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漫天
到上海后经常去“新天地”玩，每次由黄陂南路拐进兴业路总是要看一眼中共一大旧址，但来上海三年时间了，虽然无数次路过这个我小学一年纪就知道了的著名的旧址都没有进去过一次，原因很简单，因为时代不同了，这个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圣地如今变味了~！
一大旧址的南、北、西面是大片海派老建筑，如今叫“新天地”，早已被共产党打倒的“新兴的资本家太太小们”（现在叫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或精英阶级），“洋鬼子的代理人以及他们的们”（现在叫国际友人和他们的女朋友）一般都会流连于这条酒吧街，而“新天地”东北角的小弄堂里一到夜晚就拥满了打扮得和日本AV女郎一样艳丽的的性工作者（以前叫，现在叫小），弄堂口的斜对面就是派出所，门口停着豪华警车……当然还有大批旅行社的各地普通观光客……这里是上海时尚的地标，是卢湾区的骄傲，也是我最痴迷的老法租界的一部分，我算什么呢？按上世纪的说法，我充其量算个追求个人享乐主义的小资产阶级~。
每当我看见那么多金发碧眼的洋人、漂亮时尚的太太小，衣着暴露的，孤单的清洁工，脏兮兮的流浪者，疲惫不堪的民工，形形的人穿梭在这一排门牌号为兴业路76号的红石库门前时，我总感觉历史在嘲笑着什么！~
终于有一天（2008年某日），我参加卢湾区的一个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现场办公会议，那个后来出国考察不归的某区长说：卢湾区是上海的风水宝地，在这个地方，十多个共产党人开了个小会就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今天这个小会也许可以做出大事体云云……卢湾区文化局的某领导还握着我的手说：你去一大会址看过吗？那里面有好几个是你们湖南人呢。
领导的关怀，长辈的推荐，使我不得不时间进去了一趟，这个显眼的海派宅子里如今只剩下简朴的陈设，墙上挂着13+1幅照片（13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直到最近这个外国人
欧亨利的照片才被到），这十三个人代表着当时支离破碎的中国的希望，他们中出现了新中国的缔造者，有大英雄，有大学者，也有几个所谓的投机家，但这些人无疑个个都是传奇人物，看着这些照片和房中的长桌，使我想起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因为那也是一桌十三人~！ 视频监控设计方案
在这十三位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最大的创始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到会）中有四位是湖南人——上海代表李达（湖南永州人）、长沙代表（湖南湘潭人）、何叔衡（湖南宁乡人）、留日代表周佛海（湖南沅陵人）。其余的有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包惠僧，外国人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牵引力控制系统
如料想中的，里面有一组抢眼的加工粉饰的宣传蜡像，站立演讲者是我这辈子唯一崇拜的伟大领袖，而上海共产党的创始人李达与李汉俊、一个在认真记录、另一个则在给倒茶，革命老黄牛何叔衡在仔细思考着，最龌龊者当然是如犹大一样的张国焘，变
龙周佛海和大汉奸陈公博则有点像痞子瘪三，其他人则非常崇拜的注视着，这种夸张的、不符合事实的政治宣传画面我曾经多次在家门口的长沙市博物馆（即清水塘纪念馆）看到，人们只知道带领老婆杨开慧在清水塘干革命，却忘记了提供这所房子的另外一个重要革命者易礼容！而杨开慧呢？其实只是一个忠于丈夫的普通家庭妇女，而另外一个家庭妇女李淑一，因为有了送的一首诗，就一天到晚在家里杜撰她和杨开慧的革命故事，于是真实的家庭妇女变身成为了历史中的女职业革命家……历史有时候是被夸张的，搞怪的！~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事，现在大了，因为读多了历史，现在当然对这些个刺眼的符号不太感冒了。
当然，我还是继续崇拜的（我因为是个弱者，所以一向崇拜强者），但这组蜡像却让我难受，当今有些艺术家也确实让人作呕，历史就是历史，既然是历史纪念馆，就应该尊重历史，那时的在党内的地位还没有那么高，他也还够不上在会议中指引全党方向，他那时候还只是个湖南代表兼会议记录，如李达曾经说：“党的一大的最大功绩是发现了伟大领袖。”马上就有马屁精跳出来批判李达“借领袖抬高自己”，可李达说的是事实呀~！我现在才终于理解了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为什么叫“总书记”的奥妙~
关于一大，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经过，以及这几个湖南人的结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23日晚在上海召开的，而教科书上很长一段时间却说是1921年7月1日召开，“实事求是”自诩的人一般个人主义严重。
ZG一大的筹备工作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两人完成，一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中央局（即当时的党中央），因为陈独秀在广州，周佛海暂时代理了中央局书记，所以李达、包括张国焘、周佛海等当时在党内的职位都是高于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李达， 1890年生于湖南零陵（今属永州冷水滩市），1
913年考取官费生留学日本，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李达开始从日本报刊和书籍中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于是在日本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给上海的《国民日报》“觉悟”副刊发表。
1920年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分别在北京、上海作建党的准备工作。两个月后，联共（布）派魏金斯基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中国，先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后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以说服他们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1920年５月，上海方面在魏金斯基的帮助下，以“新青年社”为中心，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者包括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不久戴季陶、张东荪退出。
1920年8月，李达回国，到上海拜访了著名的陈独秀。并寄住在陈独秀家里（渔阳里2号），积极的与陈独秀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共产党》月刊主编。随后，李达与
