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1949年迁台始末
2010年05月13日15:06时代周报
1948年9月，国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邀请新当选的首届院士到南京参加第一次院士会议。此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有的当选院士是在炮火纷飞中从东北、华北坐船到的南京。尽管一路担惊受怕，但多数人的情绪未受大挫。（来源：时代周报） 中研院是国民政府“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成立，首任院长蔡元培。总办事处设在南京，研究所在南京有气象所、天文所、自然历史博物馆、社科所、地质所、史语所，在上海有物理所、化学所、工程所，心理所在北平。有人曾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中研院评议会于1935年6月成立，至1948年9月的13年间，成立了三届评议会，遴选了第二任院长人选，设立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奖，改选了各届评议会聘任评议员。尤其是在1948年，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经过评议员几轮投票，选出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完成了国家科学院以院士为构成主体的学术体制建设。 盛宴惊雷
1948年4月1日，中研院正式公布了81位首届院士名单。最长者为83岁的吴稚晖，最年轻的是37岁的陈省身，皆为国中望重之士。如数理学组微分几何的开拓者苏步青，微分几何的奠基人陈省身，国际公认的数论权威华罗庚，在临床生化、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等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吴宪，有机化学的微分析奠基人庄长恭，对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贡献卓越的李四光、翁文灏、杨锺健、章鸿钊等，中国气象学与气候学的创始人竺可桢，中国最有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研究制碱堪称世界一流的化学工程师侯德榜等；生物学组有我国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以研究闻名的陈克恢，体质人类学家吴定良，生物学家童第周等；人文组有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政治学家萧公权、钱瑞生，其中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当选的有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语言学家李方桂、赵元任，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人。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研院礼堂举行。蒋介石在阴雨朦朦中前来主持典礼，政府要员何应钦以及教育界名流张伯苓、吴贻芳等也参加了开幕礼。8l位院士中只有51位出席。会场布置简朴，未摆设鲜花，天气很阴，亦未开灯。此次民国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盛会，颇有些“美人迟暮”的意味。
院士代表发言，推举年长的张元济和望重的胡适。83岁的张元济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大半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是清末民初中国出版界的龙头。他对硝烟弥漫的国共内战忧心忡忡，他说：“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免不了要关门。”这番话使在场者相顾失。
当晚，举行宴会。据史语所考古组石璋如回忆：
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候不巧，打了响雷下起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讲演大厅去……
那道惊雷仿佛是不祥的预兆，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
紧急应对
首届院士会议闭幕前，国民党军队已在山东济南的防守战中溃败，防线退到淮海地区。朱家骅预感到下一步的战局将持续恶化，长江天堑难恃，宁沪都将不保，于是考虑再度将中研院搬迁到安全地区，当时拟定的目的地是广州、桂林、重庆和台北四地。他曾以中研院
代院长兼教育部长的身份“视察台湾教育”，确定应变策略：以台湾大学为基地，安排由内地迁台的研究院所和专家、教授等，并初步考虑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人选。
到了1948年11月，淮海战役胜败已判，南京岌岌可危。朱家骅出面，在鸡鸣寺一号中研院总办事处连续召开“在京人员谈话会”，中研院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主持会议，在南京的七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陶孟和、傅斯年等与会，商定了紧急应对措施：
一是立即停止南京九华山中研院的数学、化学和物理三个研究所的基建工程，将装修房屋的木料改钉木箱以备搬迁之需。二是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襄助其成。三是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先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再伺机南运。四是搬迁经费，一个月前国民党当局实行金圆券改革，提拨了400万圆供中研院使用，决定用这笔钱作搬迁经费。随即，朱家骅以教育部部长之名义，任命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台湾大学校长。 九华山物理所工地，寄托着国民党当局建立核科学的梦想。1946年年初，美国宣布将在太平洋比基尼岛试爆，朱家骅派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前往参观。参观后转往美
国本土，设法购买近代物理研究所需的图书、仪器和设备。赵忠尧曾是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的助手，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抗战中回国，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作为观察员赵忠尧在比基尼岛参观了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的试验后，又到美国的一些核物理实验室访问，了解核物理实验的新进展，并做一些研究工作。1948年院士选举告一段落后，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也急赴美国考察原子能研究，寻求技术支援。但不久国民党当局已如风中残烛，萨本栋也在1949年底以胃癌撒手人寰。留在美国的赵忠尧决定不去台湾，返回中国大陆。后来他成了中共核弹研究的领军人物。
