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的形成
王中宇
全球经济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内在的矛盾，使人们，包括学者、政客、资本家甚至主教们，回到马克思那里需启示。马克思对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形态的私有制进行了系统的剖析，提出了回归公有制的思路。其实反思私有制，向往公有制的，不自马克思始，在他之前，有无数的学者在这个方向上努力。随便屈指一数，就可列出欧文、傅立叶、圣西门、巴贝夫、摩莱里、马布利、梅叶、温斯坦莱、拉伯雷、安德里亚、康帕内拉、莫尔、奥古斯丁、亚里士多德、吕库古、柏拉图、赫西俄德、耶稣？？，然而笔者所知最早的这类思想，出自战国至秦汉年间的《礼记》，这是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在其“礼运”篇中，有如下被广为引证的段落：2010冷笑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
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籼稻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由此可见，在先秦儒家学者心中，人类曾经存在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由于“大道既隐”才导致了后来的私有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家族为基本利益核心，生产资料私有化“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公权力则被强势者把持“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斑蟊
西方学者主要描述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而在先秦儒家学者看来，“大同”社会不是一个构想出来的图景，而是曾真实存在过的现实。他们的判断可信吗？
在先秦儒家学者的眼中，大道既隐后的社会，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生产资料和公权力的私有化。马克思的视角，集中关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认为这是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而先秦儒家学者则从生产资料和公权力两个视角观察社会。这启发我们思考，观察社会演化，从怎样的视角比较合理？由这样的视角观察，“大同”社会瓦解，“大道既隐”到底是如何演化的？池志雄
让我们先从“大同”社会是否存在过这个问题开始观察。
1、“大同”：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释德扬 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是西汉戴圣选编，东汉末年郑玄作注的《小戴礼记》。它汇集了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据信其中多数篇章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战国时代已是私有制社会。这个时期的部分学者认为“大同”状态曾经真实存在，这可信吗？
南宋年间，发生过一场学术争论。官方史学家（国史院编修官）吕祖谦写信给朱熹，指责“礼记o礼运”中“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
论”，“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吕东莱文集》卷三《与朱侍讲元晦》）
看来，吕祖谦质疑的是：这段话“非孔子语”，是“老聃、墨氏之论”，而不在于尧、舜、禹、汤之前是否存在过“大同”状态。对吕祖谦的指控，朱熹复信指出， “礼记·礼运”以五帝之世为 “大道之行”，以三代以下为 “小康”之世，符合史实，无庸置疑。并认为 “小康”之世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那样的 “大贤”就可以达到，而 “大同”之世则需要有更大政治智慧的 “圣人”如尧、舜才能达到（见姜广辉 “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
可见对这个问题，古人早有岐见。那真相如何？我们能到哪里到答案？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解读的古文字可追溯到商代的甲骨文，此前虽有类似文字的符号发现，但不足以提供有关当时社会型态的信息。而商代已经远离了《礼记·礼运》描绘的 “大同”年代。
半个世纪以来，史前考古发掘成就斐然。整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从播阳湖到珠三角、从燕山南北到长城内外到处都发现了史前文明的遗址。梳理这些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学者们提出了“多元一体”说：这些各地独立起源的考古文化，经漫长的相互影响与
相互竞争，最终以中原文化为核心，融为一体。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中国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看来， “大同”社会是否存在过，只能从考古发现中寻答案。植物保护学报
黄河流域
在黄河中游，早期的南庄头遗址（距今10500-9700年）、磁山文化（距今10300-8700年）、老官台（大地湾一期）文化（距今8000-7000年）、贾湖遗址文化（距今9000-7700年）、均未发现社会分化的迹象。
到裴李岗文化（距今9000-7700年）墓葬的随葬品开始有了一些差异，意味着社会成员的地位与财富开始了最初的分化。然而这种分化是极为缓慢的，在其后的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中，原始氏族公社仍是社会的主导形态。西安市的半坡村遗址，显示了这个社会的典型场景： 半坡人生活在距今5600-6700年前，半坡遗址的部落人口400-600人之间。半坡人的“村庄
”被一条大围沟分成三部分。沟东是制陶区，北面是集体墓地，大围沟围住的，则是居住区。一座面积约160平方米的大房子是整个半坡部落的中心，前面是一片很大的中心广场。这座大房子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筑，是大家举行集会、商讨事务的地方，氏族部落首领及一些老幼都住在这儿。大房子与所处的广场，是整个居住区的核心。大房子四周遍布着一系列小型的房子，所有房间的门都朝着大房子而开，小房子里住着过婚姻生活的妇女以及随机来访的其他氏族男子。
半坡人以农耕为生，春种秋收，收获物储藏入公用的窖穴中。在村子的中间，还有一个保存火种、吃 “大锅饭”的地方。这些火种在一个很大的连灶坑中。由椭圆和圆形两部分组成，中间相距1米，火道相通。两个灶的侧壁和底部都有很厚很坚硬的红烧土层。
这些遗迹告诉我们，在半坡社会“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贫富差别，《礼记·礼运》记载的“大同”社会，并非空想。从时间上看，这个时代对应于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帝喾等大的部落。
在仰韶文化早期，只有单间房，每个单间房屋内部往往没有明显的间隔与屏蔽，面积一般
也不大，大多在20平方米左右或更小。这种规模的房子大多只能住2～5人，这样的家庭规模、如此的家居场景，可能代表的是一个核心家庭。这暗示当时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由差别很小的核心家庭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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