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
国文学研究
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０８．０３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个勇于探索，视写作为生命的作家，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她以个性和激情赢得无数读者的拥戴，也因不守常规离经叛道而受到众多反对者的诟病。在文字的天地里，她用爱情、
贫困、死亡、希望等为基点，构建出了一个独特的虚拟的精神世界，阐发了自己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理解。
带有自传彩的小说《情人》无疑是杜拉斯最负盛名的著作。她以坦率的笔调回忆了自己１６岁时在印度支那的生活经历以及与一个中国青年的初恋。小说于１９８４年出版后，获得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并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流行全球。《情人》出现在新小说衰落之后通俗文学逐步繁荣的年代，因此在不少读者的眼里，《情人》只是一部通俗的现实主义小说，这样的评价显然有失偏颇。 其实，杜拉斯在小说《情人》中，不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充满异域情调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她通过对主人公“我”与兄弟、母亲、情人三组伦理关系的描述，体现了自己的伦理观念和精神追求。 一、兄妹关系
在小说中，“我”对两个哥哥的感情是完全不同的。“我”爱二哥，称呼他为“我的小哥哥”，这也是当时当地人对于爱人的称呼。而对于大哥，却是极度憎恨，想杀死他。“我”对两个哥哥的态度，无论是情人似的爱还是仇人似的恨，都是有悖于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偏离了正常的兄妹情感。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家庭伦理秩序的错位呢？
在小说中，“我”的父亲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我”只在小说中断章支节的交代“父亲病重，病得快要死
了，几个月以后他就死了”。所有关于父亲的叙述都疏离冷淡，模糊不清，毫无生命力和具象感。由此可见，父亲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我”与父亲之间并未产生父女应有的情感。
因为父亲的缺席，正常父女情感的无处宣泄，“我”对于父亲的情感实际上是被两个哥哥所代替。因此，《情人》中的兄妹关系，也可看做是一种变相的父女关系。
“我”在《情人》中不停地提到两个哥哥的强悍有力，就像“北方地区乡下人一样强壮有力”，比起中国情人的软弱，“我”对哥哥们的强悍有力是自豪的。在这里，哥哥的强壮有力就是对父亲作为家庭支柱的象征。
波速测试仪小说里，“我”的两个哥哥实际就是一个完整父亲形象的两面。二哥是父爱的象征，也是“我”的恋父情结的直接承担者。而大哥则是父权的象征，他发号施令，而“我”不得不听从。小说中写道，“我的意念只有屈从于我的大哥”，“对我哥哥这种无声的命令我无力抗争”。
在当时的社会，父亲是家庭的统治者，父权秩序是社会
公认的家庭伦理秩序。杜拉斯出生于越南南部一个当时被称为交趾的地方，１８岁以前，杜拉斯有很长时间生活在偏远的农村，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她保持了一种远离社会主流的，近乎本能的道德观，她认为爱才是家庭伦理秩序的构筑基石，因此，杜拉斯在小说中表达了强烈的想用暴力打破传统父权秩
序的渴求。在小说的开头几页，她写道：“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我想要制服他，哪怕仅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她说“只有涉及到我的小哥哥”，“为了拯救我的小哥哥”，她才会去反抗她的大哥，昭显了杜拉斯希望的是重建一种以二哥为代表的，以“爱”为核心的家庭伦理秩序。
但是，二哥最后却死于战时，“我把战时同我大哥的统治混淆不清”，杜拉斯推翻父权，建立“爱”为本原的家庭伦理秩序的愿望没有实现。杜拉斯没有灰心，仍然在小说的结尾写下了她永恒的希望，她说她通过小哥哥的死发现了永恒，实际则是在诉说爱是永恒的。
二、母女关系
在《情人》中，杜拉斯用了大幅笔墨，描写“我”和母亲的关系。
