实施前提是保证人质的安全。长春警方人质营救失败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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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压倒一切应是警察的行动准则
中国公安大学治安系副教授王太元告诉记者，他是此事见报当天从郊区赶回市区乘坐地铁时，从身旁乘客的报纸上得知长春“人质事件”的：在“歹徒当场毙命”这句“好消息”后面跟着的，却是“人质不幸死亡”这句“坏消息”。
作为公安大学一个专门从事治安研究的人士，他说他从长春“人质事件”立刻联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人质死了，舆论惊呼“人命关天”，证明公众意识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而这是今后减少这类悲剧的重要因素。作为公安人员，他不仅理解，而且欢迎这类言论。
他希望此类言行不仅仅是对本次行动的具体批评，更应当是对相关机制、体制甚至社会环境问题的检讨。否则，“就事论事”地研讨本次行动，对长春警方似乎有点小题大做，对舆论而言又确实有点大材小用。他认为抛开全局去追究警察的责任，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长期、切实、有效地防止类似悲剧重演。他通过自己长期对类似情况的全面研究提出：必须依法确立一种安全保障顺序，以此作为所有警察从事一切工作的最基本依据。
他认为，警察的首要目标就是“保障人身安全”，与之冲突的其他目标都处于服从地位。生命重于泰山。
除执行死刑之外，不管执行什么指示或是完成什么任务，警察都不可损失生命。保护生命，不仅是被害人的，也包括警察的，还应当包括加害人的。因此，质问长春公安机关“一开始为什么不开击毙劫持者”没有道理：劫持人质是严重犯罪，但未必是死罪，而且也还没有被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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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状态处置：急需公安体制与警务保障改革
王太元还说，就全国类似的情况看，要科学高效地应对劫持人质等紧急状态，中国警方现有的教育训练体制、管理指挥机制、执法保障条件都需要全面改革。
从教育训练看，中国警察很长时期当“和平警察”，其教育训练的内容、方式、方法、
效果，都难于有效应对这类紧急状态。“9·11”以来，中国公众与社会都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中国警方也正在做多方面的努力，各地日益频繁地进行各类反恐演习，全国公安机关正在进行的“大练兵”等等，就是这诸多努力中的几个方面。
这类教育训练正在起作用，但不会像立竿见影那么快，而且一些问题也还需要逐步解决，例如，各地比较重视武警部队的教育训练，或者是“谈判专家”之类人员的培训，而较少对全体地方警察、尤其是科所队长以上警官进行教育训练，即使搞过，要么过分重视技术、战术的“硬”训练，要么只讲解一般
程序、操作要点、注意事项等“软”东西，而很少拿出若干案例进行从理论到实践、从技术战术到组织领导等全方位的教育训练。
警务指挥体制方面，中国公安机关长期习惯的分工细致、责任具体、条块结合、层级森严、请示汇报、程序死板的警务管理模式，很难科学高效地应对类似劫持人质这样的紧急状态的挑战。各个部门都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努力，但谁也忙不到点子上。
科学高效应付各种紧急状态，需要有完全不同于日常管理状态的特殊保障条件。中国公安机关处置紧急事件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的警务保障机制的健全与灵活，像目前这样浪费与奇缺严重并存，连日常管理都较难应付，又如何应对意想不到的各种紧急状态？
具体而言，要与歹徒谈判，就可能要暂时满足他的条件，但我们的社会有这样的专门经费和特殊程序吗？目前没有。长春这个歹徒只索要了10万元，还难不倒公安机关，但如果他要300万、500万，长春市公安局能很快解决吗？即使是市局局长当现场指挥员，恐怕也很难解决，至少时间可能拖得很长，歹徒也就可能失去耐心，行凶“撕票”。
更进一步讲，如果局长作主给了十万，歹徒却一走了之、短期内追不回来，他考不考虑上级批评、同事责怪、财经纪律？他会不会因为“擅自作主”而被撤职查办？如果歹徒提出要飞机、要出国护照、要释放同伙之类更难决定的条件，现场指挥员能像西方国家警察那样有临机处置权吗？如果没有，我们
又如何与歹徒谈判？我们首先就需要现场指挥员有“临机处置之权”，动辄汇报请示的日常管理制度，肯定不适合应对这类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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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质安全，就算圆满完成任务
王太元告诉记者，看到长春人质案件的报道后，他立即用“劫持人质”在网上搜索，全世界好几千条信息，仅仅是中国内地上半年所报道的，就有十多起。他认为解救人质，确实是公共安全危机应对中的一项工作，但要搞好这项工作，不仅仅是公安机关自己努力就行的事。
