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
2020－10－14［作者简介］何洁（1979—），女，硕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康藏历史文化研究；王川（1969—），博士、 教授，主要从事近代西南区域史研究。
何洁
1
王川
2
（1．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康藏研究中心，四川成都610072；
2．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6）
［关键词］
“汉藏教理院”；文化交流；当代价值［摘要］“汉藏教理院”是1932年在重庆缙云山设立的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座汉藏并设、 显密兼习的新型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在开办期间采取开放办院模式，在革除佛教旧弊、发展新式教育、翻译藏汉佛经、沟通汉藏文化、改善僧团风尚、积极服务现实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佛教事业发展的优秀僧才，促进了川渝两地佛教事业的发展，为沟通内地与西藏地方的文化交流、增进汉藏民族的感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做出了积极贡献。“汉藏教理院”是西藏与内地文化相联、民族相通的结晶，是新时期尤其是2020年8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案列，为西藏与内地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历史红利”，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中图分类号］B9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20）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S1－0070－06
“汉藏教理院”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座汉
藏并设、显密兼习的新型佛学院，是近代佛教改革运动倡导者太虚大师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发展新式佛教教育、培养优秀僧才的试验场，也是民国时期政教各界为联络汉藏感情、沟通汉藏文化的积极尝试。汉藏教理院于1932年正式成立， 1950年夏解散。在办学18年期间，汉藏教理院在革除佛教旧弊、发展新式教育、翻译藏汉佛经、沟通汉藏文化、改善僧团风尚、积极服务现实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不仅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佛教事业发展的优秀僧才、促进川渝两地佛教事业的发展，更为促进汉藏文化交流、沟通汉藏民族感情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汉藏教理院”建院缘起
汉藏教理院是民国时期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在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患、僧伽人才缺乏、汉藏沟通困难
等困境下，与川渝两地政教等各界人物积极沟通交流、谋求合作，共同解决佛教界迫切研究西藏佛法、当局亟欲沟通汉藏关系的积极应对之举。民国初年，太虚大师针对清末以来佛教界的种种弊病，提出了在教理上倡导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精神、改善国家社会，在教制上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住持僧团，在教产上施行十方僧众公有制的佛教“三大革命”，并积极通过创办武昌佛学院等学院推进佛教改革。1929
2020年12月增刊西藏研究Tibetan Studies S1Dec.2020
年，太虚游历欧美归国后，进一步主张对巴利文、汉文、藏文三大语系的佛教教法进行深入研究。
1930年9月，太虚大师弘法入川，与刘湘会晤。刘湘此时正拟以佛教为突破口，派选僧人入藏学法，沟通汉藏文化，融合汉藏感情。太虚大师于是建议刘湘，与其派僧入藏游学，不如就在川省设立学院，“聘请汉、藏讲师，招汉、藏青年研习之”［1］，汉藏教理院遂由此缘起。由于建院建议获得刘湘、刘文辉、潘文华等川渝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汉藏教理院筹建工作顺利开展［2］。
1932年8月21日，汉藏教理院正式创建于重庆北碚缙云山之缙云寺。太虚大师为院长，四川省省长刘湘为名誉院长，军长刘文辉为名誉董事长，何北衡任院护，李子宽、潘文华等10人为院董［3］46。1936年，四川省教育厅正式立案。
自行车二、建院宗旨与办院模式
汉藏教理院以“研究汉藏佛理，融洽中华民族；发扬汉藏佛教，增进世界和平”［4］为建院宗旨，以培养新式佛教人才特别是培养致力于沟通汉藏文化的人才为目标，采用新式教育方式，培养适应时代的僧才。
（一）革除佛教旧弊，发展新式教育
在办学模式上，汉藏教理院改变传统丛林整日诵读经卷的教学方法，大胆进行教制改革，采取开放、
现代的办学模式。
