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
在漫长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 中国传统史学出现了从不曾有过的深刻变化：封建主义史学衰败，并被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所代替；在激烈的社会革命、社会变革，以及科学进步和学科发展中，马
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历经艰难
数字光纤直放站曲折，不断成长壮大，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不仅结
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而且还以
其丰硕的成果作为珍贵的学术遗产，直接影
响到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回顾20世纪
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可清楚地看到史学理
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中国史学发展不可替代
的前提；而史学的发展，又不断提出新的理
论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对历史进程或历史学
自身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总之，回顾和思考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没有史学理论的不断进步，就没有历史科学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首先是一部史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明确这一点，并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对新世纪中
国史学的建设，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
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
武器。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ppp游戏
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
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严复的《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原则。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
学者的社会进化论着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着《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向“天不变，道亦不变”
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
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有
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
性和谐
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
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
我要看戏
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
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1]。
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以及后来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着作中，梁启超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的封建传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从来没有“良史”，针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弊病，他强调指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梁启超多次阐释他的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梁启超力主历史研究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在他看来，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能将历史纳入现代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陈祖德
二阶低通滤波器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哥诺瓦、瑟诺博习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向西方史学学习，并用西方史学改造中国史学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
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除《新史学》(1924年)之外，还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班兹的《史学史》(1930年)、《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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