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分钟了解文化唯物主义的前世今生

六分钟了解⽂化唯物主义的前世今⽣
第67期“我来读⽂献”第⼀阶段线上论坛于3⽉14⽇晚7点进⾏。本期活动关注《⽂化唯物主义》⼀书。
⽂化唯物主义崛起于⼆⼗世纪⼋⼗年代、兴盛于九⼗年代,它将⽂本之外的社会历史因素重新引⼊⽂学批评,同时将其与细读式分析相结合。⽂化唯物主义批评着重在⽂本中寻颠覆性因素,即其中隐含的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对⽴的内容。
本期领读专家为吴晓梅⽼师,本书作者赵国新、袁⽅⽼师也参与了本次线上论坛。⼀不⼩⼼错过活动?想了解更多内容?⼩编将为您倾情分享本次线上论坛的⼲货,欢迎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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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期我来读⽂献 | 《⾝体》
领读专家
吴晓梅,英语语⾔⽂学博⼠,北京⼯业⼤学⽂法学部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导师。主要研究英美⽂学
、英美现代诗歌、中西⽐较⽂学。先后在《当代外国⽂学》、《英美⽂学研究论丛》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数⼗篇,编写《英美诗歌教程》,参编教材7部,主持完成北京市级项⽬2项。
作者简介
赵国新,北京外国语⼤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西⽅⽂论和19世纪英国⼩说研究。已出版专著、译著、教材⼗余部,发表C刊论⽂三⼗余篇。
袁⽅,2019年在北京外国语⼤学获英语语⾔⽂学博⼠学位。现为北京邮电⼤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学批评理论和莎⼠⽐亚研究。
思考题
1. 简述⽼⼀代新左派的代表著作以及他们的⽂化论思想的缺陷。
吴晓梅:
威廉斯和汤普森等⽼⼀代新左派极为关注⽂化问题,与欧洲⼤陆的西⽅马克思主义者相似,他们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将⽂化当作社会关系的反映,否认⽂化是由经济决定的产物,转⽽强调社会传统和价值观念(⽂化)在历史转型、社会变⾰中的推动作⽤;在他们看来,激进的⽂化能够唤起民众对当代
社会的批判,有助于营造新的社会意识。威廉斯的《⽂化与社会》和《漫长的⾰命》,E. P. 汤普森的《英国⼯⼈阶级的形成》(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即是他们从事成⼈教育事业的产物,也是新左派在这⼀时期的代表性论著。
《⽂化与社会》是第⼀部全盘审视现代英国⽂化史及社会史的著作,它对“⽂化与社会”传统的发掘,为英国新左派开辟了⼀个从事⽂化批判的崭新空间,开创了从⽂化⾓度⼊⼿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思路。“⽂化与社会”传统中的⼤部分⼈物,从现代保守主义的始祖爱德蒙·伯克开始,⼀直到20世纪的左翼作家乔治·奥维尔,他们的⽂化观⼤多带有⼈⽂主义性质。在他们看来,⽂化是讲求道德伦理和智⼒思考的精神活动之总称,它与讲求功利的资本主义⼯业⽂明格格不⼊,与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前进的⼯业⼒量背道⽽驰;判断⼀个社会优劣⾼下,应当以⽂化为准绳,⽽不应以机械⽂明成就之⾼低为标的;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宣扬⽂化,有纠偏时弊、匡正⼈⼼的功效。威廉斯、汤普森和霍加特等⼈在50年代所开创的早期英国⽂化研究,在⼀定程度上即是这⼀传统的延续,是在20世纪这个新的背景下研究新的⽂化现象(各种流⾏⽂化形式、种族问题、妇⼥问题等)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立军霍加特的《识字的⽤途》( The Uses of Literacy )以作者⾃⼰的见闻和体验为基础,描述了城市⼯⼈阶级传统⽂化(⽣活⽅式)在战后的衰退和后果。作者最为怀念的是他在30年代所⽿闻⽬睹的英国⼯⼈阶级的⽣活⽅式,他以深情的笔触描述了当时的⼯⼈阶级社区的⽣活场景,各式业余⽂化活动、体育活动,娱乐⽅式。⽽⼆战之后,⼤众⽂化的出现俘获了⼯⼈阶级青年的⼈⼼,腐蚀了⼯⼈阶级往
