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别的文化属性
文学与性别的关系是古老而有趣的课题。许多时候，人们总是兴趣盎然地用性别来说明文学的某种风格或气质——文学似乎天然的存在着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分别，前者豪放刚强，后者婉约细腻。南宋的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如是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 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秦观的诗被世人叽为“时女伤春，终伤婉弱。”元好问则是直接称之为“女士郎”。文学史上，类似的比附屡见不鲜。这样的比附咋u明显贬低婉约派的同时，还隐约着一种性别认识论上的设定：女性和男性在气质上的分别是先天的，自然形成的。男性之阳刚、粗矿、豪迈与女性之阴柔、细腻、婉约、自然而然地与体制状况、身体结构以及染体这些自然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生物学因素决定了男人和女人在性别气质上的本质性差异。长期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但女性主义者和同情女性主义的人们终于发现这种性别知识中隐藏着父权和男权意识形式的运作痕迹。如同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
对“神话化程序”所作的分析，意识形态往往是通过自然化和去政治化的一系列程序而产生作用的。于是，性别知识的去自然化和重新政治化就成为女性主义的首要人物之一。在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作《第二性》中，西蒙娜。德。波伏特振聋发聩地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中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第二性》用了大量的篇幅，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主义角度试图阐明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女性的生理状况并不是女性处境的必然原因。事实上，男性中心社会早已事先设置无数规范指定女性的成长过程。从“人”（man）这个语词的意义看“人就是指男性。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所以她被称为‘性’，其含义是，她在男性面前主要是作为性存在的。她就是性—绝对是性，丝毫不差。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这样，性别范畴波伏娃纳入社会权利结构中予以考察。对于女性主义而言，《第二性》是意义 在于完成了性别的去自然化，为性别的文化社会建构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波伏娃对性别奥秘的发现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家尤其是女性主义者开始把“性”（sex）和“性别”(gender)作出严格的区分。前者指生理性别，即两性之间的自然差异；后者又称之为社会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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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指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尽管将社会和生物性别真实地截然区分开来是困难的，但是在概念上是区分是很有价值的。社会性别的概念能够清楚地表明，关于性别的成见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绝不是‘自
然’的………作为一种社会构成，它是可以被消除的”朱迪斯-巴特勒受福柯后结构主义的启发，提出“性别扮演”理论，将性别结构又推进了一步。在她看来，性是性别的基础，瓦解男性中心的性别知识体系首先必须解除性的自然属性面纱。她明确地指出：生理性别其实与社会性别一样，都是被社会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没有本质的或天生的自然而然的性。不同的是，性或生理性别具有生物学的基础，能够更有效地隐蔽其原本具有的文化社会涵义。生理性别同样被切入社会权利结构网络之中，具有被规训的一面。对于巴特勒而言，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不存在根本的分别。究其实，生理性别就是社会性别。性别对于个体的意义不在于其原本原本或本质上“是”什么，而在于你“做”了什么或者你扮演了哪种角。因此，“做”一个男性或男性，“是一个对模仿的模仿，是一个没有原件的复制品”。所谓的男性本质或女性本质，事实上只是一种观念的构造，是一种性别形态。某种性生理器官必须表现出某种社会姿态，只是一系列意识形态制造的认为规定。巴特勒颇为激进，其性别扮演理论甚至对异性恋体制也构成了强大的威胁。
无聊是性别建构论，还是性别扮演论，其意图都在于挑战传统男权文化体系，在于瓦解建立在男性霸权基础上的性别秩序。长久以来，这种性别秩序深刻的嵌在等级森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认识论框架