母女之间由于天然的血亲关系，注定了两者要相互关爱。杜拉斯并不吝啬于在《情人》中表达对母亲的爱。“我”直呼母亲为“我所爱的母亲”，赞叹她“深邃的动人的美”。
但是，母亲对女儿却没有给予同等的爱的回报。母亲一生最爱的始终是她的长子。“我相信，我的母亲只把她那个唯一的大儿子叫做我的孩子。”而“我”无论做得多么出，都无法引起母亲的关注。有一次，“我”的法文考了第一名。“校长告诉她说：太太，你的女儿法文考第一名。我母亲什么也没有说，她并不满意，因为法文考第一的不是她的儿子，我的母亲，我所爱的母亲啊，卑鄙卑鄙”。
那么，是什么超越了血缘亲情，导致了亲子伦理关系的打破？
一是母亲对于男权秩序的全然认同，二是资本主义金钱观对人的异化。
欧洲的封建世袭制度规定，只有嫡长子才能受封上辈的爵位，因此，长期以来，长子一直被看成是父权的第一继承人，是家族的主人和象征。因此，当父亲死后，大哥就自然替代了父亲，成为家长。母亲对大哥不仅有着母子之间的爱，还有一种类似于妻子对丈夫的顺从和自豪。
同时，母亲自觉地站在男权立场上，用男权的眼光看待女儿，女性主义认为，男权思想把女人看成商品，女人在传统上被男性中心社会视为一种使用价值功能，并以一种交换价值流动在男性同盟之间。女人的价值就在于她承载了多少
高斯函数杜拉斯《情人》中人物的伦理关系解读
拉尔夫 斯坦曼○黄 鹄落雪梨花
摘 要：《情人》是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本文从兄妹关系，母女关系和两性关系三个方面出发，阐释了《情人》中人物的基本伦理关系，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中体现的对传统伦理格局的反叛，追求以“爱”为中心的新型家庭伦理观念和崇尚人的生命本体欲望和两性平等的情爱观。关键词：杜拉斯 《情人》 关系 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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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０３
男人之间交换的需求与欲望。
《情人》中的母亲因为女儿有了一个中国情人而大动干戈：“她的女儿遭到了极大的危险，将要嫁不出
去，不能为社会所容，从社会上被剥夺一切，毁灭，完了，将成为孤苦伶仃一个人……她尖声号叫，叫得全城都可以听到，说她的女儿是一个，她要把她赶出去，要看着她死，没有人肯娶她，丧尽廉耻，比一条母狗还不如……她哭着，哭她一生多灾多难，哭她这个女儿丢人现世。……后来她说，满怀爱意的说：你以为事情过去了？在殖民地你根本不能结婚，知道不知道？”
由此可见，“没有人肯娶她”，“在殖民地你根本不能结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母亲的愤怒所针对的并非是女儿的不检点，她要保护的也不是女儿的幸福。母亲真正担心的是女儿因为和有人种交往，就被从男人的彼此交换中除籍了，并且也不再承载男人之间交换的需求与欲望。当她再也没有男权中心视角中的交换价值，没有了男人之间换取利益的资本，母亲就充当了男权社会的捍卫者和执法者，惩罚她，想把她赶出家门。
那么在母亲的观点里，什么样的婚姻才能最高体现出女儿的价值呢？金钱无疑是唯一衡量标准。
小说中写到：“这个小姑娘，她也渐渐长大了，她今后也许可能懂得这样一家人怎样才会有钱收进。正是这个原因，母亲才允许她的孩子出门打扮得像个小娼妇似的……孩子居然已经懂得怎么干了，她知道怎样叫注意她的人去注意她所注意的钱。这样倒使得母亲脸上也现出了笑容”。
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在对被殖民地疯狂掠夺的同时，也带来了金钱至上，一切为了钱的伦理观念，从而导致了母亲和女儿之间的伦理关系——无论是血缘，还是情感关系——的全盘异化。
杜拉斯对母亲始终是爱恨交织的。在《情人》里，她有时把母亲和大哥划为一派，说“母亲就属于大哥一人所有了”而憎恶她，“该把她关起来，狠狠地揍，杀掉”。而有时又赞叹母亲的美，呼唤她的爱，为她的苦难而揪心。
杜拉斯在小说中给母亲安排了这样的结局：“在她死前最后几个冬天，她把绵羊放到她住的二楼大房间里过夜，在结冰期，让四头到六头绵羊围在她床四周。她把这些绵羊叫做她的孩子。她就是在阿杜和她的这些孩子中间死去的”。杜拉斯虽然没给母亲真正的孩子做陪伴，却用绵羊作为孩子的代替品，一方面体现了杜拉斯对母女伦理关系异化的不谅解，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杜拉斯想用自己单向度的爱，对母亲进行救赎。
三、两性关系
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人的本能欲望与伦理道德之间的斗争。封建时期，世界各文明民族都存在因过分推崇伦理道德而压抑人的本能欲望的情况。中世纪的欧洲用宗教伦理压制人欲，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最典型的体现。