⽇健康的⽣活⽅式,破坏了他们的阶级感受⼒。不过,霍加特并没有像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那么悲观,认为⼤众毫⽆鉴别能⼒、听任媒体的愚弄。对于⼯⼈⼤众的主观选择能⼒,他还是持有乐观态度的。他预⾔⼯⼈阶级有能⼒创造出⾃⼰喜闻乐见的流⾏⽂化,有能⼒鉴别和选择⼤众⽂化产
⼒,他还是持有乐观态度的。他预⾔⼯⼈阶级有能⼒创造出⾃⼰喜闻乐见的流⾏⽂化,有能⼒鉴别和选择⼤众⽂化产品,⽽不是总受操纵,⼀味被动接受那些劣等⽂化货⾊。在⾏⽂论述上,霍加特与威廉斯⼀样,有着民粹主义⾊彩,注重经验的描述,⽽不是理论的归纳。
总的说来,⽼⼀代新左派的⽂化论思想具有⼀定的缺陷:⾸先,它过于经验化,缺乏理论上的纵深,没能把⽂化的变迁与社会历史运动结合起来加以探讨;其次,正如林春在《英国新左派》⼀书中所说,⽼⼀代新左派⽚⾯夸⼤了⽂化的作⽤,就⽂化与政治的关系⽽⾔,⽂化除了能起到道德批评作⽤之外,不见得还有更⼤的作为,它对社会激进意识的塑造究竟有多⼤功效,也是很让⼈怀疑的。
2. 两代新左派在思想上的差异是什么?简述新⼀代新左派的代表著作及其核⼼观点。
吴晓梅:
安德森在1964年的成名作《当代危机的起源》⼀⽂中移⽤葛兰西的思路和理论,分析了17世纪以来英
国的社会构成和阶级结构,指明英国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对于保守成性的民族⽂化产⽣了深远的影响。
在英国⾰命的性质上,安德森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传统解释⼤不相同。他认为,17世纪的英国⾰命并⾮上升的资产阶级与没落的封建贵族之间的殊死搏⽃,⽽是⼟地贵族内部两个集团之间的⾓⼒,⼀⽅是注重商业投资的地主,另⼀⽅是专以收取⼟地租⾦为业的地主。⾄于商业和⾦融资产阶级,他们并⾮⾰命的主⼒,只是因缘际会,顺势搭上这班历史的顺风车,成为⾰命最⼤的受益者。这场⾰命虽然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了制度障碍,却没有改变统治集团的⼈事布局,主宰国家命运的依然是⼤⼤⼩⼩的⼟地贵族。在思想上,这场⾰命也没能带来具有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例如法国⾰命所产⽣的“⾃由、平等和博爱”精神。安德森的结论是,这场⾰命只改造了英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却未能改变其上层建筑。三百年来,⼟地贵族与资产阶级⽇益融合,形成了⼀个复合型的统治集团,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霸权阶级。英国社会的霸权意识形态处处体现出⼟地贵族的阶级意识,“崇尚传统”(traditionalism)和“经验主
义”(empiricism)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于资产阶级,既屈从于⼟地贵族的声威,⼜恐惧法国⾰命和本国的⼯⼈运动,益发丧失了挑战⼟地贵族的胆⽓,他们⽆⼒也⽆意另起炉灶,建⽴⾃⼰的思想体系,只满⾜于内部的改良折衷,零打碎敲地改造社会制度,没有从总体上重新审视整个社会。这就给后来的英国⼯⼈运动埋下了祸根。⼯⼈阶级运动需要资产阶级⾰命的精神遗产来确⽴⾃⼰的意识形态,
可是,英国资产阶级却没有留下⾃由、解放、⾰命等价值观念。
安德森在《西⽅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说,西⽅马克思主义是⼀战之后西欧⽆产阶级⾰命失败的结果,因此,西马理论家对西欧未来的社会主义⾰命持有悲观态度。