中。这个人是结构建立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太阳与月亮、白昼与黑夜、文化与自然、阳与阴、男人与女人、父与母、理性与感性、男性与女性、坚强与软弱、外与内、尊与卑、主于从、中心与边缘、有序与无序…..两者的关系显然是不平等的。在传统的性别秩序中，女性处于从属的位置。男性为第一性，女心只能作为踏对立面和第二性而存在，是被压抑的他者。柏拉图的轮回理论很能说明这一点。他说男人爱智慧和理性，因此与哲学离的很近；而女性则是感性的生物，距离黑暗只有一步之遥。男性如果不爱哲学转世则变成女人，生命再次轮回，就只能向下沉沦变成黑暗的基质。结构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结构，无疑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因而，在一批态度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那里，“女性”这个概念几乎也就是“革命”的同义词。不少理论家也承认女性主义运动已
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作者大卫-施维卡特甚至有些夸张地认为：20世纪最有意义的革命不是俄国不是俄国革命也不是中国革命（每一个影响都是巨大的），而是不可逆转的、至今仍然在进行着变革，那就是女性主义革命，它证深刻地改变着人类性别关系。由于女性主义运动，“我们现在正经历着穿越人类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时刻”
曼彻斯特编码文学与性别
文学与性别的关系无疑是复杂的。持女性立场的理论家常常偏重于考察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和文学史中女性作家的位置，审查父权文化制度如何通过文学塑造来规训女性。审查男性中心的文学史有事如何遮蔽女性作家的成就和如何压抑女性的声音。
的确，“在没有哪种角度比男性如何想象女性、如何塑造虚构或描写女性更能体现性别关系之历史文化内涵了”。“由于女性形象在文学中仅是一种介质，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一个空洞的能指，所以她们总是被他们的男性创造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削足适履的扭曲变形。”历史地看，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或者妖魔化女性，或者神圣化的女性，这是女性形象扭曲变形的两个极端。人们很早就发现，在文学史上众多男性文本中，女性形象被截然地分为两种类型：要么是、妖女；要么是天使、贞女。“红颜祸水”是文学史中长盛不衰的故事，妲己、夏姬、赵飞燕、杨玉环，这些被称为“尤物”的女性美丽、妖艳、富于性魅力，又常常被视为国家社稷之颓败的罪魁祸首，一次次地成为男性失败历史的替罪羔羊。这些故事显然是男性想象的产物和男性欲望的投射，它满足了男性的性欲望、性幻想和推卸历史责任的双重心理需要。在西方古老神话故事中同样流行着这样的古事：夏娃诱亚当堕落；海妖赛壬以其勾魂的歌声诱惑航海者落水；美杜莎目光所及，变宝为石；美狄亚杀死亲兄弟，烧死情敌，最后为报复丈夫而杀死亲生儿子。在现当代西方文学中，另一种极端是把女性理想化和神圣化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大地之母”、“伟大的母亲”、“圣母”、“纯洁的女性”、“永恒之女性”、“家中的天使”……..歌德在《浮士德》中充满深情的说：“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上升！”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则赋予了黑人老母亲以拯救堕落南方的伟大角。在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更是充满了才子落难佳人相救的老套故事，这类故事甚至延续至今，演绎出各种各样的当代变体。妖魔化女性显然是对女性形象的削足适履的扭曲变形，而对女性的极度弘扬和圣化则遮蔽了女性真是的生活处境。如同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所指出的，男性作家常常把女性虚构成盖世无双的美人、虚构成和男人一样伟大甚至比男人还伟大的女性，但实际上她只是她丈夫的财产。
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和M.罗杰斯的《烦人的另一半：文学中的厌女史》都注意到了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西方文学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厌女症”传统。这一传统最初可以上溯到神话中关于人类堕落的故事和潘多拉盒子的传说。这两个故事显然都与神秘而又危险的性相关，它表证了“厌女症”的起源。男性文化把女性视为性动物，正是女性的性欲这个及危险的诱惑导致人类的堕落和无忧无虑的人类黄金时代的终结。从此，“女人、性和原罪常常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西方男权思想根本模式”“厌女症”传统一直顽固地延续至今、从劳伦斯宣扬女性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到亨利-米勒和诺曼-梅勒的性暴力美学等等，许多强悍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作家常常把女性卑贱化、性欲化和“化”，事实都一再表明“厌女症”所代表的男权思想在西方现当代男性作家的笔下仍然留下了斑斑劣迹，有时候甚至愈演愈烈。