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开设常规的佛教文化方面的课程外，还开设了很多现代课程，普通科学生4年毕业，设置了藏文、藏文佛学、汉文佛学等课程，为了适应现实需要，还特别开设了国文、卫生常识、农业常识、科哲常识、森林常识、法学、史地、论理、体育、气象学等多门课程。另外院内设有网球场、篮球场、游泳池，课余还有篮球、网球、乒乓球、太极拳等体育活动［5］。
汉藏教理院采取开放办学理念，经常邀请川渝两地的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发表讲演，以开阔学生胸襟、培养顺应时势的现代僧伽人才。演说内容涉及动员抗战、佛学研究、沟通汉藏等方面。其中，冯玉祥的《救救和尚》、孙科的《抗战前途与佛教徒的责任》、郭沫若的《燃起佛教革命的烽火》、老舍的《从文学的观点来谈谈佛教》等从鼓励僧侣团结抗日、发扬佛教爱国主义文化、变消极思想为积极思想等方面，鼓励汉藏教理院学生参加到抗日洪流中去。另外还有田汉的《唐代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梁漱溟的《我的过去》、林语堂的《从现代欧美思想上来谈佛教》、马寅初的《从经济学上谈抗战》、黄炎培的《怎样做人》、梁实秋的《宗教僧侣与世界文化》、格桑泽仁的《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6］13－14等主题丰富、内涵广泛的各式演讲。
为加强与各界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一些在汉藏教理院任职的老师常前往川渝各地的高校、佛学院讲授佛学。如太虚大师在汉藏教理院期间曾前往华西大学讲授《中国需耶教与欧美需佛教》［7］277
、在成都无线电台广播作《佛教徒如何雪耻》的抗战宣传［7］235；本光法师也受邀为金陵大学教授《比较宗教学》，后又被聘为四川佛学院的主讲兼训导主任。
（二）翻译藏汉佛经，沟通汉藏文化
汉藏教理院以宗教为纽带，从藏传佛教入手，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从事汉藏佛理研究、联络汉藏感情的优秀学僧，积极促进汉藏文化交流。环太平洋联盟
为了更好的“沟通汉藏”，无论是普通科还是专修科的学生都特别强调藏语文、藏传佛教及西藏文化史、藏汉翻译等方面的学习。专修班学生两年毕业，设置了藏文佛学、汉文佛学、翻译、西藏文化史、西藏地理5门课程［8］。在太虚大师和法尊法师的主持下，汉藏教理院延聘了汉藏两地、全国各省、佛教各宗派的优秀法师给学生授课，另外还聘请曾前往藏地求法的超一、释严定、释观空、释密严、释常光等法师担任教员，还特别聘请了西藏哲蚌寺的土登降凿喇嘛担任藏文教员［9］。
为了增进与藏地高僧大德的交往交流，汉藏教理院还积极迎请藏地的高僧大德到院上课，阿旺堪布、诺那活佛、多杰觉拔格西、贡噶呼图克图、根桑活佛、东本格西、喜绕嘉措等多位藏地高僧应邀前往汉藏教理院讲学。有些高僧大德回到西藏后，还积极为汉藏教理院学生前往西藏进一步深造学习创造条
西藏研究2020年增刊
件。如多杰格西从汉藏教理院讲学回到拉萨哲蚌寺后，专门请其弟子致函汉藏教理院，称“眷念内地僧徒求学之艰难”，入藏学法的僧人，无论其来自藏地还是内地，将享受优待免费，多杰格西在哲蚌寺增添许多房间，“以备汉藏僧徒之住宿”［10］。
另外，1938年，汉藏教理院在双柏精舍设立编译处，添置藏文书籍，翻译出版汉藏丛书，后又增设刻经处、新建图书馆。编译处编译了《菩提道次第广论》《西藏民族政教史》《佛教各宗派源流》《现代西藏》等40余种书籍［11］，运销西康、青海各地。其中，《汉藏合璧读本》《藏文读本》等教科书，被教育部用作边疆事务教育的教材。除编译佛学书籍外，编译处还翻译介绍中国现状和抗战宣传的宣传册，分发到康藏地区［12］。
通过改革传统佛教教育学制，汉藏教理院培养了一批有志于研究藏传佛教、沟通汉藏文化的学生，他们在汉藏教理院毕业后，不畏艰险，发心进藏，用实际行动，促进汉藏交流。毕业学生释满度、释隆果、释碧松（邢肃之）、邓明渊、释寂禅、释满月、释永灯（杨化）、释善化、释通孝等10余人先后奔赴藏地学习，有的还留在涉藏地区从事研究和工作［13］。
（三）改善僧团风尚，积极服务现实
汉藏教理院积极践行太虚大师推行的贴近民众社会生活的“人间佛教”思想，积极推动佛教人间化。汉藏教理院还附设佛化平民教育，筹办了业余夜校，兴办了江北塔坪寺民众小学，新建了北碚金剑山大个旧三中
雄中学，推动当地教育发展。汉藏教理院师生在课余还积极从事筑路、垦荒、培植森林等劳动活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太虚大师以其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力，高举爱国旗帜，积极号召各地佛寺开展抗日救国斗争，汉藏教理院的师生也在太虚大师的带领下，积极捐献和募集抗日资金，支援抗日。1937年11月，汉藏教理院率先开僧伽救国的先声，组织“僧伽军事训练班”，分两班进行训练。其中，救护班主要是救护战区内受伤的军民，防护班主要防守后方、维持治安。同时汉藏教理院还通知重庆及巴县的各佛寺，抽调少壮僧伽前往汉藏教理院参加军事训练［14］。经过训练后，汉藏教理院组织了一支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参加救护。在重庆遭受日本大轰炸期间，僧侣救护队积极开展救护工作。1938年1月，汉藏教理院师生200人全部加入新成立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组织各种抗日宣传队，分别到北碚及周围乡镇进行抗日宣传［15］。除了投身到抗日活动中，汉藏教理院还举办法会，为前方将士诵经祈福，并追悼亡者。
（四）拓展国际交往，增进友好交流