1968年夏天,安德森发表了《国民⽂化的构成》(“The Components of National Culture”)⼀⽂,试图从当代民族⽂化当中发掘这⼀现象的根源。他发现,在整个20世纪的英国⽂化之中,缺乏⼀种总体性的社会理论:经典社会学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像杜尔凯姆、韦伯和帕累托那样器局开阔、能够以整体的眼光看问题的社会学家,在英国根本没有出现过,更不必说与他们针锋相对的诸如列宁、卢卡奇和葛兰西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经典社会学在欧陆诞⽣,其初衷是为了抗衡声势浩⼤的社会主义⼯⼈运动,制衡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它既是对众运动的深刻恐惧,也是对社会动荡的⼀种预警。⽽在同时代的英国,并没有产⽣⼤规模的⼯⼈运动,⽽且,领导⼯⼈运动的不是标举⾰命的政党,⽽是奉⾏改良主义的⼯党。
安德森对各门学科的得失加以评论,其中否定多于肯定。在他看来,英国哲学和政治理论有⼀⼤弊端:只专⼼于学理上的探讨,忽视了历史与社会的维度,显得琐碎不堪。在过去,哲学⼤家多少都能发扬西⽅哲学传统的职责,以通论整个⼈类和社会状况为要务,然⽽,在⼀战之后,作为英国哲学主流的语⾔哲学却背道⽽驰,不再关注社会⽣活,成为⼀门纯技术性的学问。
新左派重新思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些命题,例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给予了重新评价。新左派的主要建树体现在⽂化领域,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在社会经济研究⽅⾯毫⽆作为。对于资本主义的新形势,社会主义的经济策略,他们的确煞费苦⼼,作过⼀番认真探索。
新左派承认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同时⼜认为,这⼀切并没有改变英国社会的性质。如何⾛向社会主义,始终是新左派的⼀块⼼病。在策略上,他们⼀直在⾰命与改良之间摇摆不定,充满了思想⽭盾和分歧。
3. 分析蒂利亚德总体论式的历史观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
吴晓梅:
蒂利亚德在《伊丽莎⽩时代的世界图景》中着重指出,⽂艺复兴时代的英国⼈仍然⼀如既往地信奉中世纪的许多观念。这种观点也反映在他的另⼀部著作的标题中:《英国⽂艺复兴:虚构还是事实?》。
蒂利亚德认为,英国⽂艺复兴时代并⾮是⼀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那个时代还盛⾏着⼤量的中世纪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条观念,就是名为“存在的⼤链条”的宇宙秩序论,它⽀配了莎⼠⽐亚的戏剧创作。
根据这种观念,整个宇宙呈现出⼀个尊卑有别、等级森严的秩序,从上帝、天使、⽇⽉星⾠到⼈类社会和动植物世界,从上到下构成了⼀个不可僭越的等级序列。上帝是整个宇宙的主宰,太阳是⽇⽉星⾠的主宰,国王是⼈类社会的主宰,狮⼦是动物世界的主宰,如此等等;凡是破坏秩序者,必遭上帝惩罚。实际上,这种观念体现的是⼀种天命君主论的意识形态,其主要功能在于教化和恐吓⾂民,防⽌其造反作乱,从⽽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的世俗⽬的。这种观念和它背后的意识形态⾮常隐晦地出现在莎⼠⽐亚历史剧中。不仅如此,蒂利亚德还认为,这种秩序观念也或隐或显地出现在莎⼠⽐亚的其他作品中,甚⾄贯穿于整个伊丽莎⽩时代的⽂学和⾮⽂学作品当中。
蒂利亚德强化了⽂化唯物主义者的历史意识,促使他们将社会历史因素重新引⼊⽂学批评,但是,他的总体论式的史观过于简单化。在⽂化唯物主义者看来,在任何⼀个历史时期,当时的社会思想都是复杂多样的,其中充满了相互⽭盾、相互对⽴的因素,没有哪⼀种思想能够垄断⼀切,哪怕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学作品中的情况也是如此。莎⼠⽐亚的戏剧固然体现了都铎王朝的意识形态——君主天命论,但是,如果细读莎剧⽂本,往往会发现,它们有时也对它提出严重质疑。
4. 简析利维斯的细绎派批评的特点。
吴晓梅:
利维斯的细绎派批评,⽆论是诗歌批评,还是⼩说批评,都注重⽂本的细读,突出语⾔的感受,但是,
正如前⼈所⾔,他的批评思想中有⼀定的社会学倾向。另外,他在批评实践中,经常将具体⽂本放在它们所在的⽂学传统中去加以解说,⽽⾮就事论事,完全孤⽴地看待个别⽂本,在他看来,批评家在分析具体作品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地留意⼀些细节,再参照其他类似作品来判断其价值⾼下。
