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李春梅
[摘 要]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关于“在五四时期从国外传入中国的社会思潮中， 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重点难点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回答：第一，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想追求的失败；第二，世界范围内反资本主义浪潮与中国思想界的转向；第三，中国先进分子在学习、实践与论争中反复比较推求，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什么是按劳分配
[关键词]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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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思想激烈变动的时期，西方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在“救亡” 的旗帜下蓬勃开展起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众多西方思潮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现象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期间又蕴含了怎样内在的历史逻辑，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课的教学中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帮助学
生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增强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意义重大。本文主要从国家出路的选择、世界大势的变动以及中国整个思想界的演进三个方面来考察中国先进分子选择社会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必然性。
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想追求的失败
想要寻问题的答案，首先要回顾中国的先进分子追梦的历程和现实的碰壁。
电离层 在中国，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思想领域的激荡，没能改变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命运。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运动，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奋斗不已，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直至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倾覆，民国建立。人们普遍认为，破坏已终，建设开始，对新的共和制度充满了憧憬和信心，但被国人寄予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共和厚望的袁世凯最终以专制代替民主，中华大地上第一次追求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的理想失败了，民众实现民主国家的希望被出卖了，许多知识分子备受打击，有失望至极，愤而自杀，为共和殉葬者； 也有从此便不再过问政治，埋头于故纸堆者。一时间，失落、迷茫、彷徨乃至绝望笼罩中国整个思想界，正如吴玉章所说，“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
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思想上非常苦闷 ”[1](P103)而一部分真正的志士，并未气馁而停滞不前，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失望、苦闷和痛苦中深刻反思现实，中国的政治何以败坏到如此地步？他们在痛苦中继续探索，并形成新的共识，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相对于政制的建设而言，思想的觉悟与人格的独立更为重要。如鲁迅所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照旧，全不行的”。[2](P31)一些有识之士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同时，把挽救国家的注意力放在了思想文化领域。陈独秀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是造成民德堕落的原因，因而也就是造成政治破环的原因，中国要想巩固共和，就必须先将反共和的旧思想和旧道德旧伦理，一一洗刷干净不可；而且在他看来只有代表西方文明的民主和科学，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种以思想革命解决政治问题，将文化创新与社会改良相结合的思路，是中国思想界转变的重要契机，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巨大解放，为新思想的传播扫清了道路。然而， 没有社会制度的改造作为基础，将国民性改造处于优先的位置，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没有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撑，个性解放，新道德新
3DAV伦理新价值的重塑，能实现吗？这个疑惑在 1923 年被鲁迅以“娜拉走后怎么样”的形式提出，鲁迅觉得，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如果缺少一个良好社会的支持，似乎很难实现。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启蒙者，也明显感到“不谈政治”或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会削弱他们的政治参与力和影响力。于是陈独秀领头的《每周评论》在 1918 年底问世， 该刊专门讨论政治问题、专门谈时事，以补《新青年》之不足，这似乎已经发出一个信号：直接投入政治实践将要再度成为他们“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方法。[3](P275)这就意味着，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上更进一层，改造社会将推向深入。
二、世界范围内反资本主义浪潮与中国思想界的转向
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进一步改造，前途依然迷茫，尽管新文化运动在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国家的思路影响下，介绍了各种西方的新思想，但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想和学说，中国人又该如何选择？正当中国人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世界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中国思想界又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一直被视为近代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在进入 20 世纪初期爆发了一次空前的世界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未有的惨烈，其带来的恐惧、灾难、非理性和非人道使得对西方
文明的乐观和自信受到沉重打击，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产生了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不安，乃至悲观的情绪。最能反映西方人对西方文化的怀疑的一本书就是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其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它的衰落期。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战争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点， 公然宣称“资本主义在今日已不容于世界”。[4]这种来自于西方世界自身反省的反资本主义浪潮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思想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产生怀疑，但真正让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彻底幻灭的则是巴黎和会。巴黎和会使人们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幻想，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彻底破灭。陈独秀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5]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沉重打击， 难道中国人苦苦追求的西方文明就是这样的吗？ “为什么先生老是打学生”（语）。中国思想界迅速兴起了一股质疑与批判西方文明的思潮。1920 年梁启超发表的《欧游心影录》，断言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中国不能再走西方的老路，就连陈独秀也说：“我们不但对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不要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方文化，也不要满足才好”。[6](P128)然而中国是否又要回头再走自己的老路呢？也不行。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双重文化危机”之中， 正如李大钊所说：“世界非有第三种文明崛起，不足于渡世危崖”。[7](P560)他们急切寻“第三种文明”，于是，俄国革命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会泽信息港