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等八人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推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出台了一个《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并同时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赵世炎、周佛海、李季、袁振英、刘伯垂等人陆续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1月，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东出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汉俊代理书记，并主编《新青年》。后李汉俊认为陈独秀私欲太重，不讲民主，两人闹意见，还为党章草案发生了严重分歧。陈独秀非常气愤，便写信要李达反对李汉俊。
李达只得周旋于陈、李两个同志之间，竭力调解。可李汉俊不肯再当书记了，李达只好接手，于1921年2月起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全面主持党的筹建、宣传、组织、联络工作。4月，31岁的李达与年轻教师王会悟结婚。婚后他们搬出陈独秀家，租住在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后来这里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早的办公地。
中共一大的筹备和召集都是由李达负责，而一大外地代表的食宿和会务则主要由他夫人王会悟负责。
1921年6月，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东京留学生、旅欧留学生都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因此，李达和陈独秀认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时机均成熟。
1921年６月３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来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马林是荷兰人，因同情俄国革命被驱逐，１９２１年列宁委派他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他向李达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筹建情况，建议李达早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于是，李达与陈独秀联系，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李达又与李汉俊商量，将会址安排在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会员李书城的家中，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为上海卢湾区兴业路76号）。
接着，李达通知各地派代表来上海开会。他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1920年７月２０日来上海开会。
李达给长沙的通知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的，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何叔衡同往，当时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兼《湖南通俗日报》经理，比较有钱的。1921年6月29日下午6时，风雨欲来，同何叔衡来到湘江码头，秘密登上轮船由武汉转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5日左右，28岁的和45岁的何叔衡到达上海，以“北大师生旅行团”的名义住进了白尔路389号（现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内二楼最西头的一间房子，24岁的周佛海从日本回来后也住在这里，当时学校正放暑假，代表们都住在学校二楼的老师宿舍，校长黄绍兰女士一家还搬到一楼教室，把房子腾出来给客人住，黄绍兰当时并不知道她的学
校竟然会成为“开天辟地”的会场，只知道是李汉俊和湖北老乡董必武的朋友来上海玩。
毛**和何叔衡到李达报道，李达问：“你们是ＣＰ（共产党）．还是ＳＹ（社会主义青年团）？” 说：“我们是ＳＹ。”李达说：“我们是开ＣＰ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ＣＰ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ＣＰ。”所以当时还很年轻，他当自己是来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
整个会议由担任记录（有一手好字，书写极快），所以他在像中的样子应该是坐着写而不是站着讲。但也作过一次发言，报告了湖南的工作情况，但那他也是要边讲边记的，刘仁静回忆“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包惠僧回忆“老成持重，沉默寡言”。
7月30日，由于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和搜查，由王会悟联系，大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胡的一只游船上开完。
自性自度什么意思
一大通过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陈独秀担任党中央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并决定在陈独秀回上海前，由周佛海任代理书记。一大闭幕后，周佛海、李达、张国焘三人就举行了中央局第一次会议。由于经费困难，周佛海又要回日本继续学业，他们催请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上海专任党中央的书记。从此，中央局就在辅德里625号李达家里办公。李达则辞去中华书局编辑职务专事党中央的工作，只到后来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离开上海，脱离了他亲手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与何叔衡回到长沙既开始组建中共湖南支部，何叔衡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马日事变后，何叔衡回到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开展地下工作。1928年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人先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在上海负责全国互兰州理工大学学报
美好生活评价
济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1931年何叔衡追随到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直到1937年在长汀突围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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