利维斯深受马修·阿诺德所谓⽂学即⽣活批评⼀说的启发与影响,有意将⽂学阅读与社会⽣活联系起来,要求⽂学必须坚守道德价值观,必须促进社会⽂化的健康,这是他⽂学批评和教学的核⼼信条。
5. 英国⽂化唯物主义受到威廉斯、阿尔都塞、葛兰西的影响,分别阐述他们的主要理论观点。
吴晓梅:
有学者曾经评论说,威廉斯留给英国思想⽂化界三笔丰厚的思想遗产,⼀是他针对利维斯的⾼雅⽂化传统提出了另类解读⽅式,⼆是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或后马克思主义的⽂化唯物主义,三是他创建了⼀门新学科——⽂化研究。如果仔细盘点威廉斯的⽂化理论与批评,即会发现,威廉斯对英国⽂化唯物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在⽂学领域,他⾸次提出了⽂化唯物主义这⼀概念;他有⼒地反驳了利维斯派的形式主义研究⽅法;他扩⼤了⽂化概念的内涵,为⽂学研究引⼊⾮经典⽂献铺平了道路;他对⽂化系统的划分;他强调⽂化的政治抗争作⽤。
软件天地威廉斯认为,⽂化教育是唤起民主意识,争取民主权利的有效⼿段。为了很好地达到这⼀⽬的,他总中国才吧
是把传统的⼈⽂主义教育思想与左派政治思想结合起来。在授课过程中,他⾮常推崇瑞恰慈、燕⼘荪和利维斯所倡导的实⽤批评,与此同时,他⼜⼀反实⽤批评和细绎派专重经典的倾向,极⼤关注当代诸种流⾏⽂化,利⽤细绎式⽂学批评去分析电影、⼴告和其他⼤众媒体。在他看来,这些流⾏⽂化形式之所以具有研究价值,原因就在于,它们也承载了社会意义和价值观念。以此观之,他对流⾏⽂化的审视,是从历史和社会⽂献的视⾓出发的,⽽不是从美学⾓度出发的,这与当时学院派学者对待流⾏⽂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
威廉斯重新思考和梳理马克思主义⽂化理论。他在⽂章《马克思主义⽂化理论中基础和上层建筑》和晚期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学》以及其他相关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化唯物主义思想。他指出,⼀⽅⾯,⽂化唯物主义反对利维斯派专注⽂本、轻视社会历史背景的批评⽅式,另⼀⽅⾯,它摈弃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其唯物之处在于,它强调社会⽣产、历史语境对于⽂化⽣产的重要性。
阿尔都塞是20世纪六七⼗年代最负盛名的西⽅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对英语⽂学批评和⽂化研究的影响⼒度,远远超过其他西马理论家。在⽂化唯物主义批评家的著述中,意识形态是出现频率最⾼的术语,毫不夸张地说,⽂化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批评,它使⽤的正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
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藏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论⽂《马克思主义和⼈本主义》(1965)和《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69)之中。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不是有意识的信仰、价值观和政治⽴场,也不是⼀种虚假的社会意识,妨碍⼈们认清社会状况,掩盖阶级冲突的真相,它主要是⼀种⽆意识的东西。阿尔都塞坚决反对⿊格尔式的总体论,他以多元决定论替代了总体论。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总体论的致命错误在于,它认为社会上有⼀个可以决定⼀切的核⼼因素,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各个构成要素,例如,政治、经济、⽂化和军事等要素,均有⼀定的⾃主性,某⼀因素不可