仓皇去乡
1948年秋冬之交，国内战争的焦点逼近长江，国民党当局的机关单位纷纷南迁。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李先闻院士率家人首先离去。临行前，他告别同仁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劝他不要走，认为国民党失去政权只是改朝换代，共产党来了也同样要从事科学研究，没有必要千辛万苦地离开。其实，他的走是为了去台湾研究热带植物，他在台试验推广甘蔗的新品种已有数年，被台湾人誉为“甘蔗之神”。
11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翁文灏在其南京住宅召开谈话会，研究文物去向，与会者
有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下简称“中博院”）的理事朱家骅、傅斯年、李济、徐森玉、杭立武等人，会议作出了选择精品文物运往台湾的决议。初步决定精挑文物600箱，后扩大挑选范围，选出文物3824箱，其中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院852箱，还有中央图书馆及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与会者还商定利用此便，将史语所和数学所的图书、文物和仪器也迁移到台湾，包括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铜器、汉代居延汉简、宋代以来的善本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拓片7万纸、民间文学逾万册，和中西文图书约15万册，装了两千多箱。所有物资，分三批陆续运往台湾。
当时，中博院总干事曾昭燏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博物馆协会，听说文物将运往台湾，她认为十分不妥，于12月7日致函筹备处主任杭立武：
此次遵照理事会决议……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职对此事虽无责任，然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对于诸物有浓厚之感情，知有各种危险，岂可缄然。
顾伊劼12月22日，国民党海军首次派出“中鼎”轮装载文物起航，由李济督运开往台湾，于28日抵基隆港。1949年1月6日，运载文物图书资料的“海沪”青铜工艺轮起航，9日驶抵基隆港。
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得知文物图书运台的消息后，在1949年３月６日的《大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他说，对于这种搬迁，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我们积极地反对，我们严厉地予以斥责。我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尽速将它运回一个粗瓷大碗课文教案”，“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人民的威特金大学”。
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史语所人心惶惶，就是傅斯年也曾一度动摇。据陈槃回忆：
自三十八（应为三十七—作者注）年冬，首都告警，情惶急，不知所以为计。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至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其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
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为之盈眶者。
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美好生活评价”
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
史语所历史组王叔岷在渡海前夕写下自己的感受：
史语所连同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央图书馆珍贵文物搬运上船，由下关出发，驶往台湾，茫茫沧海，碧鸥绕樯翔舞，久久不去。去乡之情，情何以堪!
狂饮佳酿
史语所大部分人已迁台，手忙脚乱的朱家骅又让傅斯年临危受命，负责抢运平津的一批学人。当时运输工具十分紧张。1948年11月10日，傅斯年直接面见蒋介石。蒋指定此事由傅斯年、陈雪屏、蒋经国三人共同负责。当时他们商定，要接的学者分四类：各院校馆所的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者；中研院院士；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史语所秘书那廉君参与此事，据他后来回忆：
1948年末，北平局势紧张，孟真先生那时在南京，千方百计联络接出尚在北平的一些学人……而替他办事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史语所同仁早已到了台湾……
我跟孟真先生东奔西跑。他整天地跑教育部、国防部、交通部、青年部，其辛劳情形除非实际参与其事者，无法加以想象。有时候跑到中午，赶不及回去吃饭，照例的是在新街口“三六九”各吃一笼包子，孟真先生心事重重，彼此对坐闷吃，默默无语。一直到最后一批飞机从北平飞到了南京，我们招待这些学人住在史语所的大楼里面，这才松了一口气。被接出北平城的有钱思亮、陈寅恪、毛子水、英千里等人，多数是知名学者。
12月17日，在南京的中研院礼堂，从北平仓皇出逃的胡适出席了北大同学会五十周年校庆大会。胡适在会上痛哭致辞，据次日《申报》报道：
胡氏之报告，一再说明渠如一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难。……且称“乃一不名誉之逃兵”。声泪俱下，与会者几同声一哭。……旋复由朱家骅、狄膺致词后，即至隔室痛饮佳酿，据校友会报告，所储佳酿共计百斤，但愿狂饮，不欲剩余……
1949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中一派死寂。胡适与傅斯年共度岁末，置酒对饮，瞻念前途，潸然垂泪。1月５日，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即致电傅斯年，要他迅速赴任，接手台大，“共负钜艰”。离开南京的那个寒夜，胡适、傅斯年夫妇在前，那廉
君随后，相继走出史语所的红门，众人心事重重默然无语，工友老裴红着眼圈，对他们说：“等着你们快些回来！”
被列为学人抢救头号人物的史学大家陈寅恪，离开北平后先到上海，后留在广州，再没有继续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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