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 Steweardm J · H ， 1902 —支票圈存 1972 ）在《文化进化和过程》（ 1953 ）一书中提出。按斯氏的设想，文化生态学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他将文化粗略地划分为“中核性文化”和“次要文化”，前者指和生计活动及经济组织关系密切的文化特性；除此之外的即属于后者，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斯氏对文化生态的考察便主要集中在他认为具有确定性的技术——经济体系，从而忽略了社会的、观念的诸因素与生态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对于他所谓的“中核性文化”内部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也没有给予重视。斯氏所创立的文化生态学，几十年来在西方已有长足发展，但其基本取向依然集中于对早期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考察。因此，文化生态学在西方更确切的名称应是生态人类学。冯天瑜先生从唯物史观出发，界定“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他将文化生态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指出，“文化生态三层次彼此之间不断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进行物质的及能量的交换，构成一个浑然的整体，同时，它们又分别通过复杂的渠道，经由种种介质对观念世界施加影响”。这样，他便完成了对 “文化生态”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深化和扩展，使文化生态学在研究时限上包容人类文化的全部进程，在研究对象上贯穿文化的所有层面。他进而运用该理论体系对中华文化这一“源远流长、跌宕起伏、绚丽多姿、历久而弥新”的文化个案，进行纵向和横向的解析与综合分析，其研究规模之庞大、体系之完备、论证之严密精深，均令人叹服。因此，无论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还是从应用研究的角度，我们均可以说，冯天瑜先生创立了文化生态学的中国学派，其奠基之作为《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现象学的创始人>sl9；以下有关引文均出自该书）。
1．文化实质内蕴的揭示
任何理论大厦的建立都始于对基本概念的厘定。文化生态学的基础性概念正是“文化”这一歧义丛生的术语，冯氏的全部理论正是从对文化的内涵澄清开始的。通过对古典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符号学派等近十个西方有代表性的文化学派及前苏联与中国学术界对文化的众多定义的剖析，冯氏发现，已有各文化学派虽然各有建树，但似乎都未能提出一个明朗的、论证充分的关于文化本质的定义。他们共同的弱点就在于未能充分统合文化的“主体”和“客体”、“内化过程”与“外化过程”，因而难以准确把握文化的本质。有鉴于
此，冯氏提出自己的定义：“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正如他自己声明的，冯氏文化观的理论基点，正是“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统一”。
2．文化圈层结构的描绘
习惯上，人们将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冯氏不赞成这种截然、硬性的两分法，理由有四：第一，观念形态的文化总是受制于并附丽于一定的物质条件；第二，观念形态的文化又是以物质世界和人类的物质创造以及作为物质实体的人为表现、描绘或研究对象的，第三，人类的物质创造，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凝结着智慧、意向和情绪；第四，作为“人类化”现象的文化不仅指人类创造活动的结果，而且包括创造、分配、消费文化成果的过程本身。基于此，冯氏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将文化视作“一个包括内核与若干外缘的不定形的整体”。
文化诸层次，“在特定的结构一功能系统中融为统一整体”，这一整体一方面是历史“遗传”、“累积”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在变化着的生态环境的影响下不断“递变”和“重建”的产物。
深证指数透过冯氏的文化圈层结构图，不难把握其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几个基本概念。文化的深层结构或“内结构”，大体包括大文化的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其文化生态环境则是指大文化的浅层结构或“外结构，即物态文化层和制度文化层，再加上整个大文化的生存环境——自然。由此可见，经典的文化生态学往往只考察文化的物态层面（“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冯氏却将文化与自然以及文化各层面之间的关系一起纳入其研究视野。
3．“文化生态”界说
（ 1 ）超越“地理环境决定论”，科学地把握地理因素在文化生成中的作用用人不察
地理环境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但地理环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人类文化相关，却是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这方面，历史上有影响的一个观点是“地理唯物论”，它认为地理条件规定着民族性与社会制度，制约着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这种观点的极端形态便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和动物、植物一样，是地理环境的产物，文化的各方面都受地理环境支配。在西方学术史上，持此类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如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让·博丹、孟德斯鸠、巴克尔、拉策尔等，中国古人如管子，近人如梁启