素,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各个构成要素,例如,政治、经济、⽂化和军事等要素,均有⼀定的⾃主性,某⼀因素不可能直接决定另⼀因素。换句话说,社会结构是极为复杂的,各种因素处在⼀个相互⽭盾和相互冲突的关系之中,每⼀种要素都是由其他多种因素决定的,这就是他所谓的多元决定论。
在欧洲⼤陆的西⽅马克思主义者当中,除了阿尔都塞之外,对战后英国左翼启发最⼤的就是安东尼奥·葛兰西了。⾃从70年代以来,他的⽂化霸权理论在英国的⽂学、哲学、史学、政治学和⽂化研究等领域均有重⼤影响。
葛兰西的⽂化霸权理论植根于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在他看来,国家是由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构成的;所谓政治社会,指的是由政府、军警和司法机构组成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它们主要以直接的暴⼒为统治⼿段,⽽市民社会则是由⾮强制性的、相对独⽴的社团等组成,如教会、⾏会、社区、学校等机构。
与政治社会⼀样,市民社会也有维护现存秩序的功能,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它以柔性的思想⼿段——也就是⽂化霸权——间接地帮助统治阶级⾏使统治功能,维护其价值观和物质利益。
葛兰西所说的⽂化霸权,不是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配关系,它指的是同⼀国家之内各阶级之间的思想⽀配关系:统治阶级将于⼰有利的价值观和信仰推⾏到社会各阶层的过程。⽂化霸权的实现,依靠的不是强制⼿段和暴⼒措施,⽽是⼤多数⼈的主动认同。⽂化霸权不仅植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当中,还以经验和意识的形式内化于社会思想之中,它是捍卫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堡垒,是维护资本主义现状的巨⼤稳定器。有鉴于此,葛兰西强调,⼯⼈阶级若想取得政权,必须先赢得⽂化霸权,这是取得政权的先决条件。
6. 汉尼曼在《布莱希特解读莎⼠⽐亚》⼀⽂中如何采⽤⽂化唯物主义批评⼿法分析布莱希特对莎⼠⽐亚的评论?
吴晓梅:
汉尼曼认为,在莎⼠⽐亚时代,⼈们信奉的可不⽌是⼀种世界观,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只是其中的⼀种,它不可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所思所想。汉尼曼总共发表过四篇论布莱希特的⽂章,其中最为知名的是收⼊《政治莎⼠⽐亚:⽂化唯物主义的新论》的《布莱希特解读莎⼠⽐亚》(“How Brecht Read Shakespeare”)⼀⽂。
棕黑锦蛇
在《布莱希特解读莎⼠⽐亚》⼀⽂的开端,汉尼曼采⽤了⽂化唯物主义批评惯⽤的⼿法,先讲了⼀段逸闻轶事。时任保守党政府财政⼤⾂的尼格尔·劳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肆宣扬其反对社会平等的政治理念。他直⾔不讳地说,⼈与⼈之间就不应该平等,平等思想源于⼈类的嫉妒⼼理,⽽嫉妒⼜是致命的七宗罪之⼀;⽆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经济,平等思想都是有害的。为了证明这种看法⾃有来头,他不断地引⽤莎⼠⽐亚《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中的名句:“只要把纪律的琴弦拆去,听吧!多少刺⽿的噪⾳就会发出来”(朱⽣豪译⽂)。这句话本是尤利西斯因军纪律废弛⽽向统帅阿伽门农提出的中肯建议,但劳森割裂了这个背景。他解释说,这句台词之所以让他喜欢,是因为它最能表现出⼈与⼈之间的差别,体现等级制的必要性;他坚信莎⼠⽐亚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汉尼曼评论说,其实莎⼠⽐亚本⼈并不反对⼈类平等,这⽅⾯有⾮常明显的例证,在《李尔王》⼀剧中,主⼈公在落难后,⾮常后悔⾃⼰在位时没有关⼼穷⼈的苦难,没有让他们分享有钱⼈的财富。
