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就•餐济•市協经济研究
otcbb金融化程度研究
张迪
(青海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青海西宁810000)
摘要：受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实体经济面临挑战，金融行业日渐繁荣，实体企业为寻新的利润增长点进入金融行业，"企业金融化”日益显现。以沪深A股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金融背景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金融背景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国有企业中，高管金融背景产生的正向作用更为强烈。
关键词：高管金融背景；产权性质；实体企业金融化
1研究背景及意义
近几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市场需求明显下降，短暂的生产中断后，实体企业生存环
境日益艰难、投资回报率明显下滑。而金融行业的繁荣发展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由于金融投资回报丰厚且行业周期短，实体企业为寻新的利润增长点，大量涌入金融行业。伴随着经济学对于高管行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从微观层面入手，研究高管金融背景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我国的制度及环境背景具有特殊性，国有上市公司中政企不分较为严重，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其高管更易受到自身异质性影响。基于此，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进行进一步研究，意义重大。
2作用机理及研究假设
2.1高管金融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金融行业的相关工作具有高风险、高压力、多诱惑等特点，面临一定的挑战，具有特殊性，基于此，构成了高度紧张、敏感的工作环境。金融行业相关工作人员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其工作时间也构成了一个“敏感区间”，因此，金融行业的工作经历会对其从业者产生持续性影响。这也表明，金融行业从业背景拥有烙印理论的三大要素，会给相关从业人员带来深刻“烙印”，此烙印会影响从业人员的思想认知和行为能力，从而进一步影响其金融相关投资决策。同时，从业人员基于金融背景所搭建起的人际关系及圈层会形成隐性优势。高管是对企业经营管理与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具有重大影响的核心管理人员，根据高阶理论，在组织中扮演核心角的高管团队，其背景特征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更为显著。高管的金融背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弥补企业资源空缺带来社会资本，进而影响企业金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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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提出假设H1：相较于不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占比越高，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促进程度越高。
2.2产权性质与企业金融化
依据资源依赖理论，高管人员对企业资产配置决策可能会受到终极产权性质的影响。基于制度规则、政府监管等方面差异，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投融资政策、公司治理等方面差异显著，因此，两类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的决策可能会受到影响。在我国，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实际控使者，政府通常是国有企业的“担保人”，基于预算软约束这一天然屏障的存在，国有企业即使在金融投资过程中损失部分财产，政府也会发挥财政“兜底”作用，对其损失给予补助；同时，政府和银行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可以为扶持服务地方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国有企业，干预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配置，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独立性，形成政府、国有企业与商业银行间的双重预算软约束。基于此，国有企业资金链很少出现问题，在金融投资方面风险较低。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由此在心理上获得强大支撑，若投资失败，对其影响较小。相较于非国有企业高管面临的高风险，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更为做松”，接受新的烙印从而缓冲旧有烙印影响的能力较弱。因此，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更易过度自信，进行高风险投资。
综上，提出假设H2：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占比越高，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促进程度越高。
联通宝视通3研究设计
选取2010—2019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按如下原则对样本进行了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房地产类上市公司;(2)剔除ST上市公司；⑶剔除相关数据缺失样本;(4)为了规避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水平的Winsorize缩尾处理。最后有3730个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3.1变量定义
借鉴杜勇(2019)的方法，企业金融化程度采用金融化资产与资产总额的比重进行衡量。参考国泰安数据库，将高管曾在监管部门、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期货公司、投资银行、信托公司、投资管理公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担任职位定义为金融背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产权性质(state)、资产负债比率(lev)、高管持股比例(sr)、董事会规模(board)、成长性(growth)、盈利能力(gp)、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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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结构(as)、企业规模(size)。
3.2模型设定
为了探究高管金融背景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首先构建了回归模型：陶希圣
FINRA T IO^=a^-pHHI_FINit+<pControlsa+ak+at+&t
式中，为企业金融化程度；HHI FIN*为高管金融背景;Co"/ro/sit为选择的控制变量;ak为行业固定效应;at为年份固定效应；雄为残差项。0测度了高管金融背景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如果研究假设H1成立，预期0应该显著为正，即高管金融背景能够显著提高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
4实证结果与分析
4.1描述性分析
样本中企业金融化最大值为0.372，最小值趋近于0，平均值为0.0311，中位数为0.0634，数据表明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差异较明显；高管金融背景最大值为0.444，最小值趋近于0，平均值为0.0486，中位数为0，说明实体企业中高管具有金融背景占比较低，由此可见在我国实体企业中，高管金融背景差异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已有文献相比均在合理区间。
4.2回归分析
对2010—2019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高管金融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进行回归分析。
以企业金融化作为因变量，基于公式(1)探究高管金融背景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高管金融背景的回归系数为0.01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高管金融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管团队中，具有金融背景的人数占比越高，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占比越高，对实体企业资产配置的影响越大，对实体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具有更为深入的认知。同时，高管具有金融背景，对金融投资信心越强，从而推动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动机越强，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基于此，研究假设H1得到数据的显著支持。
电化学极化为了进一步探究高管金融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分别对企业金融化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将国有企业产权性质记为1，非国有企业记为0。高管金融背景的回归系数为0.04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高管金融背景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更为显著。高管金融背景的回归系数为0.012，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综上得出结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中高管金融背景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更为显著。国有企业背靠政府财政，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具有资源和人脉的双重保障，更容易产生对过往经历的自信，导致在企业决策时，加大在金融行业的投入。基于此，研究假设H2得到了数据的显著支持。
5研究结论及对策
5.1研究结论
平湖十八楼实证结果证实了高管金融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金融背景与实体企业
金融化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1)高管金融背景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管理层的选拔上聘请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会加大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在思想认知、行为能力及社交圈层等方面都会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产生影响。同时，在国有企业中二者关系更为显著，国有企业的产权背景使得高管在金融领域的优势能更好地得到展现和发挥。
5.2对策
根据结论，通过约束高管人员的非理性行为可以遏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为响应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号召开辟新途径。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1)企业在高管人员选拔时参考其职业背景等因素，均衡高管团队的构成，抵消高管金融背景等带来的不利影响。⑵高管在进行决策时要保持理性，充分考虑是否存在惯性思维，保证其决策在最大程度上的合理性。(3)政府相关监管部门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具有金融背景高管的财政兜底期待，迫使其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形成理性的决策习惯，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国有资产的合理化增值。
参考丈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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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e,Lu,Wang.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CEO overconfidence,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19,26(14).
[3]杜勇，谢瑾，陈建英.CEO金融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J]•中国工业经济,2019(5):136-154.
[4]康志勇•融资约束、政府支持与中国本土企业研发投入[J].南开管理评论,2013,16(5):61-70.
[5]张成思，郑宁•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J]•金融研究，2019(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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