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16 付奕雄 政治学思想分享会
看罢此书，叹服于作者理论的简洁和强大的解释力的同时，我隐隐觉得有些地方不太能够接受，写下此文本来希望能理清自己的思路，然而似乎引发了更大的困惑。
此书的核心逻辑惊人的简洁，大概可以归纳为：
（1）一切政治行动的关键在于领导人，而领导人的一切行动都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政治生存）为最高目标／准则 （2）而领导人无法一人维持统治，他需要依靠一些人来帮助他维持统治，这些人就是他的“致胜联盟”，也可以叫做“不可或缺者”。（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缺少了他们，领导人就无法进行统治）
（3）还有一批人，不是那么不可或缺，但是也参与了领导人的选择或者说对于领导人有一定的影响，这批人叫做“有影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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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后，有一些人或许名义上对于也有一定的选择领导人的权力，实际上无足轻重，无法在实质上影响到领导人，这批人叫做“可相互替代者”或者“名义选择人集团”电子杂志制作软件哪个好
（5）而政治的过程就是领导人、致胜联盟、有影响者、可相互替代者之间的互动、博弈的过程。
作者认为这一理论适用于一切政治体制，普遍意义上的所谓独裁制不过是致胜联盟很小，而所谓民主制也不过是有一个相对而言，很大的致胜联盟而已。依照作者的说法，这一理论甚至适用于一切大型组织，比如公司、足协等等。 事实上这一理论在解释非洲、中东的一些独裁国家时确实非常有力，特别是解释一些以原材料出口为经济支柱的国家的时候——比如中东的产油国。作者认为那些国家的人民生活之所以悲惨，是因为统治者根本不必顾及人民。统治者的维持统治的资金直接来源于出卖资源，根本不依赖于税收，所以也不需要人民去工作，以创造财富，因此连给人民提供维持工作能力的最起码保障也不必要。统治者只需要将出卖资源所得的钱，合理的分配给自己极少数的“制胜联盟”就万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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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主国家的解释也同样有力，作者认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并非圣贤。而民主国家之所以人民生活水平更高，是因为民主国家的制胜联盟太大了，以至于难以依靠私人赠礼的方式来维护统治。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位总统上任，可能所有投他票的人都是他的制胜联盟。面对如此庞大的制胜联盟，统治者往往倾向于提供一些更优质、更便利的公共物品。因为这要比直接用钱贿赂百万选民要经济的多，也有效的多。
对于其他一些大型组织，比如公司、足协。解释力也非常强。作者认为，大公司之所以不在乎小股东利益，是因为广大小股东根本不是制胜联盟，只是可相互替代者，而足协之所以腐败也是因为制胜联盟太小了，以至于依靠贿赂上位实在是太容易了。
作者对于国际援助的看法别具一格，作者认为民主国家对于独裁国家的国际援助是一种“政治购买”或说是“政策购买”，并不利于受援国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统治者希望通过向独裁国家输送援助，以换得独裁国家执行有利于民主国家民众的政策（民主国家的统治者这是为了讨好本国的制胜联盟）。尽管这种政策很可能不利于独裁国家的人民，但是独裁国家的统治者并不在乎，因为独裁国家的人民并不在制胜联盟之列。这种政策购买，实际上资助了独裁者进一步巩固统治。如果没有援助，独裁者或许还会为了获取维持统治的经费而不得不促进经济的发展，因而不得不推行自由市场经济、保护产权、进行民主化改革……。
然而，这个简洁明晰的理论亦存力有未逮之处。首先，很显然，在解释中国和印度的时候这个理论显得有些无力，然而也许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太特殊，抛开难缠这两个难缠的国家不谈。实际上，在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拉美和东亚，广泛的存在着这样一种国家。按照今天的政治学的说法是“权威主义”或者“威权主义”。在东亚，有如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韩国现任总统就是朴的女儿、韩国人民至今依旧怀念朴正熙）、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两蒋治下的台湾、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在拉美，有如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1964－1985年军政府统治下的巴西、古巴革命前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即使在早行开化的现代政治文明的发源地——欧洲，亦不乏这类国家。比如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和安东尼奥统治下的葡萄牙，伊比利亚半岛东临爆发了大革命的、发出了《人权宣言》之怒吼的法兰西，与代议制民主的老家英格兰也仅一水之隔，然而直到70年代，这两个国家才实现了民主化。