汉尼曼在⽂中插⼊这段故事,主要是想说明,莎⼠⽐亚在英国社会⽣活中占据着举⾜轻重的地位,关⼼政治的⼈们应当以新的视⾓去看待他的戏剧,不要把他当作反动作家,让资本主义的辩护⼠利⽤或滥⽤;在这⽅⾯,布莱希特堪称表率,这位⽬光如炬的戏剧家看出了莎剧中的内部⽭盾,到了⽭盾的社会原因,发掘出莎剧中常⽤的间离效果。汉尼曼在⽂章的后半部分,基本上是围绕这⼏点展开论述的。
7. 简述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特征,以及代表⼈物格林布拉特⽂学的批评特⾊。
吴晓梅:
新历史主义的特征:⼀如英国的⽂化唯物主义,美国的新历史主义也⼀再重申,社会历史语境对于理解⽂学作品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也强调⽂学作品对于读者社会意识的塑造作⽤。许多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尤其是格林布拉特,在⾏⽂伊始,总是从⾮正统性的社会⽂献——例如布道词、司法⽂书、游记、⽇记、政论——当中,搜剔出⼀段鲜为⼈知的野史佚闻,然后再切⼊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征引同时代的其他⽂献掌故,揭露了分析对象,通常是经典名作中暗含的社会权⼒关系,证实统治集团的思想是怎样悄然渗透于作品之中的。然⽽,统治集团的思想意识并未完全统摄这部作品,使它们彻底沦为思想⼯具。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还会从读者习焉不察的字⾥⾏间,梳理出与统治集团的思想意识相抵牾的内容,也就是所谓颠覆性因素。新历史主义批评所制造的悬念,批评家的⼴博学识和犀利眼光,正是通过这⼀环节得以表现出来,⽽新历史主义批评之难于操作、不容⼈率尔操觚之处也正在于此。这些颠覆性因素,并不表明作家具有改造现存社会状况的宏伟志向,它们只是作家不满现状⽽抒发的不同政见,因为批评家接下去还会证明,这些异见最后还是受到了权⼒的遏制。
⼀般认为,新历史主义批评具有以下⼏点特征:第⼀,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往往去考察各种体裁的⽂本,去证实它们在协
⼀般认为,新历史主义批评具有以下⼏点特征:第⼀,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往往去考察各种体裁的⽂本,去证实它们在协调国家内部权⼒关系⽅⾯发挥的关键作⽤。第⼆,他们决不会将⽂学⽂本与其他⽂本区分开来,也不会将它们与它们所在的社会和政治语境割裂开来。第三,他们都有以下观点,⽂学与其他写作形式⼀样,具有颠覆国家的倾向,可这种倾向最终会被遏制。第四,新历史主义分析研究同⼀历史时期的各类⽂献,以便证实每⼀时期都有其特定的权⼒模式。例如,蒙特罗斯的《塑造想像》(“‘Shaping Fantasies’: Figurations of Gender and Power in Elizabethan Culture”)⼀⽂,通过分析伊丽莎⽩时期的戏剧以及其他性质迥异的⽂本,揭⽰出它们是怎样通⼒合作,为⼀代⼥王塑造出神话般童贞⼥王形象的。作者以《仲夏夜之梦》为主要分析对象,还不惜笔墨,去分析⼀个⼩⼈物的⾃传、当年流⾏的⼀本医学⼿册、沃尔特·雷利爵⼠(Sir Walter Raleigh)的游记,以及其他有关亚马逊⼥王的故事。这些⽂本有着共同的意象、主题和⽐喻⼿法,直接影响到莎⼠⽐亚对伊丽莎⽩时代社会权⼒格局的再现。蒙特罗斯把莎剧与这些看似不相⼲的⽂献等量齐观,就是为了解释伊丽莎⽩的童贞⼥王形象如何经⽂⼈发明出来并在社会上⼴为散布的。⽂学与⾮⽂学⽂献交叠出现,相互印证,它们不仅是当时社会和政治话语的产物,同时也侧⾝参与了社会和政治话语的形成,正如蒙特罗斯所见,《仲夏夜之梦》对于伊丽莎⽩被当偶像来崇拜有推波助澜之功。
格林布拉特的⽂学批评特⾊:格林布拉特的批评的⼀个显著特⾊是,⽂章伊始,先讲上⼀段鲜为⼈知的逸闻秩事,再转⼊所要分析的⽂学作品,例如,在分析《李尔王》的那篇⽂章中,他先介绍了⼀位
两河口水电站牧师所写的⼀本揭露天主教⼠驱魔伎俩的书,分析《第⼗⼆夜》的那篇⽂章,以蒙⽥讲述的⼥扮男装的故事为开端。他的批评名篇《隐形的⼦弹》(“Invisible Bullets: Renaissance Authority and Its Subversion, Henry IV and Henry V ”)也是以伊丽莎⽩时代的名⼈托马斯·哈⾥奥特(Thomas Harriot)的逸闻为楔⼦,再进⼊⽂学⽂本的分析。他这样做,倒不是去说明⽂学⽂本反映了这些历史事件,⽽是因为,他发现,在逸闻轶事和主要⽂本的背后,有着相同的话语模式。