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以为自己的面前只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他们认为以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那还是遥不可及的将来才需要考虑的事情，陈独秀就说过：“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 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8]但是，十月革命开始改变了中国人的这种认识。十月革命证明，落后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引自己的解放之路，它使陷于彷徨苦闷之中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当时就讲过，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7](P608)可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俄国人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就不可能这样做呢？加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改变了中国人对俄国革命怀疑、观望的态度。《新青年》杂志刊登的中国舆论界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反映中，就有人这样说： 这个宣言体现了新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当由此前进一步，去 “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9]这表明，中国人对俄国的态度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从感
情和理性方面开始倾向了苏俄。全国各界联合会在对苏俄对华宣言的答复文中宣称，“吾人更信中国人民除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外，皆愿与俄国人携手”，“从此旧式的政治家资本家之迷梦，无由实现，而公正有力之声浪弥漫世界，则各国人民起打破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之期不远也”。[10](P144)由此可见，时代思潮的转换已经完成，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都倾向于用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10](P144) 一时间，互助观几乎为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由于对“一战”的厌恶，他们开始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大同主义转变。
三、在学习、实践与论争中反复比较推求， 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虽然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后期已逐步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当时人们眼中的社会主义，既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也有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各种思潮之一种，起初并不具备优势。如何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十月革命以后，通过一系列的实践和论争，马克思主义的优势逐渐显露出来，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反复地比较和推求，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实践。五四时期，在诸种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占据优势，如克鲁泡特金
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他们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混合物，它们所幻想的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 既读书又劳动的田园诗般的新生活，吸引了当时的爱国青年，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其影响提出了脱离现实的空想的社会改造主张。
“工读互助团”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他们主张把教育与职业、学习与生计统一起来，打破劳力和劳心的界线，从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改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19 年７月，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左舜生、王光祈提出在北京城郊租种菜园，实行半工半读的具体设想，经过酝酿和倡导，这个工读互助团很快在北京宣告成立，并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支持。但是，好景不长，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各种现实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不到一年，就纷纷解散。
通过实践，许多人深刻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陈独秀曾告诫青年：“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11]不少青年在走
了一段弯路以后，由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俞秀松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退出工读互助团后不久，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
2．论争。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思潮的过程中发生过三次大的争论。首先，是“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 年 7 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倡对社会问题进行“一个一个问题的研究”，“一点一滴的改造”，否定从根本上改革腐朽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反驳，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研究实际问题与宣传主义必须结合，改造社会必须“根本解决”，才能解决一个个的具体问题，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社会革命。其次，是陈独秀与张东荪、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1920 年 11 月至 1921年 2 月，梁启超、张东荪先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改造》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们认为中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贫穷，实业尚不发达，“无劳动阶级”，不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中国将来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实业，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去。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上述论点进行了驳斥。他们指出：中国的问题不是贫乏的问题，也不
是知识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要发展实业，解决贫穷落后，都必须讲社会主义，而且“只有采用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12]第三次争论是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主要在陈独秀和区声白之间展开。区声白等人主张绝对自由，认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国家都是罪恶的根源，竭力反对一切国家政权，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从1920 年起，陈独秀、李达、、周恩来等在《新青年》《共产党》《先驱》等刊物上先后发表许多文章，陈独秀、李达、李大钊、蔡和森等人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认为在阶级消灭之前，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并建立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通过争论，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且使更多的人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在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马克思主义者确立了优势地位，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澎湃、恽代英、陈延年、陈乔年、施洋等就是在这一场论争中，由无政府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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