直到２０世纪，尤其是受到了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西方作家才开始站在人的本能欲望的立场上，向禁欲的旧道德发难。杜拉斯便是最有代表的一个。
杜拉斯在《情人》中明确地表示，她之所以不顾种族差异接受中国情人，是因为本能中爱的欲望，这种欲望超越了当时社会的种族秩序，使她和中国情人结合。
而《情人》中体现的“爱”实际是一种结合的和谐。杜拉斯在小说中用多处描写优美的来体现她与中国情人的爱，她在小说中明确呼喊出了“我想要他”，说的结合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快乐，她“被引向极乐之境，沉浸在快乐之中”。
通过这种在两性关系上崇尚原欲，遵循快乐原则的观念，杜拉斯对当时社会公认的传统道德表示出无比轻蔑的态度。小说中提到了一位行为不轨的夫人，并用第三者的口吻将“我”和这位夫人归为一类：“这位夫人和这个戴平顶帽的少女都以同样的差异同当地的人划分开。这两个人同样都在望着沿河的长街，她们是同一类人。她们两个人都是被隔离出来的，孤立的。是两位孤立失的后妃。她们的不幸失宠，咎由自取。她们两人都因自身肉体所赋有的本性而身败名裂。她们的肉体经受情人爱抚，让他们的口唇吻过，也曾委身于如她们所说可以为之一死的极欢大乐，这无比的欢乐也就是耻辱，可以为之而死的死也就是那种没有爱情的情人的神秘不可知的死”。杜拉斯没有在《情人》中发出愤怒的激呼，她只是沉浸在爱欲的世界里，用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特有的两性观和情爱观，表达了对传统秩序的不在乎。她用她的不屑诠释了她的反抗。高中语文教学大纲
杜拉斯要求男女在两性关系上的地位平等，但是，《情人》中的“我”却恰恰处在身份认知的夹缝中。“
我”虽然是宗主国的白人，却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少女；中国情人是有人种，却又是当地巨富的独生子。在当时的印度支那，即今天的越南，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因此，两性关系的天平是向中国情人倾斜的。为了弥补这种差距，为了在崇尚秩序的社会伦理和崇尚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中到平衡，杜拉斯强调了中国情人的怯懦胆小，依靠父亲寄生；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勇敢坚强，颇有主见，在两性关系中始终占有主控权。杜拉斯用她在两性过程中的强势，来愈合其两性地位上的劣势。
当中国情人屈服于传统的人伦孝道和家族秩序，抛弃白人少女而娶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中国女人，杜拉斯苦心营造的平等格局就被打破了。于是，杜拉斯便拉长了时间的纬度，设置了一个著名的开头：“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杜拉斯用中国情人对她几十年来跨越时间跨越容貌的忠贞爱情，补偿了他当年碍于社会伦理道德而做出的遗弃，从而完成了一次两性关系平等的终极回归。
杜拉斯通过《情人》中伦理关系的架构，表现出她对所处的时代社会的形象思考。其中对传统父权的否定，对新殖民扩张时期金钱异化的反思以及对爱和性的肯定与追求，都在伦理层面透露出明确的情感倾向。对旧式伦理的摒弃，对新型关怀的设想，成为杜拉斯小说所蕴含的新气象。参考文献：
科学论文怎么写［１］玛格丽特・杜拉斯．王道乾译．情人［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劳拉・阿德莱尔．袁筱一译．杜拉斯传［Ｍ］．广州：春风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许俊．当代法国伦理思想［Ｍ］．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吴元迈．２０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五卷）［Ｃ］．南京：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蔡振兴．法国女性主义：伊莉佳莱论他者［Ｊ］．中外文学，１９９２．
［６］张卫中．女权主义・另类生活・青春赞歌——杜拉斯〈情人〉主题内涵阐释［Ｊ］．名作欣赏，２００４，（８）．
（黄 鹄，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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