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红
2010安徽中考语文1921年7月，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石库门里宣告诞生。今天，我们回望历史，细节虽有些模糊，意义却更为清晰和重大。 1920-1921年的上海发生了什么？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解密档案，正是还原历史细节的一把钥匙。1920年代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开放卷宗，通过细细解读这批档案，后人可以以更加清醒的自觉，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上海诞生这一命题。
租界警务密报
自1843年开埠以后，近代上海逐步形成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一市三治”的奇特政治格局，由于缺乏统一的权力中心管控，那分割的地理格局、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混居的活动人，折射出近代上海那个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图景。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多元结构所造就的“无序的活力”，影响着人们的行动进而形成历史事件。
在华洋杂处、分而治之的1920年代上海，一年中，发生着数不清的琐事和要闻，密谋和公务。1920年8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S. M. C. Police Daily Report）在“中国情报”一栏中，突然出现长达36行的情报秘闻：
陈独秀，前北京大学教授，现居环龙路。据报道称，陈正于该处安徽籍人士中组织一社团，旨在改进一系列安徽事务并废除现任督军。 几个月前关于陈独秀的调查表明，陈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安徽人，大约35岁。去年，在学生进行反对将胶州割让给日本的游行示威时，陈独秀受到北京政府的逮捕。政府指控他作为一些书籍的作者，在书中有鼓动的倾向。
到达上海后，陈独秀去了全国学联和江苏教育联合会，但并没有参加任何学生会议，至此也可以确定他并没有公开卷入到学生动乱中。一般认为，陈独秀是一位相当激进的改革者，在北京时曾撰写过一些书，这些书在发行流通之前就被政府控制了。但是在没收前，学生就从政府圈得到了这些书的一些印本。
以上文字，是由工部局警务处长麦高云（K. J. McEuen）呈送总办利德尔（N. O. Liddell）
的报告。其中关于陈独秀的这段文字，也是该期《日报》中篇幅最大的一则。《警务日报》是用英文撰写的，将陈独秀的名字拼写为Chen Tuh Hsu,推测其年龄“大约35岁”，这与事实有些出入，1920年陈独秀已经41岁。
工部局《警务日报》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日报，为何在此时突然出现关于陈独秀的大量跟踪报道？
据《上海租界志》载：《警务日报》是工部局警务处编制的日报，从1907年1月1日到1938年6月30日，每日一份，由警务处呈送总办处。主要记载警务处各捕房中、西人员变化情况，监狱及各捕房拘押囚犯统计，当日捕房管辖范围内发生的火警及各种刑案等。《警务日报》中的重要内容，总办通常会批转给工部局相关职能部门处理或提交工部局董事会议及其各委员会——公共租界的决策与咨询机构，并加以讨论。
《警务日报》属于动态简报性质，文字一般都比较简短。这则长长的文字，则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租界警方已十分关注陈独秀的行踪动向，并详细了解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的“过激”行为。
公共租界的密报，探知陈独秀在1920年8月正于“安徽籍人士中组织一社团”。这些密报虽然未能破解出陈独秀组织社团的真正意图，但却还原出一个重要事实：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正式成立，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称为“书记”。
政府预算管理论文
城市并不只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地方，而是历史人物积极活动的场所。1920年代，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中，怎样将马克思主义思潮转化为建党的实际行动，点燃了红革命的薪火？
渔阳里红弧光
1920年的中国，刚刚经历疾风骤雨般的五四运动，社会民众的情绪似乎在创痛中得以短暂慰藉。
新年到了，租界的洋人们正沉浸在跨年的兴奋中，北洋政府依旧在分割、动乱中履行行政统治。就在元旦这天，上海《星期评论》周刊发表《红的新年》的新年宣言：
一九一九年末日的晚间，
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
……
他们俩又一齐说：
唉，现在我们住的、着的、用的、吃的、喝的、抽的，都没好好儿的！
我们那些锤儿下面作的工程，锄儿下面产的结果，
那儿去了！
冬！冬！冬！
远远的鼓声动了！
劳动！劳动！
不平！不平！！
不公！不公！！
更啦！
他们想睡，也睡不成。
朦朦胧胧的张眼一瞧，
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
何绍周这是什么？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到远东。
神户人工岛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
……
这红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
时处危局，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让新兴知识分子发出红新年的呐喊。《星期评论》是早期国民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主要撰稿人李汉俊、沈玄庐等人发出“世界新开”的宣言。斯时，《星期评论》与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齐名，被时人称为“舆论界最亮的两颗明星”。
随着陈独秀的南下上海，舆论界的南北执牛耳者有了地理和思想的交集。
1920年2月下旬，农历除夕，陈独秀悄然来到上海。他是被北洋政府通缉，危急之中由密友李大钊扮演骡车车夫，亲自护送到天津，从而转乘海轮到上海的。在途中，他们商定了一件严肃而重大的事件——“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
不久后，陈独秀住进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石库门里弄，《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北京再迁回上海。仿佛有着神奇的磁力，这里先后聚集了李汉俊、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李达等一批新文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沈玄庐、李汉俊是《星期评论》的主笔，邵力子是《民国日报》主编，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人，几大笔杆均住在法租界，彼此相距不远，大家往来甚密，经常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和改造中国的问题。一时间法租界渔阳里一带，悄然热络起来。据陈望道回忆：大家住的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上海已成为逾出新文化范畴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聚集地。