8. 简析⽂化唯物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异同。
吴晓梅:
新历史主义和⽂化唯物论的异同:⽂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出现的时间极为接近,其基本理念、批评⽅法及政治⽴场诸⽅⾯,也有许多契合之处,所以常被齐举并列,俨然成双峰对峙之势。两者都极⼒强调⽂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这是对细绎派和新批评的反拨;⼆者都以⽂艺复兴时期的⽂学为主攻⽅⾯;⼆者都很倚重⾮⽂学⽂献,抬⾼了它们的地位,甚⾄让它们与经典作品分庭抗礼;两者⼜都重视⽂化产品对于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的塑造作⽤。
另外,新历史主义,特别是⽂化唯物主义,总是带有⼀种⽆法释怀的政治批判⽬的,它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复原历史的本来⾯⽬——后者是历史主义⾼扬的旗帜——⽽是有借古讽今,纠偏时弊的良苦⽤⼼。在⼆者看来,经典作家和作品涉嫌被⽤来维护当前的社会秩序,因此,揭露它们如何与社会保守
主义暗通款曲,已成当务之急。在七⼗年代末、⼋⼗年代初,新左派运动在英美开始式微,激进的氛围烟消云散,以撒切尔和罗纳德·威尔逊·⾥根(Ronald Wilson Reagan)为代表的保守势⼒占据了政治舞台,全社会急剧向“右转”,⽂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在此时出现,是怀有悲天悯⼈之志的新左派⽂学知识分⼦对保守势⼒的⼀种反拨。这些契合之处很容易让⼈得出结论:⼆者在理论和批评实践上完全⼀致,它们之间只存在地理和名称的差异。
⼆者之间的区别⽇益突出:新历史主义着重考察⽂本中权⼒的体现及其功能,关注权⼒如何遏制⼀切不利于主导意识形态的颠覆⼒量。与此不同,⽂化唯物主义⼜往前⾛了⼀步:它不但揭⽰主导意识形态在作品中的悄然渗透,还竭⼒搜寻颠覆性因素反拨主导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较⽽⾔,⽂化唯物主义的政治批判意味更加强烈,就总体⽽⾔,它的基调也更为⾼昂、乐观。
9. ⾟菲尔德认为,⽂本是各种⼒量和意识形态⾓⼒的场所,批评家应该在看似铁板⼀块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表⾯之下,发掘出边缘体的声⾳与⾮主流意识形态。⾟菲尔德在《断层:⽂化唯物主义和异见阅读策略》中如何运⽤⽂化唯物主义批评⽅法评论莎⼠⽐亚作品以及锡德尼的《为诗辩护》等⽂艺复兴时期的⽂本?
吴晓梅:
《断层:⽂化唯物主义和异见阅读策略》是⾟菲尔德的⽂化唯物主义批评的扛⿍之作。⾟菲尔德的批
评对象主要是《裘⼒斯·凯撒》、《第⼗⼆夜》、《帖⽊⼉》( Tamburlaine )、《奥赛罗》、《麦克⽩》、《亨利五世》、《哈姆雷特》、《浮⼠德》以及锡德尼的《为诗辩护》等⽂艺复兴时期的⽂本。通过使⽤⽂化唯物主义的揭密策略,⾟菲尔德⼒图发掘⽂本中反拨主导意识形态的因素。
《亨利五世》主要描述了亨利五世的对法战争。在著名的阿⾦库尔战役中,亨利五世运筹帷幄,以少胜多,⼤胜法军,迫使法国与之签订和约,亨利五世趁机得到了他的战利品——法国凯瑟琳公主。在《亨利五世》中,英法两国的战争最终以和平的民族融合结束。⼀般认为,莎⼠⽐亚写出此剧是为时代服务——赞美当时伊丽莎⽩⼀世的贤明统治,影射伊丽莎⽩完美的君主形象。表⾯上,莎⼠⽐亚的《亨利五世》折射出伊丽莎⽩时代的英格兰征战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的社会现实,这些战争都以和平的⽅式结束,象征着英吉利民族的融合和团结。然⽽,⾟菲尔德细察⽂本之后,发现亨利五世的军队在对法战争中烧杀抢掠、欺凌弱⼩、残忍暴戾。他最后迎娶凯瑟琳公主也带有强者征服和占有弱者的含义。事实上,莎⼠⽐亚写作此剧时,英格兰正对爱尔兰⼤打出⼿,这场战争也饱含征服劣等民族的意味。爱尔兰⼈低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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