如何提高口语表达能力>谢旭人简历在太虚大师的带领下，汉藏教理院还成为中国佛教界与国际佛教界交流的“领头羊”。一方面，汉藏教理院师生积极奔赴东南亚诸国考察交流。1934年，汉藏教理院教员慧松、岫庐参加“锡兰学法团”，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学习，研究南传佛教；1940年，太虚大师又派出教务主任法舫、学生白慧、达居等赴印度、锡兰传播大乘佛教，白慧在印度国际大学除教授英语、梵语等多种语言之外，还积极讲
授佛教方面知识，“并从事带有民族的教义宣传”［16］；1945年，汉藏教理院还在缙云山北温泉举办“国际佛教文化展览”，展出许多反映东南亚各国佛教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法物、照片。另一方面，汉藏教理院也成为很多外国访问团或外国友人访问中国时的重要站点，“缅甸访华记者团”、印度僧噶底法师、美国记者侯安纳、印度大学罗达克利西那校长、英国人蒲乐道等很多外籍人士到院参观或访学［6］13。
为了争取国际上对中国抗日的支持，同时为了交流佛教文化，佛教界还积极组织访问团出访南亚各国。1939年，汉藏教理院院长太虚大师率领“中国国际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泰国、越南等国，与各国就宗教、文化领域的问题进行交流，汉藏教理院多位教员随从出访。出访期间，太虚大师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在各种场合发表揭露日本暴行的演讲，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17］。1940年，汉藏教理院的2名学生还参加了“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自重庆出发，前往印度、缅甸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控诉日军罪行，以“唤起国际佛教徒的广大同情”［18］。
上述活动，增进了东南亚、南亚国家佛教界、宗教
“汉藏教理院”及其当代价值
界对于中国抗日活动的支持，增加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增进了双方僧伽、民众的友谊，为当今“一带一路”的友好交往，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界、民意的基础。
三、汉藏教理院的当代价值
（一）为新中国佛教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汉藏教理院在中国佛教教育的发展过程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汉藏教理院承担着沟通汉藏文化、培养佛学人才、佛教改革复兴、振兴中华佛教等多重角，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教育提供了切实可行、可以借鉴的发展模式和教育理念。新中国成立后，受太虚重托管理汉藏教理院多年的法尊法师先后担任中国佛教界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的副院长、院长［19］，汉藏教理院的正果法师、观空、叶均、虞愚等也先后在中国佛学院担任教职和领导工作，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青年佛教人才。
在法尊法师的主持下，中国佛学院以“教书育人、学修并重、爱国爱教、弘法利生”［20］为指导方针，在教学研究、管理方式、教育模式等方面都借鉴了汉藏教理院的诸多办学经验①，并为日后陆续恢复和兴建的其他佛学院开创了范例，为藏传佛教中国化走出了尝试的步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
（二）为佛教事业发展培养了一支中坚力量
汉藏教理院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时期在海内外有名的佛门高僧，对于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1936年考入汉藏教理院学习的正果法师，专修科毕业后留院任教，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担任中
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北京广济寺住持等职［21］；释演培自1958年起，开始在海外弘法，并在新加坡成立“佛教福利协会”，自任会长，1986年和1992年，先后2次获得新加坡总统颁发的奖章［22］；1941年入汉藏教理院的叶均，后又前往锡兰留学，1957年回国后，在中国佛学院任教［23］；1933年在汉藏教理院学习的慧海，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贵州省佛教协会会长，先后赴缅甸、新加坡、日本等国讲经弘法［24］；释续明毕业后留院工作，1949年随印顺赴香港，后在台湾定居，先后在台湾主办灵隐佛学院、福严佛学院，台湾的很多住持都曾受教其门下［25］；在汉藏教理院毕业留任的教师释竺霞，1980年担任罗汉寺主持，并先后担任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等职［26］；1938年在汉藏教理院学习的明照，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贵州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在汉藏教理院任教的虞愚，新中国成立以后任中国佛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27］；1935年在汉藏教理院任教的陈健民，后前往西康炉霍专学修行6年，后又赴印度修学，1972年前往美国弘法，曾任美国佛教协会主席［28］。