素娥篇
就在酝酿筹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日子里，一本薄薄小书——《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场及时的春雨。1920年该书初版时，因时间紧急，将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时至今日，这本错版刊物全国仅存留数本。在上海市档案馆里，就保存了一本。因
其珍稀罕见，已被列入“上海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8石武铁路客运专线月，该书再版时，错印的书名才更正了过来。这本译作气势磅礴，富有鼓动性，始译后便成为千古名篇。陈望道、李达的相继到来，为共产党发起组又增加几员虎将。由于上海的“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全国”，这里成了中国青年最向往的地区之一。全国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要求思想解放，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到上海寻进步出路。参与浙江一师学潮的俞秀松便是其中一名代表。在北京大学旁听期间，经李大钊的推荐，俞秀松也来到上海，和他的老师陈望道一起，一头扎进组建共产党的队伍中。
就在渔阳里逐渐升温的建党过程中，苏俄对中国由关注的目光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1920年3月，列宁和共产国际决定，由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代表团的使命是：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在此之前，苏俄东方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维经斯基到中国来看看。列宁给代表团下达了三项任务，第一项就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代表团的负责人是俄国人维经斯基。为了工作便利，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吴
廷康。代表团中有一个中国人杨明斋，他的职务是翻译。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代表团一行五人，以俄文报纸《生活报》记者的身份，于1920 年4月初来到北京。经李大钊牵线，旋即来到上海拜晤陈独秀。
一时间，贤毕至，聚集上海滩，渔阳里红弧光初现。
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由于苏俄代表团的到来而加快了组建步伐。维经斯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广泛会见了无政府主义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等人之后，最终到了中国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在双方多次商谈后，陈独秀决定：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间，在《新青年》杂志社，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正是成立了。关于小组的名称，陈独秀致函北京的李大钊，经认真斟酌，就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党组织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邵力子、沈雁冰、袁振英、林伯渠、沈、李启汉、李中、施存统、周佛海等人。
频繁的聚会活动，引来租界当局关注的目光，于是，便有了开头的《警务日报》的密探记载。既有证据，租界警方为何不采取行动？这得益于在中国大一统格局中，“上海华界与公
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之间、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出现了城市管理的一道道缝隙”。这是物理意义上的缝隙，更是制度意义上的缝隙。这对于早期共产主义的活动乃至中共成立后领导的政治斗争，提供了一个政治活动的缓冲地带。
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成立后，发起组的部分成员又分赴各地组建党小组，经过组织与联络，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东等地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一个共产主义的火苗，开始在中国大地悄然擦亮火花。诚如方德万( Hans van de Ven)关于中国共产党起源中所说，“共产党并不是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就羽翼丰满了，从地方上的私人情谊发展到全国性的组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知识分子体里的校友会、同乡等关系网经历了共同的战斗经验才逐渐转变成一个列宁主义式政党。”
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的宣传活动蒸蒸日上。1920 年9月，《新青年》改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这份杂志由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完成了华丽的红转型。11月7日秘密创办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这个刊物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第一期便印发了5000份。1921年，《共产党》第五号短言，庄严昭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组织青年活动也广泛开展起来，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
年团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成立，为了便于工作，门口还挂上“外国语学社”的魏碑体招牌。年轻的俞秀松担任第一任团书记。1921年3月底俞秀松前往苏俄，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的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密切关注。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赞誉，“上海的组织是中国的中心……完全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老渔阳里2号是《新青年》编辑部、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所在地，新渔阳里6号是外国语学社、社会主义青团所在地。两个地方都是半公开的红场所。作为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渔阳里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梦开始落地生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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