正如莱丝莉-菲尔德勒在《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中所指出的：19世纪文学中性感而倔傲的“玫瑰”到了20世纪，变成了海明威笔下的“美国”，而到诺曼-梅勒手里，更是每况愈下——“他使她更婊了” 。人民解放战争是什么时间?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同样存在“厌女症”倾向。这老套的“红颜祸水”故事和不断出现的“妒妇”形象中都有着明显的表现。其中在经典小说《水浒传》中尤为突出。同情女性的夏志清如是言：“《水浒传》中的妇女并不仅仅是因为心毒和不贞而遭遇严惩，归根到底，她们受难受罚就因为她们是女人，是供人泄欲的冤屈无告的生灵。心理上的隔阂使严于律己的好汉们于她们格格不入。由于他们的禁欲主义，这些英雄下意识地仇视女性，视女性为大敌。”有趣的是，中西文学还存在与“厌女
症”正好相反的“爱女癖”传统。在男性的社会里，女性充当审美对象的历史同样十分悠久。男性作家对女性美的热爱与膜拜是否隐含着性别关系的另一种形式？然而一些敏锐的批评家发现：在弱柳扶风、如花似玉、冰肌玉骨、软玉温香等等修辞描摹的背后仍然隐藏着男权意识形态。这里的审美实质上是一种赏玩、把玩和占有，是把女性客体化，用孟锐的话说就是将女性形象“物品化”男性的这种审美不是平等的，而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奴役。性别等级关系并没有因为这种审美而产生真正的改变。如此看来，男性文本塑造女性形象的修辞技艺与性别政治之间可能存在着种种复杂而隐蔽的关系，审美化可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诡计。
许多女性批评家都发现，性别政治同样深刻飞嵌入了各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之中。因此，揭示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隐蔽的性暴力已经成为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一项重要课题。在《思考女性》一书中，玛丽-艾尔曼指出了菲勒斯主义批评的一个明显的成规，一种“性别类比模式”：男性批评家在评论女性作品时，常常把眼光
CO2封存投向所谓女性气质上，总是习惯把女性作品当做女性本身，乐此不疲地对女性作品做胸围和臀围的测量。他们可以指责简-奥斯汀的小说“太女性化”了，反过来有责备乔治-艾略特的作品太没有女人味，批评她的男子气是装出来的。19世纪的女作家为了回避批评界的排斥，常常使用男性化或中性化的笔名，例如科勒-贝尔（夏绿遆-勃朗特）、艾利斯-贝尔（艾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玛丽-安-埃文思）、乔治-桑（露西-奥罗尔-杜邦）。夏绿遆为此解释说：我们不喜欢别人知道我们是女性——倒不
是因为我们当时怀疑自己的写作和思维的方式不具备所谓“女性特征”——而是我们隐约感到女作家肯定会遇到偏见，我们已经瞥见批评家有时是如何用人身攻击进行惩罚，用恭维奉承表示奖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表扬。《呼啸山庄》作家真是姓名披露前后评论的陡然转向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披露之前批评家们虽然也从这部小说中感受到痛苦、消沉、厌烦或者震惊，但还是有不少男性承认小说作者的艺术才华和思想的深度，认为这部小说是一位有希望的、也许还是一位伟大的新作家的作品。而披露之后，人们的眼光迅速从作品转向男性作家的私生活，口气也是急转弯直下。变成不屑与贬冊。
社科纵横
如果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批评家眼中，女作家创作和发表小说就好像“丧失贞操”一样让男人不快，那么，在中国古近代，情况表明上看起来似乎有所不同，古代中国至少有推崇才女的传统。据胡文楷的《历史妇女著作考》记述，有著作传世或见于文献著录的女性作家，从两汉到明末共计362家，而在清一代则高达3684家。但事实上文学史并没有给她们留下多少位置，绝大多数的女性作家创造都被忽略不计了。在男权中心的文学史中，女性作家显然常常处于匿名和缺席的状态。就连胡适这样的新式文学史家也曾经认为：明清“这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数虽多，但她们的成绩是在可怜得很。她们的作品绝大数是毫无价值的”艺术史同样可以提供许多事实证实男性权威历史叙事对女性艺术家的不公平和排斥。当代女性主义艺术批评家阿莱桑德拉、柯米尼为此曾提出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艺术史只有“表现主义之父”蒙克而没有“表现主义之母”科勒惠之？科勒惠之和蒙克都对他们所处的时代作出了同等力度的表现和描绘，但迄今为什么却仅仅只有一个蒙克？艺术史家之所以拒绝承认科勒惠之作为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现主义开创者之一的历史地位，理由可能在于科勒惠之太“社会”了。但是，与此同时，科勒惠之却又被排除在“社会现实主义”之外，原因又是她太表现主义了！这不得不让人有充分理由怀疑：“是因为性别，还是因为才华？”因此，介入文学艺术史的书写，挑战和解构男性主义文学史的经典化体系，重新发现或寻回女性文学艺术传统，就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家和同情女性文学命运的批评家们一项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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