（三）顺应时代的“人间佛教”思想影响深远
1950年，汉藏教理院停办后，汉藏教理院的师生继续在全国各地传承、发扬、践行汉藏教理院的佛学教育理念和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太虚大师积极推崇的“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实”［29］的“人间佛教”思想及佛教必须顺应时代、改革发展、服务社会的改革思想［30］，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宝贵精神财富，影响了一大批弘扬佛法的优秀僧伽人才。在赵朴初、星云大师等的继续圆融下②，“人
间佛教”成为新时期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时俱进、服务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撑。而汉藏教理院主张不同宗教文化之间交流互鉴、宗教界人士之间互联互通的开放理念，以及通过交流增进了解、通过开放促进发展的发展思路，对今天川渝两地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促进交流、推进合作、共谋发展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四）新时期联系川渝佛教文化的重要纽带
汉藏教理院是川渝两地在历史上紧密合作的结
西藏研究2020年增刊
①②赵朴初在庆祝中国佛学院成立40周年上的讲话指出，中
国佛学院“创办之初，就在办学宗旨、教学与研究、行政管理上，把继承传统、适应当代、开拓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见赵朴初：《中国佛学院四十年》（1996年10月21日），收录于《人间佛教思想文库·赵朴初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175页。
据王尧先生回忆，太虚大师“直至往生之前，还遣命赵朴初居士继续宣扬‘人间佛教’思想，时至今日，无论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乃至南洋新马华人社会，无不受到太虚大师的慈光煦照，无处不在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见王尧：《汉经融藏典，教理叩禅关———颂太虚大师创办汉藏教理院的
伟大贡献》，收录于王尧：《师道师说·王尧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晶，更是当下联系川渝佛教文化的重要纽带。由于地缘和学生学籍等原因，汉藏教理院学生毕业后留在川渝各佛寺的尤多，对川渝佛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汉藏教理院毕业的学生中，除一部分留校任职外，其余学生或住持丛林，或讲经传戒，或入藏求学。其中一部分教员、学生奔赴川渝各地筹办或主持佛学院、佛教会、莲社，成为佛教革新的一股重要力量。汉藏教理院培养的学生、遍布各地丛林，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师制造厂”，据初略统计，汉藏教理院教师在川渝创办的佛学院有重庆华岩寺天台教理院、开县大觉佛学院、合江法王寺佛学院、合川嘉陵佛学院等。据1949年德田的调查，当时“国内国外和西藏，各个距离不同的地方，都有汉院同学的足迹”，在川渝的很多学院更是“上自院长，下至学监，都是清一的汉院同学”［31］。汉藏教理院因其在川渝佛教历史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现已成为一张展现重庆地域文化的重要历史名片，汉藏教理院所在的缙云山也成为展现重庆佛教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五）新时代“一带一路”友好交往的历史红利
“汉藏佛理院”不仅培养新一代的僧伽人才和从事研究佛教，还以“发扬汉藏佛教，以增进世界文化”［3］47为己任，积极拓展与国外文化宗教界的交往与合作。在太虚大师的努力和率领下，汉藏教理院以佛教为纽带，注重与东南亚等临近国家的交往与活动，不仅获得了东南亚、南亚国家佛教界、
宗教界对于中国抗日活动的支持，还开拓出了中国佛教通往世界的现代佛教之路，为2020年1月国家首次提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及今天川渝地区向外拓展、增进与世界交流，提供了“历史红利”。
2020年8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而“汉藏教理院”的兴建、发展，为西藏与内地开展经济社会交流、文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也必将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推动、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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