超也有类似观点。文化生态学与地理唯物论有着内在联系，美国新进化论者斯图尔德等人所提倡的文化生态学不过是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因此，欲使文化生态学立于坚实基础之上并超越“地理环境决定论”，就必须首先澄清地理环境与文化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冯氏指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失误有三：第一，把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从特定的时间范畴抽象出来，加以无限制发挥，因而难免偏颇。地理环境对文化创造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特性，尤其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第二，“地理环境决定论”忽略了自然借以作用于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若干“中介”，其结论难免陷于“直线化、简单化、夸大化”。冯氏强调指出，“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只是形成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复杂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它对民族性格和文化风格的建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直接起作用，而主要是通过提供生产力的物质条件间接发挥效力的”。第三，“地理环境决定论”把地理环境视作决定人类文化特征的一种“外力”。而实际上，经过人类的社会实践，地理环境已经演化为“人化的自然”，成为文化发生发展的内在因素。
“地理环境决定论”虽有上述失误，冯氏并不因此而否定地理环境本身的重要性。恰好相反，可以说他是国内文化学界重申地理环境重要性的较早也是最有力的学者。冯氏明确提
出：“历史的及文化的研究必须重视对地理环境的考察”。那么，地理环境与文化创造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冯氏的结论是：其一，“物质生产构成地理环境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中介”；其二，“地理环境为文化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而人文因素是转变为现实性的选择动力”。
（2）文化生态三层次
人类赖以创造文化的环境即文化生态，冯氏将其划分为“自然场”和“社会场”，前者指人的生存与发展所依托的自然界，它是人类生活的“外在客体”；后者指人在生存与发展中结成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可大略分为经济和社会组织两方面，这就构成了文化生态的三个层次；“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包括工具、技术、生产方式等）与“社会制度环境”（包括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制度等结合而成的体系）。文化生态三层次与人类及其文明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变化着的。一方面，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可以从自然环境获得“日益广泛的自由度”，从而“社会场”“强有力地影响文化生成”；另一方面，借助人类的实践活动，“自然场”的影响力“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渗透进人类生活”。
（3）文化生态系统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三角交流关系”，因为“社会环境”参与进来，这与动物与环境间的“双向交流关系”有质的区别。人类兼备“本能与知性”，这使他能够统一“消费者”与“生产者”于一身。作为“消费者”，他既与动物一样消费自然资源，同时又在社会意义上消费经过社会劳动加工过的自然；作为“生产者”，人类在自觉意志支配下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这样，人类在环境以及由环境提供的资源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中从事消费活动与生产实践——文化创造，由此形成一个复杂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
在这个统一的系统中，文化生态诸因子分别作用于文化生成，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简单的因果对应关系。“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诸生态层面主要不是各自单线影响文化生成，而是通过组成生态综合体，共同提供文化发展的基础，决定文化的大略格局和走向”。这样，冯氏便同“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及庸俗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划清了界线，从而完成其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构建。
4．中华文化生态的具体分析
中华文化拥有一个较之其他古文化“更为辽阔的发展基地”，这为“文化中心的转移”创造了前提；中华文化的发育地气候类型完备，地形、地貌、流域繁复，这为中华文化的多样化发
展提供了空间条件；中国位于地球上最辽阔的大陆——亚欧大陆东侧，其东南濒临最浩瀚的大洋——太平洋，北部、西北部、西南部则深居亚欧大陆的中心，可谓陆海兼备，是一个“右高原、左大海”的“大陆海岸型”国度，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陆性性格，使中华文化既有可能“比较完整地保留民族传统，获得前后递进、层层相因的延续性”，同时也使中国人“逐渐染上了自我中心主义的痼疾”。
>茅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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