这类国家在经济上奉行典型的资本主义，强调自由市场，保护私有产权，这类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但是政治上却是独裁或者说是威权，人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受到限制，甚至于特务盛行，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往往连基本的人权也得不到保障。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政治的高压。这该如何解释呢？按照此书的说法，独裁国家应该是经济衰
退民生凋敝。而此类国家之所以存在只能说是因为偶然，碰巧这个国家的独裁者很有“善心”，这个国家很幸运。
也许某种程度上说这也确实是一种巧合。同样是在朝鲜半岛，同样是独裁统治，朴正熙引领南韩经济起飞，但是北韩的金氏王朝治下的状况，则是有目共睹无需赘言。亚洲固然有台湾、新加坡，可是也有缅甸、巴基斯坦。同样是在韩国，朴正熙是令人追怀的领袖，可是前有李承晚、后有全斗焕，都是很不堪的独夫民贼。至于拉美，失败的独裁统治更是数不胜数。
比起民选领导人，独裁者无论是为恶还是为善的能力都更强。独裁确实创造了民主国家也许难以企及的经济奇迹，然而我们若要追求国家长期稳定，独裁者是靠不住的，或许还应当依靠民主。
然而，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的是，为何这些成功的“威权主义”国家在拉美和亚洲出现，而在非洲几乎没有出现，我相信这不是巧合。总不能说这是纯粹偶然事件，是非洲人民运气不好，上天特别眷顾东亚和拉美吧？
我在此不踹谫陋，提出我个人的一点点意见。《独裁者手册》此书的方法论出发点事实上就导致了解释不了这类问题。因为《独裁者手册》其理论的出发点就是统治者的政治生存，而不是人民（虽然我能理解作者对于人民是有关怀在的）。事实上，这就导致他忽略了许多政治问题的重要面向。我认为，有什么样的人民，才有什么样的国家。
朴正熙生在韩国是个巧合，但韩国能生出朴正熙不是巧合。在非洲，自然不能诞生这样的人。事实上，即使在非洲诞生了朴正熙，非洲的朴也难以做出韩国朴那样伟大的成就。朴正熙在韩国解散国会、施行军事管制、镇压异议人士，可说双手沾满了韩国人民的鲜血，然而他极快速的完成资本的初步积累，经济起飞，在他的任上，韩国跻身亚洲四小龙。韩国父老至今依然在怀念着他，怀念着这个“汉江奇迹”的缔造者。可以想见，如果朴正熙生在非洲，他会发现，自己的国家首先就不是“民族国家”。他会发现本国国境线是由早年西方殖民者按照经纬度或者直线切割出来的，在同一国家中，生活着不同的（很可能是相互世代仇视的）部落，而同一个部落也可能被国境线切开而分在两个国家——更不必说很多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没有定居观念，而且部落与部落之间文化差异极大，语言也不通。部落里面的居民每天在部落中生活，“国家”是什么？又和我有什么关系？非洲国家缺乏基本的国家建构、只有部落认同、缺乏基本的国家认同。在这样的环境下，能诞生朴正熙吗？
即使诞生了朴正熙，他能够凝聚人心，创造“经济奇迹”吗？
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建构“国家认同”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认同”比民主、独裁更重要，这是重大的政治哲学问题。有“国家认同”，方有国家。至于这个国家采用何种体制，是民主制是独裁制，站在这个高度来看的话，就只是技术问题。首先先要是一个国家，然后才可能是民主的国家或者独裁的国家。这也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假如一个国家的国民根本对这个国家毫无认同可言，那么政府怎么可能进行有效的治理呢？
事实上可以看到，亚洲的许多国家的贫弱部分是因为独裁统治，部分是因为不存在统一的国家认同进而不断陷入内战（比如缅甸）。
在中东、非洲大量的国家实际上非常缺乏“国家认同”，只有部落\部族\教派认同。因为这些国家本来就不是民族国家，许多国家的国境线不是天然的民族界限，是以前西方殖民者瓜分殖民地的时候划分的界限。
然而这就引申出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问题了。如果一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就可以发现，