从政府来讲，整个社会管理体制静止、死板，不适应动态社会，尤其无法应付紧急状态。国家从去年“非典”后明确提出要建立紧急状态法制、确立社会应急机制，用体制变革和法制建设，确立统一运用全社会人、财、物力以科学高效应付紧急事态、确保安全稳定的应急机制、体制。我们不仅要研究紧急状态下的危机处置，还应当研究日常情况下的各种突发问题的联动机制，有了全社会各方面的相应机制为基础，中国公安机关处置公共安全危机的能力，就肯定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在危机处置中，公众也有问题需要检讨。单是层层叠叠的围观，便是公众在公共安全危机处置中的大问题；再加之舆论的“裁判”，更是让警察陷入“两难”选择的境地：以长春的解救人质为例，我要是现场
指挥员，就肯定左右为难：歹徒已经越来越穷凶极恶，一定要当场解决问题，人质会有危险，无法向亲属、社会交差！但真是放他离去，被劫持人已经无力开车因而有可能出事故不说，在成千上万人眼皮底下让罪犯走掉，众同样会骂！而且事情还有另外的可能：罪犯利用人质生命暂时逃脱，然后利用警方无力监控的时机杀死被劫持人，如果结果如此，我们一线指挥员还能不被炒鱿鱼而继续当警察甚至当领导吗？
王太元认为，我们目前社会的认知，存在一种双重标准：人质死了，会把尊重生命提出来；如果为了人质，暂时满足了歹徒的要求，又有可能会被指责为“屈服”和“无能”；整个社会还没有一种能宽容地看待“和平解救”人质（在一定条件下先满足歹徒要求）的环
境。
他分析道：劫持人质的结局本来是多种多样的，但媒体和公众往往只接受“被劫持人安然无恙而劫持人当场就擒或者当场被击毙”的理想状态，而对被劫持人受伤、尤其是罪犯逃逸之类状态，则往往视为“行动失败”，不是心平气和地接受而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挑剔。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管理者应当学会接受次优结果：“软弱”地答应条件换取被劫持人的生命安全，甚至让罪犯暂时逃离现场，然后再采取新的行动制服罪犯。我甚至希望媒体这样宣传，对于“解救人质”而言，只要人质安全，就算圆满完成任务，其他一切以后另说。因为如果领导、媒体、众都求
全责备，势必使现场指挥员、实施者背上“想赢怕输”包袱，一边做事一边担心别人说什么，结果肯定只能是越怕输却输得更惨、输得说不明白。站在当局者的立场考虑问题，恐怕会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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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暴力应是最低防线
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葛洪先生认为，在短短十几天内，连续发生两起歹徒从大街上滥抓无辜做人质事件，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人们敲响“警钟”：必须积极正视由心理危机引发的社会问题，必须立即开始寻求危机的解决之道。
婴幼儿营养与保健他说，在《今日说法》的节目中，我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就是歹徒把刀架在12岁的小人质脖子上，说：“我没别的办法，我只有这么大能力。我只能干掉她，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这名34岁的罪犯，家住寿县农村，其妻一个月前与其离婚，其精神受到刺激，便引发了这一系列悲剧。
来自公安机关的统计显示，2000年以来各地发生的一些重大杀人、爆炸等暴力案件，很多犯罪嫌疑人并没有明显的犯罪动机，很多都是在“不顺眼”、“心里不舒服”等心理作用下的一时冲动，而这类案件还在逐年增多。
在分析2003年两起特大杀人案（黄勇，连夺17条人命；杨新海，杀害67人）在社会上引发的“地震”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专家李玫瑾曾分析指出：“他们如此残忍无情的背后，就是心理长期被压抑、扭曲没有得到及时的缓解和纠正，最终形成了明显的反社会人格。心理的扭曲是他们犯罪的根源。”
三集五大医学研究表明，在我们当前所处的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现实的压力迫使大家不停地向前冲，人中充满了压抑、焦虑、烦躁、愤怒、失落、紧张、恐惧等心理问题，一旦某个人在心理底线、心理出口和心理容量上急剧扭曲，心理危机得不到重视和疏导，就无法主动化解心理危机爆发带来的不良后果，最极端的后果就是宣泄性的杀人等暴力犯罪。从医学上说这些人其实是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一位曾审讯过杨新海案的民警就曾感慨说：“（杀人）其实成了他心理上的一种减压和宣泄！”
王太元也建议，全社会都应从各个环节构筑整个社会对“失控”人的缓压、降温渠道，而不把矛盾都集中到警察暴力———这最后一道防线上。他说，一些地方出现的从逐级上访到越级上访再到暴力上访，其实就是由于有关单位和领导措施不力，把矛盾一点一点激化起来的。
据悉，目前在国内的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解决人们心理危机的一些实用举措正在落实：北京、上海等城市建立了心理和危机防范专门机构，广东等地的公安机关引入了“心理辅导”工作机制。5月下旬，杭州也正式建立了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
■文/本报记者张倩北京青年报： 2004年0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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