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和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之前，普遍的（几乎无一例外）经历过一个“专制主义”或者说是“绝对王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或说掌权者）大概有：英国的亨利八世、伊丽莎白女王、乃至克伦威尔，法国路易十三国王的宰相黎塞留、太阳王路易十四，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诸王以及铁血宰相俾斯麦。这一阶段，恰是民族意识觉醒、民族国家逐步建立的过程。在这之前的中世纪封建社会，“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比起国家和国王，对于人们而言更有现实意义的是头顶上的领主们。
国王们、女王们、皇帝们在此时起到了民族国家的凝结核的作用，围绕着“绝对王权”建立起了民族国家。（而持守“贵族民主”传统的国家如波兰，则避免不了被瓜分的命运。）许多论者因而推论：所有民族国家的建立，都必须要有一个“专制主义”、“绝对王权”的过程。舍此不足以建立一个拥有充分“国家认同”民族国家。然而，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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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察东亚，可以发现东亚诸民族不同于欧洲，东亚的民族国家建成很晚，但是含有类似“民族”含义的思想却源远流长。中国自不待言，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很明确的类似“民族”的思想。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基本上各诸侯国（除了楚国这类自认蛮夷的）都承认归属于一个共同的“通往大国之路华夏族”。日本也最迟在江户时代就开始提倡“国
风”“国学”，显然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东亚是先有一个笼统的、模糊的“民族”概念（显然不同于部落），之后，各国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就是中、日、韩、越南）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后，运用历史上的思想资源，进行“格义”式的创造性诠释，以对接西方民族国家观念。
这与欧洲不相同。欧洲是民族国家几乎同时诞生而东亚的国家建构方式是先有民族观念，后有民族国家。如果说回朴正熙，朴对于韩国经济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韩国人是以朴为凝结核凝聚成了民族国家吗？不，早在朴执政之前民族意识就已经觉醒。国家认同是朴能够成功的前提，却不是朴所造就的产物（尽管朴可能通过经济腾飞和铁腕手段增强了人民的认同感）。那么如果我们就东亚的情形而言，“国家认同”可能并不一定要经历“专制主义”、“绝对王权”。如果以欧洲的历史来为东亚某些国家现代历史上出现的政治现象做辩护（美其名曰现代化的必然），这恐怕是说不通的。
拉拉杂杂啰啰嗦嗦写了如此之多，想必各位看的也累了，感觉这个话题如果继续延展开来还能写很多内容，简言之，我认为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谈吧。
1.且不谈“杜伊斯堡国家认同”，只论“经济起飞”和“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不是还是必须要依靠独裁——至少是某种程度的威权？完全依靠民主制度，能实现“经济起飞”和“资本的原始积累”吗？或者说，我们现在国际环境不同以往，我们依靠国际金融、国际市场，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可以不用再“从零积累”“血腥盘剥”了？也许我们可以采用《独裁者手册》作者所说的一些“矫治援助政策”将捐款交给第三方，直到目标达成才付款，运用这个方式能否避免“经济起步”时的独裁？
2.非洲“先天不足”的国家，如何能让国民产生国家认同？如何能建立有效政府？
写到这里，不得不说，当代的许多独裁者（特别是在非洲）并不是像我说得这么天花乱坠。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经济起飞”“国家认同”，他们只不过是因为走运而在一次（实际上在这些国家相当频繁）中成功上位。一旦上位马上荒淫无度奢侈糜烂，其实他们根本不在乎“统治”“治理”“政治”，也不在乎“总统”“国王”“皇帝”“将军”这些名号，他只是觉得做统治者利于敛财、便于自己淫乐。如果换一个更能敛财，更能恣意淫乐的位子给他，想必他眼都不眨就会答应，就会把自己的大位拱手让出。是辈的独裁统治，很难说可能带来什么“国家认同”“经济起飞”，但是他们倒是经常打着“不得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殖民主义、反
对后殖民主义”的旗号来反对联合国的干涉或者人道主义援助。在这个意义上，我无比的同意《独裁者手册》作者的观点。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做，就是因为狭小的制胜联盟，如果不实现民主化，不扩大制胜联盟，这些国家的人民确实难以摆脱他们悲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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